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生活在逻辑之中

　　撰文/许晖 李宽宽

　　理发店也许是最能勾起张维迎不良情绪的地方。

　　先是烦，他总是成为各种染发剂的推销对象。

　　继尔是淡淡的怅惘——剪落的头发铺下来，白发显得格外多。他今年刚刚45岁，发白无家族遗传史。

　　岁月如流水。白发铺下来时，他想起他农村生活的20年，考大学，毕业后又一个20年。

　　有谁能说简单不好？

　　头发迅速变白，和社会知名度猛烈飙升，同样是近几年的事。

　　张维迎认定不染发，是觉得应该本色一点。

　　他从不回避西北黄土高原的老家，黄土地让他品了一段有各种滋味的生活。他个人认为，所有过去的经历都是美好的，只有正在经历的才可能是痛苦的。

　　按照他的逻辑，当现在的经历成为过去，痛苦又幻化为美好。这是思考的结果。

　　“任何一种经历都会增加智慧。”——他说。

　　“同时也会增加白发。”——我看。

　　“但智慧比形象更重要一些。”张维迎总结。

　　很多经历当时觉得很痛苦，过后就成为对自己的一种丰富。张维迎文章中的类比经常来自他的农村经历——农村的经历很简单，但是有谁能说简单不好呢。

　　很多经历并非独一无二，为有的人增加了智慧，有的人就一无所获？张维迎这回是用他的城市经历来类比：天底下的电视机都是一样的，但有的电视机可以收到信号，有的就不行。因为制式不一样。自己的功夫到了，接受到的任何信号都可以收集在你的系统里，然后绘制成一幅完整而有效用的图表。有些时候，电器都在那里，只是没有插头，这些电器就没用——关键在于连接的地方。

　　张维迎所说的“真功夫”，是软件，是灵感。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个人的表达不同，完全在于个人的感受、体会和领悟能力的区别。企业家对商机有特殊的感觉；一般人可能看到的是一些有趣的事情。其实，张维迎接触的知识很单纯，和他关心的事情不搭界的，他很难记住。对于学问，头脑中积累得越多，吸收得也就越快。

　　按特定的逻辑做事

　　张维迎的本色，看上去是灰白头发，听起来是黄土地，想下去则是“一个有清楚理念并且很有逻辑的人”。

　　原来很少总结，但是最近的一些事情让张维迎开始更多地考虑定位和定义自己。他想，他是一个学者，一旦确定一个理念，就会坚定地做下去，很少顾及太多其他因素。

　　但是不要以为他是认死理的人。认死理的人，往往爱钻牛角尖，那样就没有逻辑可言。张维迎是一个被逻辑操纵的人。

　　用五笔打字，“逻辑性”的输入，等于“男性”。

　　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做事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喜欢和不喜欢两种意见。张维迎不太在乎别人的批评。比如到某处做演讲，内容中一定有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也会有所有人都不喜欢的东西，区别是喜欢和不喜欢的内容不同。喜欢还是不喜欢完全在听众个人感受，这是张维迎的逻辑。他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喜欢他的，因为知道他所说的都是逻辑推导出的，不会怀疑他的目的。

　　无论别人喜欢还是不喜欢，做事总要有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可能造成两种后果：第一，对自己的伤害；第二，对对方的伤害。

　　张维迎说自己一般不会让人觉得太苛刻。至少目前，在北大，他还没感觉受到伤害。“应该说给我一个位置，我就会按照特定的逻辑去做事，不会特别计较个人的得失。”对他而言，实施他的理念是最重要的事情。

　　得失可淡，看轻成败却难。张维迎说，有时候一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人们的主观预期，大多数人觉得能成功，它就会成功；大多数人预期它会失败，它就会失败。考虑任何事情都是以此为出发点，这本身就是张维迎逻辑的一部分。可能在他看来可行的东西，可能别人觉得风险太大，可他自己心中有数。依托于知识背景和判断能力，他的任务是说服别人能成功。

