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模式”为何破产

　　时报时评徐冰

　　马光臣本有一个挺好的发展机会，小小年纪就成为一个农业公司的部门经理。但是，他却放弃了许多人看来很是光明的前途，离开家乡外出寻师问道。他的目的很明确：寻求给农民一个出路的好办法。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目前在许多地方作为成功经验大力推广的“公司＋农户”模式的反思，他认为：那是赚农民的黑心钱，太脏。

　　5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题为《一个志愿者对‘公司＋农户’模式的反思》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目前在某些地方推行的“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农民不仅无法从所谓的农业产业化中得到实惠，面临的反倒是公司层层的欺诈与欺辱。

　　例如，在“公司＋农户”模式下，公司不仅向农民收取数额高昂的保证金，而且还迫使农民签订责权利严重失衡的合同，从而保证公司只赚不赔。而在一纸合同的约束下，农民只能从养殖公司高价购买饲料和兽药，这些饲料和兽药往往是劣质的、低成本的，鸡鸭吃了劣质的饲料就不能正常地生长，用了劣质的兽药就会死亡，如果鸡鸭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生长到公司要求的标准体重或是死亡，公司就按合同不收购农户的鸡鸭，并将押金作为违约金扣除。

　　“公司＋农户”模式，作为农业产业化的有益探索，被许多地方作为“成功模式”加以推广。从这一模式的本意来看，也自然是“良好”的：把分散的小农经济聚拢起来，不仅形成产业规模，而且缩短产业链条，使农民有目的地种养，有保障地售卖，从而使收益最大限度地回到农民手中。

　　但是，“良好”的本意，完全可能背离其本意的“良好”：淮橘不仅可以变成北枳，如果疏于管理，原地不动也会变了种。

　　“公司＋农户”模式之所以在其原产地蜕变为公司对农户的压榨与盘剥，蜕变为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新的枷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某些公司背弃了市场经济基本的诚信与公平原则。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销售渠道以及信息上的优势，同时充分利用了农民自身的劣势，把本该是平等的交易双方，变成了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驱使与摆布。

　　但是，问题的症结，就是这些吗？

　　不可否认，“公司＋农户”模式为农民销售产品找到了相对稳定的渠道，这本该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是，在这样的结构中，农户和公司，真的是权利平等、实力相当的两方吗？农户究竟是农业产业化中举足轻重的一环，还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业打工仔？真实的情况恐怕是，农户尽管人数众多，实际却是散而弱，根本无法与小而强的公司角力。也不妨说，农户实际有求于公司。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一方到底为什么加入到这个结构中来？是来扶贫的吗？

　　我不否认，许多公司是来帮助农民兄弟的，但我还必须承认，许多公司根本无此想法。

　　我无意从什么道德的立场来判断某些公司的做法，尽管“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原本含有对道德高标准、严要求的成分，但利用制度和法规的漏洞以谋取“利益最大化”，就这个行为本身的“经济”色彩而言，也未必不是“理性经济人”的另一种解说。理性，当然需要道德的约束，理性，却更需要规则与制度来规范。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新经验、新办法层出不穷的今天，古训每每显示出一针见血的深刻。

　　最值得反思的恐怕还是当地的制度环境与“有关部门”。热心于招商引资、热心于为农户排忧解难、热心于探索农业产业化的新道路，精神固然可嘉。问题是，产业之所以能够“化”起来，并不是一个加号就能完事，还有许多事要做。具体到报道反映的问题而言，那些很“理性”地“不道德”的公司的许多做法，即便是现有的法规就可以防范。能够防住却没有防住，问题又出在哪呢？

　　与其说他们是在“理性”地钻法规的漏洞，不如说在“理性”地钻“监管”的漏洞。那么明显无视农户利益的合同，为什么还可以签下来？“有关部门”难道没有责任？当然，你可以说签不签合同，那是农户自愿的事，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公司＋农户”模式中，农户是否有“自愿”的自由选择？更何况，正如报道中提到的，在一定情况下，几个公司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对农户的信息垄断。信息可以垄断，“自愿”当然也可以垄断。

　　“自愿”一旦被垄断，实际就是强迫。

　　许多地方发生过强迫农民种这种那的事，也即“逼民致富”，我们说，这是“有关部门”乱作为，是胡乱插手市场经济；这一回，倒是不乱了，可不乱的实质却是根本“不作为”，考虑到报道披露有些官员接受公司贿赂，帮公司应付上边的检查，究其原因还是在乱作为、乱插手。

　　因此，一个“成功模式”之所以破产，根源仍然是“有关部门”“该干的没干，不该干的却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