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门”告诉我们什么

　　国际金融报记者 陈天翔 发自上海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养老保险是一个可以度量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到底能走多远的测量器”

　　各地纷纷反映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征收难度越来越大,突出地表现在企业拖欠养老保险费 的数额大幅度上升

　　2003年，中央财政在养老保险这一项就补贴474亿元

　　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完善和发展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依靠法治

　　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从铺天盖地的报刊杂志和无所不包的网络上看到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或高官因“拉链门”、“政治现金”、“贪污受贿”、“外交政策”和“教子不严”等等形形色色的丑闻而被公众“轰下台”的报道。对于这些“丑闻”，人们已经开始觉得没有新鲜感了。和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其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本月初，给了人们一个“新鲜”的辞职理由———未缴养老保险。至此，公众终于开始明白了，在日本，不缴养老金原来也是要丢官的。

　　同样，因为养老金问题而“惹一身骚”的首相小泉纯一郎，近日又被日本媒体“爆料”说，小泉在过去曾经有将近7年的时间里分文未缴自己的养老金。此言一出，立即在日本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在野党表示要严厉追究，并要求小泉也引咎辞职。一时间，日本的政客们“谈养老金而色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者日前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方网站上了解到的数据显示，到今年3月份为止，中国参加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都超过了1亿，其中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5亿。但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养老保险体系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还很短，尽管其发展方向是好的，但不可否认地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些还是几年来一直都“悬而未决”的。因此，在看到邻国因“养老金丑闻”而被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们有理由也对自己的养老金制度进行一些反省和思考。

　　无异于偷税

　　一直以来，养老保险都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为重要的险种之一。它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这一制度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众所周知，养老金是社会保障支出中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直接左右着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养老保险在各国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地成为举国上下乃至国际社会所瞩目的焦点话题。究其原因，是由于养老保险与一个国家在改革前后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养老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度量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到底能走多远的测量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郑功成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不缴、拖缴、欠缴养老金，其性质和偷税漏税并无二致。”

　　郑功成教授说，养老保险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养老保险作为政府对劳动者在特殊情况下提供生活保障一种制度，属于政府管理经济的一种职能，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强制实施，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如果有一方没有按时或者没有足额缴纳，那么对整个养老金体系来说，其影响都是重大的。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则直接损害和影响了参保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和待遇，因为，它导致了该企业参保职工个人账户的积累减少，职工退休时的待遇自然就相应减少；而个人欠缴，则可以使得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处于“累卵之危”，极容易造成“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局面。但无论是谁欠缴了，都会直接危害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和正常运行，还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其危害程度和偷税漏税不相上下。

　　强制实施的无奈

　　中国从1986年7月起，就在全国各地开始了社会劳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各地纷纷反映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征收难度越来越大，突出表现为企业拖欠养老保险费的数额大幅度上升。

　　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在参加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机制来确保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正常运转”时，郑斯林部长所回答的第一点就是要“继续扩面和征缴。所谓扩面就是把它的覆盖面从原来的公有制经济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经济；所谓征缴就是提高缴费率，现在有一部分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缴，要督促它来缴”。郑斯林部长并没有回避在中国企业，特别是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长期存在着拖欠职工养老保险的现象。同时，他还透露，2003年，中央财政在养老保险这一项就补了474个亿！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导师赵曼教授分析认为，企业欠缴养老保险金有着多种原因。首先，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改制对养老保险产生的负面影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由于下岗人员数量增加，一部分下岗人员同原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一时难以就业，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还有一部分下岗职工虽然与原企业保持劳动关系，但由于他们已经自谋出路，实现了隐性就业，企业对这部分人员只是名誉上管理而实际上是无法管理；另外，企业破产清偿时没有严格按照《破产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将破产企业所欠的养老保险费列为第一清偿顺序。破产企业历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应由职工缴纳的部分职工个人补足，应由企业缴纳的部分由企业资产变现收入偿还，不足部分由同级财政解决，但在实践中，以上规定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其次，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职工的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对国家和企业依赖性十分强，结果是在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他们从思想观念和工作等方面都显得十分不适应，参加社会保险和履行缴费义务的意识十分滞后，讲养老保险缴费义务，最好免征、少缴；谈社会保险权利，则高要求、高标准。部分企业领导对社会保险工作认识不足，缴费意识淡薄，对缴纳养老保险费持消极态度，甚至有意拖欠、拒缴。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从社会养老保险十几年发展的情况看，社会保险费收缴工作的难点是部分企业及职工对参加养老保险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缴纳养老保险费是增加企业负担，拒绝缴纳；二是认为养老保险费“可缴可不缴”；三是短期行为严重，只要本人在任期间保证职工有工资发，不管职工以后养老的事；四是有些企业职工参保缴费意识差，没有发挥应有的督促作用；五是不少企业在发放职工工资时或在承包期间，都按国家规定代扣了职工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但又以企业经济效益差为由不向社保部门缴纳这笔基金，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被企业非法占用了，而职工到退休年龄计算待遇时才发现单位未按时缴纳养老保险费，从而影响了职工参保的积极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赵曼教授强调说，其实这些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发现，至于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关键是因为养老保险缺乏强硬的收缴手段。中国的社会保险发展至今，居然还没有从上到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条文，这对国内学界来说，是件十分尴尬的事情。法规体系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到对养老金的收缴约束机制无法形成，自然就很难对拖欠养老保险费的企业采取有效法律措施，追究其法律责任。于是，企业就可以我行我素、一拖再拖。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5月19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