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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利萨,你好吗?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15日 05:35 上海证券报网络版

  俄国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懂得游戏规则,被美国记者称为狂野和放荡不羁的资本主义。一些精明人士则利用私有化的机会趁火打劫。金融寡头在俄罗斯人数极少,数得出来的只有七位。俄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头--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蓝英年,1933年生,江苏吴江市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曾在北京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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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院、山东大学外语系执教,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指导研究生。1989年赴苏联讲学两年。1993年离休。

  译著有《滨河街公寓》(与人合译)、《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回忆果戈理》、《阿列霞》、《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亚玛街》、《日瓦戈医生》(与人合译)和《邪恶势力》(与人合译)以及中短篇小说数十篇。

  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苦味酒》、《利季娅被开除作协》和《莫斯科--北京》。

  1989年9月,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苏联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我乍到异邦,很多地方不习惯。吃饭就是难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商品匮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货架空空如也,海参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对我说:您现在就像瞿秋白当年那样,经历《饿乡纪程》。

  1989年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差得多。进学校饭厅先得排队。我到苏联新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哪位排在最后?拿着塑料托盘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给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盘上放菜,面包自己取。然后再到收款处算帐付钱。饭厅里虽有座位,但早被学生占满,只得站着吃。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买水果吧,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烂的,都是我在国内不吃的。没有办法,只好去买,可等我下课去买时,早被俄国人抢光了。

  到远东大学后,在我结交的第一批俄国朋友中,便有图书馆管理员拉利萨。我每天到图书馆看报,同管理报刊阅览室的拉利萨渐渐熟了。拉利萨毕业于远东大学英语系,人逾中年,风韵犹存。她对我非常热情,甚至允许我把报纸带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对拉利萨抱怨没蔬菜吃,她同情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去看报的时候,她在空罐头瓶里装了半瓶蔬菜送给我。此后她每天都给我带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时候,我去看报时,蔬菜瓶压在刚到的报纸上。一连几个月都如此。一个外国人这样关心我,我着实感激。菜不断变化,有胡萝卜、西红柿、茄子还有蕨菜。我原想他们吃什么就分给我一点,但蕨菜并不是俄国人常吃的菜,副食店里虽有,但由于价钱高,无人问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来,半年过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儿一女,丈夫在列宁格勒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这时已经有俄国朋友请我做客了。我初次走进俄国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住房条件都很差。多半是两室一厅,但面积很小,约三十多平米。卧室兼客厅,靠墙摆着一张宽大的沙发床。白天推进去坐人,晚上拉出来睡觉。连远东大学副校长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长是汉学家,她要到中国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叫我帮她准备发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过几次。与其说帮她准备,不如说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点肤浅的意思用汉语写出来,然后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还替她录了音,她自己跟着录音练。她丈夫是海员,商船上的大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我的学生。他们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师好一些,因为她丈夫像所有海员一样,从日本贩运汽车。她丈夫喝了酒话多,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船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运回十几辆日本人报废的汽车。日本人要报废汽车还得交钱,他看得出哪个日本人要把汽车开往报废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请他把汽车开到苏联船上。日本人免了交钱,何乐而不为,而他们得到报废的汽车。由于他有这种本事,船长看重他,船员爱戴他,船员把报废汽车中最好的两辆一辆给船长,一辆给他。他这些话让当妻子的副校长感到难堪,生气了,让他住嘴,可这个二百五不但不听,反而朝她喊起来:不靠我的汽车,就靠你那点工资,让全家喝西北风呀!弄得我很尴尬,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可副校长知道我全能听懂,更加生丈夫的气。

  海参崴(包括纳霍德卡港)是苏联远东最大的港口,海员非常多,所以从日本运回来的报废汽车也非常多。说来奇怪,汽车在日本报废了,可在苏联还能跑上几年。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偶尔有一辆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或拉达夹在当中,像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海员家庭的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这从衣着上也能看出来。我的穿戴漂亮的女学生,家里必定有海员。

  我每天都见到拉利萨,也把从中国带来的茶和其他小礼品送给她,她每次接受的时候脸上都现出惊喜。可她从不请我到家里做客。有一个星期天我不请自去。她住在阿克萨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记交代了,海参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岛。原来是中国领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萨科夫大街紧挨着果戈理大街,对面是杰尔查文大街和莱蒙托夫大街。我心里想,俄国大作家怎么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想着他们的作品,想起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崇拜,不觉来到拉利萨住的地方。门牌没错,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问小孩,他让我往前走,走到围墙尽头就是。我走到尽头,才发现一间地下室。我按电铃,拉利萨穿着旧连衣裙出来开门,见到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客气地把我让进家里,我随着她走下铁扶梯。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大概曾经是仓库吧。看来他们一家四口都住在这里。拉利萨一人在家。她身边有一堆刚采摘回来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国和日本算名贵菜,苏联菜市场上也不便宜。但海参崴得天独厚,周围的树林里有的是。春天采摘它的嫩芽,腌起来,冬天可以吃。拉利萨告诉我,她在别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里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160卢布,丈夫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读中学,下课后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500卢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这点钱不够用,想帮助她,但不知如何开口。我请她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三次。她听后笑了,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别的工作。我好奇地问她还做什么工作。她说每天打扫四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就240卢布了。我后来见过她打扫教室。她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温饱,丈夫回来能找到工作,最好在远东大学任教。

