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面临战略转变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商务部、教育部、信息产业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科博会)2004年5月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经济高峰会作为科博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于2004年5月21-22日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大饭店召开。以下为魏加宁发言实录：

　　魏加宁：首先感谢会议的组办者参加这个会议，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是跟大家 进行交流的机会。也感谢各位能坚持到最后，远远超出了我的意向。一般在北京开一天的会议半天就没了，二天的会开完一天就没有人了。所以这个场面让我很感动。我也希望我尽最大的努力希望我的发言不会让大家失望。

　　大家都知道去年以来围绕宏观调控的问题展开了新的一轮争论，争论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有一个感受，我想借古人的一首诗来表达我的感想，就是横看侧岭侧成峰，远看高低各不同。后面的我就不想说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了。以上的想法就是想从宏观调控的争论后退一些，拉开一点距离进行一些反思。我想或许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和今后的道路有一定的启发。

　　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多重转变的特殊历史阶段，一方面是体制变革、经济转轨以及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多重转变，转变的规模之大，达到13亿人口，包含的内容之广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各方面的内容都包含在里面，推进的速度之快，这也是中国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走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走的道路，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在看到我们过去25年来成绩的时候，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未来的道路还是很漫长的，任务还很艰巨。与过去25年相比，我们面临的情况和问题会更加的复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如何保持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我想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艰巨考验。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关头，我想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展望未来，意义非常的重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过去25年的经验的基础上，看一看，认真检讨一下过去的一些做法，过去的做法哪一些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哪一些是不正确的，需要尽快改正。还有一些可能过去看是正确的、可行的，随着情况的变化，今后可能需要一些调整。我个人过去的研究有一些看法，今天重点想讲一下，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大的战略调整，也就是说，过去25年可能我们这些是成功的经验，但今后要想继续走可持续的、和平的发展道路，就需要做出转变。

　　我想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第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大家知道过去改革开放25年来，我们放弃了改革开放以前所实行的阶级斗争提纲的思想路线，正如刘院长提到的，我们逐步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些时期经历了一些小的波动，但总体来讲没有发生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这应当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25年，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我们也出现了一些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出现了GDP翻一番，以为只要有经济增长，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些认识的误区，导致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滞后的严重失衡。近年来，尤其是去年SARS出现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光有GDP增长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意味着我们党和政府工作重心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转变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五个统筹。

　　关于这个调整，我想解释一下，并不是说没有争论。可以看到这一轮宏观调控争论非常的激烈，背后仅仅不是一个学术的看法分析，这里面可以看到是一些各种矛盾或者多重的原因，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原因，有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原因，也有中央银行和投资之间的原因，此外还有富人和穷人的原因，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举个例子，关于物价的问题，民营企业家跟我座谈的时候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物价高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我们在另外的座谈场合也听到社会学家跟我们讲，对于富人来讲，物价上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对于那些弱势群体，物价将是造成他们生存的一个方面。这些弱势生存能生存下来主要的问题就是物价。我甚至听到一些学者说还是因为GDP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多说几句。

　　在今天市场经济比较发展的情况下，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利益团体或者利益集团是一个中性词。或者我担心的是，在决策层领域，似乎某些产业或者某些方面声音比较大。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表达自己的心声，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确实是有些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现在很微弱。这个现象是需要决策者高度警惕的，你要多方面的、各种声音都要听，从而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刚才我提到在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才讲到的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其他方面差距的拉大，导致了社会失衡现象，就需要你的决策一定要科学化、民主化。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之前首先要做到规范化、透明化，就是谁参加这个决策，提倡的是什么观点，应该让社会有所了解。这个决策应该是问责的。

　　第二问题是关于发展的动力源泉的问题。过去25年来，中国政府妥善处理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这与前苏联东欧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我们的经验所在。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断的通过扩大、开放来推动国内的各项改革。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通过发展来求得社会稳定，在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进一步的扩大开放，也就是我们保持的社会发展良性循环。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25年了，尤其加入WTO以后，在中国市场可开放的领域将会越来越少，这是完全依靠对外开放来推进改革这种模式，有可能动力会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更多的去寻找改革新的动力源泉，增强改革的内在的动力，建立起一种能够不断的推动改革的自我激励机制，用自动式的渐进式改革。

　　第三个方面想讲一下改革的政策。过去25年，我们一直在大力推进工业化，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每逢经济过热的时候都会看到所谓重化工时代来临的说法。有些学者不愿意看历史，这是悲哀的。你回顾25年看看重化工业的比重，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现象，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就业压力逐步增大，似乎是一种反差的现象，这种矛盾日益的突出，我认为中国从单纯的追求工业化转变为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并且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此外，还要加大NGO、NPO这样一些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性组织的发展，来扩大就业的容纳。

　　再讲一下关于城市化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过去25年快速发展与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明显滞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始终坚持走小城镇战略带来的，城市本身有一个规模经济的主题，我就不展开了。恐怕有两个方面，应该从小城镇战略转变为城市化战略与小城镇战略并举，同时加快城市化步伐，也就是要因地制宜，适合大中城市的地区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不适宜发展大中城市的地区搞小城镇。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并不被人为的压住，同时也要像刘院长所讲的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接下来是关于增长方式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过去25年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持续时间之长，增长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日本、韩国，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了增长方式的转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快速增长所依靠的是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特别注意这种现象在经济过热时期表现尤为突出。

