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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忠
毫无疑问，美容美发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黄赌毒”，这成为广东省对该行业停牌整顿的理由。“黄赌毒”确实应该打击，这也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系。但是，任何形式的监管必须在依法行政的范畴之内，其一大要义便是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打着打击“黄赌毒”的旗号，行限制公民经营行为之事，很明显，这属于对公权力的滥
用。
退一步讲，这种滥用公权的措施如果能收到正常情况下难有之效，也还讲得过去。但是，如果仅仅收获了表面上的辉煌成果，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这样的措施便是双重失败，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很不幸，用停牌整顿美容美发行业就是这样的一种措施。
美容美发是一个竞争性行业，其存在遵循市场的基本逻辑：优胜劣汰。“黄赌毒”的出现，是竞争的一种副产品，按照“逆淘汰”的规律，如果不进行坚决打击，那些守法经营的业户会在竞争中落败，“黄赌毒”反而会成为主流的竞争手段。因此，政府部门进行规范责无旁贷。但是，靠限制竞争者的数量来规范市场，貌似有效之举，却由于对市场逻辑的不够尊重，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首先，会导致无证经营的大量出现。一个市场需要多少个竞争主体，最有发言权的是市场本身。而广州市2000年的规定是，美容美发单位减少30％。这就意味着无论市场的需求有什么变化，都不会影响现有美容美发单位的数量，而且由于停止发牌，只能是有减无增。市场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停发牌照必然会造成无证经营的出现，也就更容易造成市场的混乱，也挫伤了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其次，会损害到消费者的利益。硬性规定经营者的数量，导致消费者可选择性的减少，在与供应者的博弈中便处于劣势，对价格高低、服务优劣没有发言权。再次，为政府部门寻租留出了空间。限制经营者的数量，是政府部门权力扩大化，哪些单位能留下，又缺乏对政府部门有效的监督，因此，就难以排除政府部门寻租的可能，这是对市场逻辑的进一步破坏。
在今年广州市十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广州市人大代表李坚提出，“黄、赌、毒”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建议适时开放美容美发行业经营许可，这与广东省人大代表熊建明的建议不谋而合。应该说，这样的限制本就不应存在，因此，广东省工商局“建议省政府重新为美容美发行业放牌”只能说是一个迟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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