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飞
2003年1月，阜阳市阜南县的汪本成买了24袋“乐自纯”牌奶粉给女儿吃。很快，他的女儿就患上了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营养不良综合征”。汪本成找到了阜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交了500元钱要求化验费奶粉的质量。奶粉生产厂家认可了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化验结果，并向该局缴纳了罚款。汪本成要求与厂家见面，希望对方能够给予赔偿，但被质量技术监
督局拒绝了（《新京报》5月14日报道）。
当“阜阳假奶粉案”的内幕一点点被剥开，这样的细节就成为“虚假行政行为”的一个有利佐证。汪本成们在为假奶粉所害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以后，再次受到了来自执法部门的伤害——一方面是数百元的化验费悄然失去，另一方面是对国家信誉产生怀疑的精神伤害。
当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他理所当然地寻求国家的保护时，按照正常的渠道，自己的投诉为有关部门的监管提供了依据，有关部门进而对损害人进行调查，并做出包括罚款在内的处理，但是在罚款之时，该部门还应该考虑受害人的合理赔偿问题，如果仅仅对损害人一罚了之，受害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收益的只是该执法机关，公民的投诉就被异化为他们的“创收信息”。这样的行政行为不仅仅是“虚假行政行为”，更是“恶意行政行为”。
值得反思的是目前的罚款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者依法施以罚款，是国家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一个有效方法。但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严禁“乱罚款”，二是处理好“罚款”与“补偿”的关系。
在上述事件中，阜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的罚款显然不属于“乱罚款”之列。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规定，这些罚款将要被上交财政，由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开支。但是，政府部门的“罚款”和对受害人的“补偿”是两回事，政府部门罚款之时，更应考虑如何支持受害人对损害人的索赔；甚至还应该树立“补偿优先”的原则：如果损害人的财力有限，只能承担“罚款”和“补偿”中的其中一项，那么政府部门就应该延迟或放弃罚款，而把有限的财力补偿给受损害的公民个人。
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却是“罚款优先”。举个例子，在已经实施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规定雇主每使用一个童工要罚款5000元，但没有顾及对童工的补偿。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童工被强制解雇，但由于贫困，他不得不再次到另外一家工厂做工，政府从中得到了不少的罚款收入，却没有对童工本人进行补偿救济（比如从罚款中拿出一部分资助该童工上学），最终导致童工现象屡禁不止。
把对公民个人的利益补偿放在首位，是国家履行义务之必须。罚款不应该是执法的目的，通过罚款让违法违规经营者合法经营，也是为了公民的利益。公民受到损害投诉到国家机关，要求国家为其撑腰做主，是他的权利。一些部门把这样的投诉作为“创收”的信息，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更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公民完全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要求这些部门进行赔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