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向三亚的演进：从大院文化到蓝色文明

　　文/苏小和 摄影/张新波

从古老的山西到蓝色的海南不光光色彩对比是如此强烈

　　把古老的山西大院与蔚蓝色的三亚联系在一起，其中的差别性启示令人神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命运，一切都在我们的思考中。

　　我们的手上陈列着两个建筑学符号：一个是苍老的山西大院，一个是三亚华宇皇冠假日酒店。苍老的山西大院当然长在山西，在纷飞的煤灰掩盖下，在三晋大地上继续苍老，她们的身体上堆满了时间的尘埃，一直堆到了今天；而华宇皇冠假日酒店，则从山西人的手里，移植到遥远的南海之滨，在三亚，亚龙湾，今天的山西商人正在修建一座对古老的山西大院文化有所批判、有所继承的房子。

　　我们以为，这是两个具有启示意义的经济学符号，他们都是山西人的作品，他们在地理的跨越和时间的流变中遥相呼应，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留下了具有美学意义的存在。

　　40多年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时，深邃富丽的晋商住宅院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当时的记录中写道：“这种房子在一个庄中可有两三家，遥遥相对，仍可以想象到当日的气焰，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许多”，“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见，百尺矗立，崔嵬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多年之后，当我们以一种现代商业的目光，站在某种历史性的高度来打量山西大院的时候，我们却体会不到梁思成先生内心的“崔嵬”之美。反之，我们甚至体会到了一种到目前为止似乎无法超越的宿命性悲剧。

　　我们想说明：山西大院是一种商业模式坍塌之后残留下来的“化石”，她的价值不在于让后人欣赏，而是一种警示，一种教训。一个醒目的局面摆在眼前，道德伦理学的缩影在山西大院无处不在。封闭的整体结构，主次森严、内外有别的房舍布局，都能在意识形态的礼制、等级、纲常中找到对应。我们在山西大院里找不到技术性、数目字的经济学符号，似乎当年的晋商仅仅依靠传统道德的力量在发展。我们从大院高墙深宅的建筑形制中看出了晋商的保守自闭、墨守成规。以现代商业的投资理念看，当年的山西商人们营造豪宅的行为本身就是一处致命伤，晋商资本大量流向内地，绝对不利于商业资本向近代资本发展。如此看来，曾经的山西商人，他们的商业趋向与他们的房子风格一脉相承，是一种向内的态势，局促的态势，保守的态势，道德的态势。这种与近代经济发展轨迹明显冲突的经济行为，其深度根源乃是传统的历史背景，集体性格和文化传承。在这种意义上，山西大院的凋敝是一种历史性必然。

　　而在今天，由山西商人构想的华宇皇冠假日酒店，无论是建筑语言，还是经济方式，都与山西大院迥然不同。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意味着古老的晋商精神开始图谋革新？是否标志着深居陆地深处的山西大院开始了向着海洋文化的演进？

　　政治的附庸

　　分析山西大院的历史流变，能够促使我们把一种已经消失的商业文明观察得更加透彻。

　　从历史来看，晋商的出现几乎就是政治环境的需要，因为政治的需要，山西商人才得到一个偶然的发展机会。明朝初期，朱元璋出于扫清残余势力和巩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出兵塞北。为了解决驻边军队饷需，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个军事重镇实行“开中”，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国家换取盐引专卖权，控制盐铁资源的国家政权则视边防军情缓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输粮。这一政策对相邻九边的省份特别有利，山西、陕西商帮就在“开中”实施之后，以临近边镇的地利优势，捷足先登，成为国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服务于政治的体制为商人与政权的沟通搭起了桥梁。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的一系列政策，对商人的发展十分有利。前期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通过交结官府的活动，为其子弟争得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权利。万历年间政府明令允许商家子弟参加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传统习惯，商家子弟从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顺地步人仕途。

