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访谈] 担心中国经济急刹车根本没必要

　　访汇丰银行中国区高级经济师屈宏斌

　　近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以控制过快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贷规模。这一举措引发国内外一些人士担心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中国概念股票在经历了去年的中国热后，今年也遭到了投资者的冷遇。

　　中国经济会急刹车么?中国经济降温会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已经出台的调控政策何时才能起效?带着一系列问题，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汇丰银行中国区高级经济师屈宏斌。

　　记者：最近香港市场上H股暴跌，很多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过热，必然导致政府采取严厉手段抑止增长，因此产生了一种恐慌心理。有投资者甚至认为，中国经济降温将拖累周边的亚洲国家，并可能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屈：担心中国经济急刹车根本没必要，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观点也站不住脚。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由于外资大量流入而造成的经济过热，中国这次过热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银行放贷规模急速增加引起的，而且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调控措施，是针对个别行业，中国经济今年整体上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汇丰银行估计，今年下半年中国的GDP增长为7.5%。

　　认为中国经济降温将影响周边国家的观点，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地位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输出通缩论、中国危险论以及去年中国IPO热的一种延续，是一种过激的反应。从经济总量、进出口额等指标看，美国经济仍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人民银行两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采用的是货币政策；国家一些部委发文要求控制对某些行业的投资采取的是行政手段。您怎么评价这一轮宏观调控政策?

　　屈：通常提高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往往是抑制经济过热的手段。但是人民银行两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要求严格信贷审批，起到的效果与加息是一样的。我们发现，从去年中期开始，早在消费价格指数明显上扬之前，中央银行就出台了有关法令，控制房地产市场，这说明相比上个世纪90年代，人民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的手段更加娴熟，且留有空间。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有关部门运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比如使用行政手段停建了常州的一家钢铁企业。这种行政手段，在西方国家可能不可行，但在中国却是行之有效的。

　　总体而言，中国此番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灵活，态度积极，而且介入的时机也比较恰当，应该能起到预定的效果。

　　记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原材料上涨，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过热的担忧。但是在这背后，您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屈：事实上，目前投资过热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以及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地产项目投资。这些投资的资金基本上是银行信贷资金，这可以从各大商业银行放贷规模的增加上看出来。银行增加放贷规模，一方面是看到某些行业比较热，希望资金能够有较高的回报；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普遍较高，为了达到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的目的，他们就有做大分母，也就是扩大总贷款额度的冲动。

　　按照经济学原理，一个国家储蓄率高，经济发展的速度也相应快，银行是把储蓄额转化为投资和产出的媒介。但是有些银行在信贷上存在盲目因素，资金效率不高，这些很可能成为潜在的不良贷款。所以，对于本轮经济过热，商业银行应该好好反思。

　　记者：从第一季度的数字尚不能看出此次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效。您觉得下一步中央政府是否会采取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

　　屈：任何一个政策从出台到见效，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个人估计，从5月份开始，这些政策的效果将逐步体现。

　　至于是否会出现更加紧缩的政策，市场普遍担心的就是加息。考虑到任何先于美联储加息的人民币利率上调都将会提高人民币汇率的上升预期，吸引更多的热钱登陆中国，并进一步助推中国的地产泡沫，因此人民银行连续两次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而没有选择加息。其实，即使加息，也不会造成经济硬着陆，或者打击消费信心。虽然在通常意义上，提高储蓄利率往往让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但对于中国庞大的居民储蓄来说，提高利率意味着更多的利息收入，而收入的增加则会加大居民消费的意愿，可以抵消负面影响。

　　事实上，是否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关键看未来经济的走势。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不会采取90年代那样一刀切的做法，而是把调控的重点放在针对具体行业的控制贷款和土地审批上。我相信，通过压缩信贷、规范土地出让办法和行政控制相结合的组合政策的实施，紧缩投资将很快会成果初现。上海证券报记者郑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