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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明霞
“到中国去，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成果”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大举进入中国，他们不仅投资生产，而且组织研发、设立采购中心和区域总部，目的是抢先利用中国的发展优势。《日本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一个公司能否在这个新世界兴旺起来，要取决于它能否利用中国的优势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竞争的胜利者将是那些
能充分结合中国的竞争力击败自己对手的公司。
中国作为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可以造就有竞争力的企业，这几乎是全世界的共识。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由中国企业独享。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企业能不能分享、能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这些有利条件，中国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但有较好的基本素质、数量上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又是中国的一大优势。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充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优势迅速提高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很多中国企业不仅不能分享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反而被员工问题拖累，使相当一些企业陷入困境。很多企业在遇到困难和风险时，不能以劳动力结构重组为前提调整企业的经营结构、组织结构和资本结构，从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相反却使企业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一状况如果不能尽快改变，即使目前状况尚好的企业，其前景也令人堪忧。
妨碍中国企业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创造的优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而言，改善公司治理、加速结构调整、转换经营机制是绕不过去、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作为微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改善公司治理箭在弦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清泰在日前召开的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着力陈述这一观点。
陈清泰认为，所有权到位是形成有效公司治理的灵魂。目前许多企业的公司治理被扭曲的重要原因，要么是所有权不到位，内部人控制；要么是一股独大的国有股东行为不端正。原则上讲，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本质上都来自所有者，因为所有者享受的是“剩余索取权”。即在政府收缴了税、银行拿走了利息、职工领取了工资后的“剩余”属于投资者。如果“剩余”是正数，就是利润；如果是负数，就是亏损。作为“剩余索取者”，所有者承担盈亏的后果，因而具有监督其他参与者和做出有效决策的积极性。所有者为获取更多“剩余”的热情，就是企业的动力；防范风险的谨慎，就是企业的约束。离开所有者的激励和约束，将难以避免管理层的非正常行为，所有者的权益也就无法保证。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机构。经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在信息不对称、股东直接监控困难的情况下，经理们就有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因此，股东并不把公司经营权交给经理，而是将公司委托给有决策和监督能力，勤勉、诚信的董事组成董事会去经营。为此，要优化董事会构成，认真执行“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决策机制，强调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董事的个人责任。
保护投资者利益是公司治理的要义，因此，公司的目标必须集中于投资回报。国有企业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给企业设置非经营性目标。一方面使经营者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给企业的经营者的随心所欲留出了更大的空间，结果是财务约束软化和对经营业绩无法准确考核。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但是，除极少数特殊公司外，不能通过出资人机构把政府的多元化目标转嫁给国家投资和拥有股份的企业。公司的目标集中于投资回报，才能建立财务预算硬约束，才能准确评价公司的经营业绩。即使承担某些政策目标的特殊公司，也必须把政策目标和为此而支付的成本设定清楚，强化预算硬约束。
建立具有举错纠错功能的选任用人机制。现代公司的分权、分责、制衡关系，主要是各层级通过对人的控制来实现的。《公司法》中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间有关人事权利的分配，是建立在责任分配和形成有效制衡关系基础上的。尽管对公司具体领导人员的管理十分重要，但维护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形成具有及时纠错功能的人事管理机制，更有利于公司创造良好的业绩，降低风险。
《市场报》 (2004年05月25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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