　　清代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最佳选择。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朝中央决定大规模削藩，为了弥补军饷不足，颁布捐纳政令，文职捐官始于此时。康熙本拟暂开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开再开，文职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员(正四品)，武职可捐至把总(正七品)、千总(正六品)直至参将(正三品)。雍正、乾隆两朝，捐纳更加频繁，成为又一入仕途径。富有的票号商人积极为自身和子孙捐官买爵，平遥蔚字票号首任总经理毛鸿(岁羽)，为家中从父亲到玄孙五代共31人捐得“将军”、“大夫”衔。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授花翎员外郎，乔景侃花翎四品贡生，乔景信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清初在张家口贸易发迹的山

　　西介休范氏，因资助清兵有功，顺治赐范氏张家口房地，康熙时范氏后人范毓(香奇)“以武举授卫千总，以驼佐军，擢守备，累迁直隶天津总兵(正二品)。”类似的富贵之家，山西并不鲜见。类似的捐官记录举不胜举。捐得官职后的富有者，有了政府的庇护，活动限制较从前减少，财富聚积更加便捷。捐得官衔之后，扩建宅第的限制减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阔大更气派。房屋佩件装饰上就能显示官商和民商之别，如宅屋的脊兽通常都装饰鸱吻，此物性喜远眺，尊为房屋守护神，且古人认为鸱吻属水性，安放屋顶避免火灾。鸱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状并不相同，太谷曹家、灵石王家、祁县渠家都是张嘴脊兽，祁县乔家则为闭口兽，对于商人，招财进宝多多益善，闭口脊兽有财不外露之含意；而对官商来说，做官理当为民说话，说话必得张口。商人都希望家族里有人捐官或科考入仕，有了一官半职时就会对外界张扬，以示其既富且贵的得意。

　　这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细节让人恍然大悟。当我们把目光移到现在，发现一个巨大的现象：山西大院从开始到消弭，基本上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性格，完全是一种对政治的依赖，是中国专制体系偶然的疏漏。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今天，将近100%的中国当代民营企业仍然依赖政治，依赖政府。所不同的是，现代民营企业家们已经比当年的晋商更能准确地总结出自己的生存之道，其附庸方法更具理性，这些年他们最大的进步乃是终于领悟到什么叫政治经济学，“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先有政治，然后才有经济”，“必须象搞政治一样搞企业”，“在中国，如果不了解政治，企业无论如何是做不起来的。”一项有关私营企业主社会关系的调查表明，在民营企业交往的社会关系中，政府干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排在绝对首要的位置。

　　将英国17世纪的经济运作状况和中国的旧体制进行类比，可以让我们对“山西大院”的出现看得更加透彻。当日的英国刚刚由农村社会进展到商业社会，且17世纪英国的外交无非是王室与其他王室的交往，税收一般采用包办制度，财政也没有公开。在此环境下，个人致富的捷径不外两种，一是做官，一是替国王当采办。而要取得这些职位，就必须成为国王的宠幸，也就是穷尽一切靠近国王，靠近权力，拉关系，走后门。明眼人一看，当日晋商与上述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17世纪以后，英国终于从非制度性的官僚经济中彻底走了出来，而曾经辉煌灿烂的山西大院和他们的主人们却深深陷入了一种历史性的非经济、非商业的泥潭中，他们遭遇到了绵延几千年的制度性危机。

　　以封闭为美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进入山西大院的建筑细节。

　　现代建筑学认为，建筑表述了文字语言无法企及的文化内涵，是器物、制度和观念三层文化的集中体现。住宅是人类实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承载物，是历史文化的依托形式。

　　清代对民居建筑的限制有所放松。确切地讲，清初以来实行捐纳后，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富有者阶层为清廷解除困难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商民捐得官职，便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摆排场。现存的山西大院，绝大多数是清中叶以来兴建的。山西票号兴起后，山西大院的规模上了一个新的档次，同治年间平遥票号财东侯殿元修建厂7间7檩的豪华住宅兼商号，这样的民居清代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建筑超大规模的住宅群，被视作对皇权的挑战，此后候某因其修建豪华宅第而获罪。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过5间，然而居室主人却在5间或3间的基地上，向高空发展，修建2层以上的广厦，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晋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当规模的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太谷曹家以及灵石王家4个大院，以及榆次车辋村未修复的常家一条街，正房都不超过5间，楼高2至4层不等，就是对这种建筑制度的诠释。