　　在其位谋其政

　　张维迎说自己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一般比较温和。可他有时候会一点面子也不讲。

　　在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活动与给学生讲课之间，他选择了尽一个教师的义务。“300多学生在等着我，课绝对不能耽误。”

　　他现在给本科生讲《博弈与社会》，每周一次。

　　校园内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相比之下，张维迎觉得他在校内的争议更多一些。可能因为北大改革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为此，他写了《大学的逻辑》。这本书，让很多过去对改革不了解的人有了一些转变。

　　北大这样一个学校，改革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很简单，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大学没办法做出他应有的贡献。”张维迎觉得，北大应该做成一流的大学。大学要有大学的理念。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理念，只是有些组织容易用一些可以度量的指标来描述，大学则很难。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就是，庙还在那里，看起来里面的和尚在烧香磕头，但是他们不一定信佛。

　　当然是有感而发。张维迎认为，现在的大学已经呆滞了。北大有非常优秀的教授，但可以做得更好。应该有一种追求卓越的精神！

　　没有谁赋予他在北大进行改革的使命，张维迎的使命是职责赋予的。如果放在另一个位置，他就按照另一个位置的需要去做。所谓在其位谋其政。

　　但是，这个位置选择了张维迎。

　　他认为是很多偶然的因素共同作用。他没有设计自己。

　　“糊里糊涂地就到这个位置上来了。”可是，选择他的人未必糊涂。

　　组织的使命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国内第一个以捐款者的名义命名的商学院，但在体制上与其他院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张维迎认为，各种组织之间都是有相通的地方的，任何组织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对人的管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一个成功的组织就要把每个人的利益目标都纳入到组织中去。这是一个组织的使命。

　　在张维迎看来，大学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是最具生命力的地方。北京大学106年的历史，在世界大学史上非常年轻，他本人很荣幸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牛津大学读过书。任何一个组织，时间越长人越多，内部的矛盾就会出来，每个人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驱使这个组织，他认为，大学也要有不断反思的精神：失败了，是不是因为偏离了目标？我们要成功，就必须反思我们所有的行为。如果偏离了目标，就应该去纠正。

　　张维迎说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是学者而不是经营者，并且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认为。如果一个位子不能干事情，对他而言就毫无意义。“有人做事为当官，有人当官为做事。”张维迎欣赏后一种人。

　　张维迎不说自己有个人的思想体系，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有自己的思考。

　　“所谓科学，就是很多事情看似不一样，但是本质上会有相同的规律。”他写了很多文章，涉及的问题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他只有一把钥匙，却可以开不同的锁。

　　张维迎以校长助理身份在北大推行的改革遭到不少非议，他分析，有理念问题，也牵扯利益关系。此外，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太容易对号入座。如果讨论什么事情都放在自己的利益上来看，社会上就没有公正可言。“正义只能来自无知”。

　　他认为，如果大学要达到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目的，就一定要有一批以研究学问为乐趣、有创造力、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人。教师队伍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能招到最优秀的人，留住最优秀的人，激励最优秀的人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这也是他坚持大学需要改革的理由。

　　能让和尚幸福的事情，为什么有的“和尚”不愿意配合呢？

　　张维迎希望能通过《大学的逻辑》说服一些人。并且，他认为这本书一些企业界的朋友也会喜欢。

　　有些人警告他，说他太直。可他觉得做人就应该透明，在各种场合表达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与生俱来的“直”，带来的好处，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他的性格，坏处就是不懂得掩饰，容易得罪人，而很多事情是需要伪装的。但张维迎已经习惯于直接的方式。很多他批评过的人也很喜欢他，他对政府部门表达意见也很直接。

　　张维迎说，没有什么人可以收买他。如果谁的逻辑可以打败他的逻辑，他会佩服。

　　但是说服他不太容易。他已经准备好了各种武器应对别人的挑战。大部分时间都是张维迎说服别人——当然，如果双方的前提一样。

　　张维迎有时候也很愿意和别人交流意见。但是自己坚持的理念，他一定要阐述清楚。考虑到现实的利益问题“知难而退”，那不是他的风格。靠利益来说服他，很难。

　　张维迎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只是，可能他坚持的理念有点“极端”。

　　20世纪80年代，张维迎发表文章比较多。当时很多人看了说他不懂中国国情，不现实。“现在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是我对了，他们错了。我觉得中国就需要我这样不懂现实的人，才能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越位