  我喜欢钓鱼,常常同朋友们乘快艇到海里钓鱼。鱼群在水下,鱼线要放到25米以下。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群也变化。春天是一种鱼,夏天又是一种鱼。但每次出海都能钓到十几条甚至几十条鱼。我在快艇上认识了谢尔盖,后来成了好朋友。谢尔盖原是军医,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不知为什么复员了。复员后没有工作,只领250卢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乐学院教师,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们住的楼里管理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人修理),也能挣几十卢布。他们有两个上学的儿子。谢尔盖要养活一家人,一心想挣钱。他同几个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国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定合同:七台河用苹果换他们的鱼。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苹果运到海参崴,但他们始终没向七台河供应鱼,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时中俄边贸互相欺骗是家常便饭。一天我到谢尔盖公司去,看见里面堆满苹果,每人都在吃苹果。谢尔盖见我来马上请我吃苹果,并送了我一箱苹果。他们公司每个人都分了一箱苹果,仿佛苹果是中国人慰问的。除谢尔盖之外,从经理到职员谁也没想过履行合同。只有谢尔盖想以此为起点,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经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后再没有中国公司同他们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谢尔盖只得另谋生路。谢尔盖是犹太族,犹太男人比俄国男人顾家,谋生办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苏联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们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卖给日本。这宗生意也没做下去,但谢尔盖赚了一点钱。总之,谢尔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我在远东大学交的朋友都不是汉学系的,而是俄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这与我在中国大学外语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相似。我同这两个系的教师更谈得来。远大语言文学系的老谢尔盖(与军医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区别)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别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

  我回国那年,苏联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每个公民都领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卢布疯狂贬值。从1美元兑4卢布,到20卢布,到40卢布,到200百卢布,到2000卢布……今天俄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正是那时候发迹的。我在国内为俄国朋友们发愁,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萨,她是朋友当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了吗?

  五年后,1996年,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苏联已经变成俄罗斯。我先去看拉利萨,他丈夫瓦列里已学成归来,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学了艺术专业,可远东大学不聘请他。不聘请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国文史知识很肤浅,还爱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讲中国文化,拉利萨恳求我跟汉学系系主任说说。系主任同意他讲一次。他讲中国当代作家,在课堂胡说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说成高玉宝那样的作家。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说:就您听得出来。我很恼火,讽刺他是活着的经典作家。没想到这家伙听了乐坏了,大声叫拉利萨:你听听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呢。拉利萨脸色阴沉,对我说:教授,您何苦挖苦一个酒鬼呢?瓦列里曾经是酒鬼,后来戒了。他回来后,家庭担子仍压在拉利萨身上。我想帮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绍给中国商人开车,从海参崴到绥芬河接送中国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钱,给了他五百元,他大喜过望,给拉利萨买了衣服,还把饭店里吃剩的菜带回来,一家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不少中国商人呆不下去了,对我说:跟俄国人没法做生意。撤回国了。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列里,他慨然允诺。瓦列里便开着这辆车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财富观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萨的财富观仍是一家温饱。

  这几年谢尔盖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在家赋闲,但生活有保障,还买了一辆汽车。他妻子不再管理电梯,因为楼里的电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离海参崴几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请我吃饭,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您有没有俄国钱?我回答:有!他喊了声乌拉,马上跟我要钱买啤酒。俄国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懂得游戏规则,被美国记者称为狂野和放荡不羁的资本主义。一些精明人士则利用私有化的机会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国的首富,原来不过是莫斯科某区的共青团小干部。他看出私有化证券有利可图,便大量收购一般俄国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证券,很快成为工厂大股东,又几次倒卖股票,资产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都是这样富起来的。金融寡头在俄罗斯人数极少,数得出来的只有七位。俄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头。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寡头们有了钱便干预政治,资助杜马中的反对派。霍多尔科夫斯基甚至觊觎总统宝座,向普京挑战。但都不是普京对手,各个败下阵来。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拘留。

  老谢尔盖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儿不再需要他帮助,他不再兼职。工资六千新卢布,老两口仍能过温饱日子。但要请人吃饭,老伴还要动一番脑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朋友们变化都不大。拉利萨的女儿伏拉达生的女儿已经是小学生了,伏拉达也是单身母亲,并且没有工作。她虽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亲关系不好,经济独立。从她穿戴打扮来看,日子过得并不坏,钱从哪里来的,我感到蹊跷。儿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无法再拉客挣钱。他为远东大学校长临时写点东西,仍不是正式教师。如校长要访问韩国,他便赶写出介绍韩国的书,其中有几副插图分明是中国的。拉利萨的家庭负担轻了一些,但仍压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图书阅览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师同学复印资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还来复印。谢尔盖仍时常请我吃饭,依然丰盛。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夜里给一家商店看仓库,每周去三次,钱挣得比教授还多。他的儿子米沙自费到中国学汉语,也说明他的经济实力。不久前米沙给我打过电话,告我父母安康,并转达他们的问候。

  三年又过去了,我最牵挂的还是拉利萨,但没有她的消息。拉利萨,你生活得还好吗?上海证券报 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学者 蓝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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