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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甘林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我国城乡的大街小巷就刷满了“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的大字标语。虽然，这些话很粗浅，但道理却一目了然。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工业发展了，商业搞活了，可在一些农村，广大农民兄弟赖以谋生和发展的根本——土地使用权却屡屡受到一些行政官员甚至村干部的不法侵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正关切。
5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自去年10月起，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在近10个村“压粮扩经”，强迫农民将一部分口粮田拿出来种植林果或烟叶。为保证镇里“连片种植”规划的落实，一些村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田，将土地分为口粮田、经济田，并且规定：凡种口粮田的农民，免缴农业税；经济田则以每亩40元至130元的价格竞包。为此，农民强烈反对分地并卖牛、卖羊筹集盘缠费用四处上访。几个月下来。“从上到下，这么多部门却保不住农民的一张纸（土地承包证）。他们只得自己向村镇干部声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可大李村支书崔荣建竟然说：“你们一没文件，二没上级的信，谁信你们？我就是一级政府，分！”
这里，笔者不想探讨一位村支书究竟是个多大的“政府”，也不打算为这位支书“搞工作”的过人胆魄喝彩，我想，深刻探询一下这位村支书喊出“我就是一级政府”的底气来自哪里，对于剖析一些地方出现的令人费解的社会现象不无裨益。
一句老话说得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农民耕作的特点，形成了直到今天仍然是单个手工劳动、分散耕种，独自承担市场风险的固有格局，这是一个短时间里难以解决现实窘境。因此，让乡村干部对他们的耕作、养殖进行指导是有益的，因为只有让农民朋友尽快适应纷繁多变的市场竞争，才能彻底改变他们被土地束缚的贫困命运。然而，当农民以与政府签订了责任制承包合同的前提下，他们已经成为经济合同法中的经营主体了，如此，他们就有权决定什么赚钱种什么，什么合算种什么。而我们的乡镇干部对他们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就不能再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办法，随意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横加干涉，更不能随便更改50年不变的承包合同，强令他们按照政府的意志行使，而只能对他们的种养植方向进行指导，把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以及市场信息告之给他们，以帮助他们规避风险，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乡村干部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而一名村支书之所以习惯了或者说胆敢喊出：“我就是一级政府”这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强者之声”，正是多年来一些政府官员和国家公权部门对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藐视，对于公民神圣合法权益和尊严的公然侵犯和蔑视所造成的。因为我是一级政府，我想禁摩（托车）就禁，我想收回责任田就收；因为我是一级政府，我当然有权对记者的舆论监督进行封杀，甚至对胆敢对我说不的记者判刑；因为我是一级政府，我为什么不能命令农民栽种“意杨”，我为什么不能对敢于耽误我一阵子的公民影响一辈子？
因此说，河南这起个案的要害不在于村支书是否构成“一级政府”，而全在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从政素质、宪政意识、法律意识和对民本、民生——这个政府合法成立和存在的基石的认知上的可怕的短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老在如何防范干部违法乱纪上费尽心机，倒不如多在教育我们的干部真正弄懂“政府的权力来自哪里”和“我们当官究竟为了谁”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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