　　我们今后的增长方式应该从粗放式增长转为集约式增长，同时要建立集约型、环保型增长方式，要实现这种增长方式一方面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民营企业的步伐。因为民营企业的约束机制比国有企业力度更强，注重投入的效益和效率。另外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资源节约、环保方面的力度，从制度建设、资金投入、宣传开发等多方面入手，制定严格的环保节约和环保标准，对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进行强有力的约束。

　　下一个方面是关于市场战略。过去25年当中，我们一直高度重视引进外资工作，不仅中央政府，而且各级、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竞相为引进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方面的优惠，与此同时，我们也注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鼓励出口创汇，注重出口拉动经济的作用。由于国内外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国内的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大量增加，银行储蓄存款11万亿，投资渠道比较狭窄。另外一方面，经济增长比较高，今后发展应该重视引进外资转为更加动员国内资源。

　　我们曾经承担一个财经部的主题，参加联合国筹资大会提供的一个材料，题目就是如何动员国内资源。另外从出口创汇增强国内的需求，就不展开讲了。

　　第八个方面，关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过去25年，简而言之，一方面重视国有金融机构，另外一方面对国有金融机构服务差、风险大等等，主要是通过加强外部监管来加以遏制。今后，我们应该从加强外部监管为主转变为注重强化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强化自身的约束机制为主。一方面要加强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实现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股份制的机构，通过这些方面来提高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风险的水平。

　　第九个方面，关于财政方面。过去我们一直在财政方面只是在分权和集权之间来回摆动，始终没有走出收放的怪圈。1994年以后，我们实行分税制改革转移和加强了中央财政的集中度，使中央的财政度迅速上升。现在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现在是利用中央的大好形式掩盖了地方债务现象，去年我们专门为这个事做了一个课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今后恐怕要从收放的怪圈走出来，要注重理清各级政府的关系，强化各级政府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说我们要理清中央与地区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财产权的情况，要做到恪尽职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要通过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加强地方的民主建设，强化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协对当地政府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否则靠中央政府远距离的遥控，到地方走马观花的形式，恐怕一方面加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另外一方面也控制不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封建社会那一套，很可能失力，你派一个人去很快就可以搞定。

　　第十个方面关于分配政策方面，过去25年为了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中国政府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其结果一方面经济的效益快速提高，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拉大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我想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到西部地区看的话，到下面去看的话，这种感受会非常的深。

　　最后，我应该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移到公平与效益兼顾，更加注重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提高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一方面要控制和缩小城乡差距，我就不展开了。其次，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要有高超的宏观调控。我觉得通过几轮宏观调控最后不一刀切的时候，最后才能控制差距越拉越大。宏观调控确实要注意这方面。

　　另外在缩小差距这方面，恐怕抑制经济过热应该采取财税方面的问题。再一个缩小贫困差距，这方面应该加大扶贫力度，特别是要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工作的作用，完全依靠政府去扶贫，这种模式、效益低，而且存在很多问题，今天我们也在做这种课题研究。

　　另外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拓宽就业渠道，缩小就业人员和非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的差距问题。

　　下面我讲一下宏观调控的问题，围绕市场经济，曾经是争论最关键的问题，随着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为这个争论定了调，理论的争论好象平息下去了，但是看到在实际工作当中，宏观调控的具体方法到底是行政干预还是行政调节，这个争论仍然时起时伏，尤其经济过热的时候，行政干预的手段很容易就会出来。

　　有关目前宏观调控争论，我刚才讲了不妨后退一步看一看，把视线放长一点看，不难发现冷的时候需要政府加强审批，热的时候还需要政府干预，需要审批。等到过热以后，控制过热，还得政府干预，加强行政审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到底什么时候才是退出的最佳时机，我现在讲不好。宏观调控踢来踢去，你会发现掌握审批大权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利越来越集中，干预的力度越来越大。计划经济毫无疑问，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而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它的手段跟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的，是大量的市场化，通过隐性担保和各种市场化手段去干预。

　　在市场调控下，大家知道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样，一个是货币金融政策，再一个就是财政政策，没有国家计委这样一个机构，规范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特别是宏观调控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宏观调控最频繁的角色，最经常出现的角色，应该是中央一层，尤其是在经济过热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些财政税收的手段，这大家都知道，加重财政的份量。

　　现在有一些打着产业政策的口号实行政府干预，产业政策最早提的是前两位中心主任倡导产业政策，我原来跟过孙绍新做过秘书的时候有一些印象，后来我到日本听产学研究中心所长韦其岩先生讲产业，我就听他的，他是从市民社会、私有制讲起，当时我很不理解，我说这和产业政策有什么关系呢？慢慢的我才明白，讲的意思就是产业政策的前提是企业风险承担，是银行风险承担，而不是政府干预。如果是不恰当的政府干预，一方面讲到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会把本来是企业的风险、银行的风险甚至地方政府的风险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来，我并不是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在不得不出手的时候要说句话，但首先要管好这只自己看得见的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