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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平
记者：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期间，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再次引起关注，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一轮经济过热产生的背景和1993年时有何不同？
贺军：现在应该说对经济过热已经达成了共识。1993年时的经济过热主要是在房地
产行业，而这次则涵盖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多个行业。1993年经济中泡沫的成分多些，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20％，主要是来自房地产行业。而现在只能说是局部过热，还没有达到1993年那样严重的程度。
记者：你觉得这次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该与1993年的“十六条”有何区别？
贺军：其实此前已经有措施出台，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过度行政干预可能会造成市场的扭曲。中国市场化程度应该说还比较低，尽管央行有货币政策出来，但是效果不好。行政手段虽然能马上取得效果，但是行政手段用多了就会上瘾。而且我们发现这次宏观调控对国有大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信贷政策的调整，对相对处于弱势的民营企业就很不利。可以说，这次宏观调控某种程度上使得一些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得到加强。
记者：我们觉得在这一轮的经济升温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贺军：这其实反映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的冲动可能来源于对干部考核，以及地方之间相互的横向竞争。它可以影响银行信贷，甚至鼓励手下的经济体进行扩张。
记者：这次中国的经济过热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加强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这样的现象？
贺军：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变量中的影响很大，必然造成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中国经济目前还是一种比较粗放式的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这也是导致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 赵平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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