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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自《新京报》首先对湖南嘉禾强制拆迁事件进行报道后，全国媒体纷纷跟进。5月23日的《北京青年报》又有新的报道。这些报道差不多与这个事件本身的发展进程同步了。这在近年来的舆论监督中还是不多见的。
嘉禾事件的本质是用权“超界”
这一事件使我们看到：一级地方政府如果把对人民的权力用到极致是什么样子；地方政府为了一个特定的行政目标把权力“用足”是多么可怕。
嘉禾拆迁事件反映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政府的各项行政权，大都有其合法的来源，大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当它们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分门别类地单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当所有这些权力集中起来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肯定是不公正的。这是程序的公正问题，而不是实质的公正问题。
我国的行政立法，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都对政府行使权力有着程序上的制约，但是，关于日常行政程序的立法———行政权行使程序的限权性立法，仍然严重滞后。这既表现在对政府权力的“超界”使用没有明确的限制；更表现在对政府权力的“超界”使用，在除了公民个体的行政诉讼之外，没有更为及时、更有力度的禁止性规定；没有公民面对政府行政权侵害即时诉求的程序；没有人民“逃离”于一个政府权力所及的途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嘉禾拆迁事件，并且不以这一个事件的公正解决为满足，不以上级干预、“组织处理”为满足。我们关注的是公民在政府权力之下的常态安全问题。嘉禾事件是“强制拆迁”事件，其性质是强制的过“强”、过滥，是强制的无边无际，而不是强制的具体、偶然使用。如此“强制行政”的地方政府，该想一想它与人民的根本关系问题了。
《新京报》
政府权力介入商业拆迁之危害
这个一度被嘉禾县政府打扮成“国家建设项目”的商贸城开发工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业开发项目。其实质则是嘉禾县政府以行政权力介入商业拆迁的一种手段。政府权力公然介入商业拆迁，有的甚至酿成了严重的事端，这样的事例屡有所闻，而嘉禾县的做法既显示了其独具之匠心，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府与开发商亲密合作、政府权力为商业拆迁竭诚效力的精彩版本。
依照法制社会的公平原则，出于商业目的的土地征收与拆迁行为，开发商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公平合理地取得和补偿产权人的土地房屋财产，即与产权人在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下谈判、讨价还价，政府只对开发和拆迁方的资格、指标等进行程序上的审批，不能介入任何实体内容。相反，政府如果滥用国家征收的权力，协助开发商进行商业开发，当开发商与被拆迁人达不成协议的时候，有关部门为开发商充当“挡箭牌”，对被拆迁人不予理采；或者像嘉禾县那样，不但以仅相当于市场价1.3％的超低价格向开发商出让土地，造成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又是制定政策，又是郑重承诺，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完全把本该由开发商自己解决的商业拆迁当成了政府的中心工作，人们就不得不怀疑政府是否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主要领导是否一厢情愿地把开发商的商业项目也当成了自己的政绩？人们还不得不怀疑，某些已经在事实上沦为开发商“打工仔”的部门和人员，他们与开发商之间是否亲密得有些不正常了？
嘉禾县政府在发给中央电视台的一份公文中称，他们全力支持出台“株连政策”推动拆迁的商贸城建设项目是合法的、规范的，工程建设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的要求，代表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否体现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是否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不是一份简单的公文所能定论的了。包括政府信誉和政府形象受到的损害在内，嘉禾县的这起政府权力介入商业拆迁事件，到底给当地带来了多大的危害，也许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需要披露更多的隐秘真相，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认定与评估。
《北京青年报》
《市场报》 (2004年05月25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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