　　张维迎希望给每件事情划一个句号，而不是一个个逗号地划下去。

　　在任何位置上，他都要做应该做的事。只是他比较敢承担责任。中国的问题出在大家都不敢承担责任。

　　一旦做出决定，张维迎就不怕为这个决定付出代价，不怕牺牲个人利益——但必须是他认准的事情。“给我权力我就会用这个权力，不给我权力我就不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越位，是因为着急。”

　　很早以前，张维迎不看足球。太太给他讲过一个故事——两个球队比赛，一方是进攻型的，总是把球带过来，威胁球门。另一方球员总是踢不过中线。守门员觉得很窝囊，一气之下，自己带球到了对方禁区，进了一个球。

　　张维迎现在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守门员，本来的职责是守门，一着急就自己带球了。

　　无论是不是越规，关键是，把球踢进去了。

　　这个故事给他很大的安慰。

　　太太给了张维迎很大的精神支持，在交流中，在张维迎的求证中，太太往往会给她一个不谋而合的答案。

　　她认为他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追求完美。

　　“我太太挺好的。”张维迎一脸幸福，略带羞涩。

　　公私之间

　　在相同年龄段和教育背景的学者中，张维迎比别人受到更多的关注。他不否认与牛津、与导师的光环有关。

　　“小时的经历，长大以后的训练，对我都有很大影响。在牛津的5年，对我有提升的作用。”

　　那5年里，张维迎知道了如何做学问，知道了一种学界的精神和自我陶醉的状态。

　　校园里前后20年，张维迎的境遇反差非常大。他不清楚这有没有造成他处世风格上的反差。张维迎常说自己是个农民，但很多人说他不像。他觉得自己身上没有狭隘、自私的毛病。“农村最深的烙印就是普通话说得不好。”

　　张维迎的家乡在陕北一个很贫困的山区。回家探亲感到压力很大，每天都有人来找他帮忙：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调工作。

　　家人提出要求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伦理观念也在刺痛张维迎的心，他愧疚，甚至自责为“自私”。这样的剖析也许过于深刻——他只是爱面子。

　　什么叫“私”，很难界定。如果在某件事上有人与张维迎观念相左，他就会坚持。这也算是一种私吧；如果是一般的物质利益，张维迎不是它的追求者。他需要的是一种理念。北大改革这件事，有人告诉他“会得罪人的”，他无所谓。

　　“其实我就是一个教书的。”虽然认识当官的，但认识和求别人办事是两码事。这是张维迎的“自知之明”。

　　但是周围的环境会让人的想法有一些波动。张维迎理解，这也反映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太少，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们也不会放弃。

　　盛名之下

　　“人怕出名猪怕壮”。张维迎刚巧属猪。

　　不过，他没有觉得自己特别出名，只是在这个圈子里，大家比较认可。他认为，人应该用自己的声音传达自己的思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坚持这个原则。但结果是，他现在出名了。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名声被有些人放大，被有些人缩小。张维迎说，其实好坏的差别很小，奥运会田径赛跑，第一名和第二名差距很小。可事实是人们记住了第一名，第二名就被遗忘了。

　　中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现在的名气在变大。张维迎说光华的优势是其他商学院短期内难以超越的。

　　营销当然很重要，但是张维迎更追求内在的东西，持续的竞争力。做人也是这个道理。他不喜欢“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就像考试，如果只应得80分，老师判成90分，这种感觉会让他很难过。名声比实际的内容小一些，他反而会比较踏实——这是他一直追求的一种感觉。

　　张维迎说现在比较踏实。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建诸手段，而建诸实力。

　　他有学者的率真。他说尽量学着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但是有时候在别人来看，他可能会有点傲气。

　　在自傲、自负、自强这几个词里选一个形容他自己，张维迎选“自强”。“我不是自负的人，不是自以为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