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大院想到《万历十五年》

　　文/和木

　　山西大院密布的儒家道德说教，以一种规模化的态势强行灌输给每个参观者，曾几何时，它们曾经以更强烈的方式灌输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在山西大院，我想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我以为，这是一种必然的联想，山西大院密布的儒家道德说教，以一种规模化的态势强行灌输给每个参观者，曾几何时，它们曾经以更强烈的方式灌输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我想说，黄先生写作的时候，几乎翻遍了所有发黄的典籍，但是在今天，我在山西大院，我看见了一些刻在古老房子上的儒家说教。因此，我的联想有价值。

　　读过《万历十五年》的人都知道，该书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是的，一些小事，如同山西大院的台阶、门楣、对联、以及更小的细节，它们小得不能再小，但却体现了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腐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587年，众所周知的海瑞去世，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努尔哈赤崛起，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世界历史开始新的一页……。伟大的黄仁宇以这一年为横断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些根本弊病。事隔四百多年，我们惊讶的发现，今日的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仍与400多年之前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

　　事实上，黄仁宇先生在该书中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初读此书的人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似乎黄仁宇在努力为一名皇帝辩护。黄这样说到：“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

　　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其实是一部儒学发展的历史。这一显著的学说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按：即“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

　　二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山西大院同样看到了无所不在的模糊的道德文化，琐碎的传统礼仪。

　　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更晚些时候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著名例子，即英使马戛尔尼1793年谒见清朝乾隆帝时是否下跪的礼仪风波。这次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充分暴露了中国人爱面子的特点。英国极想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及贸易往来，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然而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兴趣，只关心如何维护天朝大国的威严。

　　马克斯·韦伯尖锐指出，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这种礼的理想所作的美学式的冷冰冰的控制，把一切从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责任义务，尤其是乐善好施的义务，都变成了僵化的符号仪式。”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种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现。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话为偏激而不取，然细察鲁迅本意，他所说的“仁义道德”应该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鲁迅无非是用文学的夸张语言揭出了一个事实：儒家礼教违反人性。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可以说，儒教是失败的。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还是一种伦理学体系，都表现出较低的思维水平。或者毋宁说，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思维水平。

　　三

　　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来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儒学的根本缺陷。儒学没有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有的“自然法”(即人的自然权利)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斥着“自然”这个字眼，但这跟“自然法”毫无关系。西方社会正是从“自然法”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与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而在儒学的字典中，是根本找不到“自由”、“权利”这类字眼的。

　　与西方基于自然权利的“契约说”相对立，是儒家的“孝”观念。儒家的思想纲领是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而“仁”的核心则是“孝”，“忠”不过是“孝”的放大。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作为中国立国之本的“孝”到底是什么？“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孟子痛斥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见“孝”并不单纯是尊敬爱戴父母长辈而已。“孝”的观念强调的是子女对家长无条件的、盲目的服从，包含着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服从的唯一前提只是一种自然生理的血缘关系。“孝”只强调子女对家长的服从，却无视子女的权利。儒家只强调人应尽的社会义务，却无视人的自然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存在，必须依附于家族而存在，以家族的意志为意志，以家族的利益为利益。显然，建立于这种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维护的是家族血缘等级制度，并以牺牲个性的发展和权利为代价，是一种变相的精神“奴隶制”。由此可见，“忠孝”道德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正如黑格尔所说：(要注意中国这种)“家庭关系的外表性，这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

　　四

　　可以断言：儒教与近代资本主义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儒教是适应宗法自然经济的意识形态。综观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以摧毁宗法自然经济为前提。万历十五年(1587)，正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的时期。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大肆进行海外扩张相反，明代却愈加闭关锁国。从当时的综合国力来看，明代中国远远超过西方各国：炼铁产量、船舶吨位、城市人口等，都居世界前列。郑和下南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近一百年(1405对1492)，然而由于儒家的保守思想，明代中国却甘心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海上霸权，郑和的航海资料被付之一炬，朝廷并且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而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海军的发展与夺得制海权，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恰恰是至为重要、生死攸关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指出：“儒教理性……具有本质上和平主义的特征。”所谓“和平主义”，其实是怠惰、保守与因循守旧的另一种说法。自宋以来，中国对外部世界愈益失去兴趣，向内收缩，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只采取被动守势，具体表现为闭关锁国，郑和之事即为典型一例。追根溯源，儒学缺乏创造生活的激情，强调继承而不愿求新思变，反倒力求维持旧秩序，恪守祖宗成法，制定礼教作茧自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韩愈《进学解》称“名一艺者无不庸”，将选拔人才的标准限于儒家“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而排除其他技能。总的来看，儒家拘于虚礼，知识探求只限读经，以道德万能的空想代替生产实践与科学实验，对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规律基本上无知。

　　五

　　黄仁宇以这样一段悲怆的文字结束了全书：“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中国两千年来的治乱兴替的历史是一个怪圈--每次我们转了一圈，就会发现又回到了起点，再重新开始。这是一个专制腐败的怪圈。马克斯·韦伯称中国人“属于那种(相对)‘未醉’的民族。”中国人缺乏“激情”，儒家文化是一种老人的文化，多的是世故，少的是朝气，多的是道德，少的是法制，多的是模糊，少的是数目字。

　　我们在一种非制度的状态下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山西大院就是这些错误最醒目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