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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时评童大焕
5月14日《新京报》消息说，已经实行五年的药品招标体制正面临药品行业的全面“倒戈”：4月6日，包括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等在内的13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上书国务院，列数药品招标机制的“5大弊端”，请求国家有关部门终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主要理由是招标机制损害了患者的健康权、知情权等。
早在两年前，2002年2月6日，全国8省市15家医药商业工业企业、8个行业协会的代表，就已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中研讨，痛陈药品集中招标的10大弊端，形成了《关于恳请暂缓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紧急呼吁》，发往国务院。
被设计者们视为防止药价虚高的“阳光工程”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医患产销四方不满的境地。这是因为，这个制度的设计者也是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除了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利益空间外，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一些人误以为医院在药品招标过程中成了最大的受益方，因为医院掌握着85％以上的药品销售权，从而在招标过程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实不然。在药品招标中，医院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因为医院并不是集中招标的主体，集中招标的执行者是各地各级医管部门。不过由于医院对药品销售的垄断地位，它可以采取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办法来转移这种损害程度。药品招标最大的受害者，一是制药企业，二是消费者。
除掉每次招投标的差旅、资料费不算，按国家规定，投标企业只需花150元买份标书即可，但在全国各地的各行其是面前，任何规定都显得苍白无力。比如有的招标办规定投标单位要预交10万元投标保证金；有的要求每个中标企业交纳2万元风险金，半天的会议还要交一两千元会务费；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每招标一次，不管中标与否，投标企业都要缴1至3万元的管理费。正大青春宝总裁冯根生为此算了一笔账：正大青春宝目前在全国有2500个供货单位，如果这些单位全部实行招标，企业向每个招标机构缴纳4万元，保证金总额就要上亿；如果有三个品种中标，则履约保证金要7500万；按招标机构规定，占销售额1％至2％的中标服务费要交700万至1000万元。仅此三项就达2．45亿元之巨！而2001年正大青春宝上交国家利税1亿元，企业利润才5000多万元。冯根生愤怒地说：“如果照此招标，试问6700家药企，能有几家扛得住？”
这是明的。招标过程中暗的吃拿卡要更是不在话下。所以有人说“新一轮腐败开始了”，“过去是小腐败，现在是大腐败。过去药业销售人员要公关的对象还只是医院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现在又增加了分管卫生局长、招标办主任、药事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为了从中渔利，有的招标单位一季度甚至一个月招标一两次。由于大部分医院都是以药养医，往往都是只拿出一小部分药品来招标，意思意思，其他绝大部分药要销往医院，仍要去做各环节的“疏通工作”，药品销售费用比招标前不降反升。由于政府规定医院只能拥有20％的利润，结果是医院选药（当然是非招标药）“不选对的，只选贵的”。至于招标药，也有“暗折”，即除了招标时竞相压价，一些用药单位还要求中标单位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再行降价，否则停止进货。药厂为了生存，只好以次充好，或者新瓶装旧酒，旧药卖出新特药价。更有甚者，出现中标药品因为进销倒挂导致退出市场、病患有方无药的现象。改革的最终结果，是药厂哭爹，医院叫娘，“医药代表”如惊弓之鸟，患者更倒霉，“享受”着越来越质次价高的服务。从中得益的只有招标单位及相关部门。一项从“良好愿望”出发的改革，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时至今日，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已经到了天怒人怨、非取消不可的地步了。它除了给药品的流通环节设置障碍、增加腐败环节和机会以外，没有给患者和药品生产企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是大大增加了他们被迫担负的“腐败成本”。事实已经证明，试图用计划经济的手法管理市场，往往会使市场更加失真，使腐败更加猖狂，使守法的成本、道德良知的成本和全社会的生存发展成本都大大提高。
回到药价过高老百姓不堪承受的问题上来，解决“医、药杀人”的关键，绝不是像今天的更加有计划地集中管制权力，而是要更全面彻底的市场化。一是医疗单位打破垄断实现资本的自由准入，实现医院之间的公平竞争；二是彻底改变医疗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公立医院的隶属关系，二者不能同穿一条裤子，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三是医药分离，彻底断绝医院以药养医的路，把选择医院、医生和药品的权利还给患者。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患者可以拿着药方到药店买药，医生就不可能通过“药方垄断”强迫病人买自己的高价药，且因为有充分的医院竞争，因此，医生开的处方就必须“价廉物美”取得竞争优势。当然，对于一些手术、机器检验等项目，则需要通过公平的竞争来取得平衡。否则，难免出现药品损失通过医疗检查来弥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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