　　这样的发现意义重大，在建筑的美学意义上，山西大院事实上一直是在刻意复制皇权形态，而它们的主人的商业行为几乎没有可能偏离中国传统政治性思维，他们监守着封闭之美，努力拒绝着外力。我们在大院中参观，天空被圆墙划分成一个又一个条块型，局促又不安，我们时刻都在感受到一种莫须有的压抑。每一处大院，占地面积成千上万平方米，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坚固、楼高院深，墙厚基宽，防御性极强，有人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外墙高，从宅院外面看，砖砌的不开窗户的实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无论厢房还是正房，是楼房还是平房，双坡顶不多。由于都采用单坡项，才使外墙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

　　大院的总体布局，总是在努力表达某种伦理色彩。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欢悦祥和尽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显“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则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无处不在。以灵石王家来说，将建筑物布置成一个王字，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解释“王’等时讲：“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贵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一直在中国流传的风水学，在山西大院被张扬到极致。门是建筑的入口关，也是建筑的门脸，地位和意义不言自明。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俗语，大院的门文化内容尤为丰富。清代风水书《阳宅撮要》讲：“大门者，合舍之外大门也，最为紧要，宜开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通常开在东南角上，民间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民间历来有高门出贵子的说法，为了福荫子孙，乔家大院的宅门建得富丽堂皇，厚实高大。窑洞般厚重的宅门上端，石刻行书“古风”二字，笔力遒劲，功底不凡，蕴藏着院落的气势，饱含着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风的识见。琅环福地为传说中的神仙洞府，据称晋国张华游洞宫时，遇见一人，将其引至一处，只见大石中间，宫室嵯峨，别有天地，每室各陈奇书，张华观其书，多汉代以前事情，闻所未闻。张华问其地名，回答“琅环福地”。张华出洞，大门自闭。乔家就有一块“福种琅环”匾，此匾为当年山西巡抚丁宝铨所赠，在封疆大吏们的眼中，乔家宝物难以计数。

　　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语。下人或账房先生居室门前，通常只有一两级台阶，表示主仆身份有别和尊卑贵贱等级高低。曹家大院主楼前，有5级甚至9级台阶，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显主人威严，又示身份高贵。当年日升昌的7间7檩宅，正房7开间，正厢房都为两层楼，由3个院落组成，院落逐层抬高，在最里面的正房屋顶上，还砌了照壁来提高正房高度，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见的一种建筑方法。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处走、一代更比一代强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曹家三多堂为一条甬道分开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为多子、多福、多寿院排列，老人居东，主人居中，子孙居西，立意在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设计了西高东低的一条甬道，与水往低处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乔家大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最尽头的正屋，还要上几级。特别是山西这个多山之地，依山势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风水谶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

　　道德无处不在

　　众所周知，山西地处内陆，近代西方文化对晋人思想的冲击总体上并不大，因此清代中后期的山西大院主要体现了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礼俗，如大院多为正偏结构，左右对称，中庭开阔，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如提倡中庸之道、讲说仁义道德以及敬业修身等方面，大院极尽其力。然而封闭的大院文化无疑也产生了对人身的束缚，对思想的禁锢，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院文化张扬的是抽象的道德体系。作为一种经济载体，山西大院文化惟独缺少了技术性分析和数目字管理，而这种现代经济学要素的缺席，对山西大院的凋敝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祁县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将宅第命名为“在中堂”，将“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学含义和处世为人之道不言自明。乔家大院的百寿大照壁两旁有一副对联，为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题：“损人欲以复无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标榜儒家“克已复礼”的个人修养，提倡道德文章的社会功能。横额为“履和”，古有“履仁”，为古代士大夫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孔圣人看来，“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质朴寡言是历代封建圣人标榜的美德，并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俭德”、“慎言语”、“仁周义溥”一类的匾额，将德行与做官行商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大院的一个文化特色。

　　儒贾相通、义利相通观在清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学者认为，“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去了解。先从乔氏家族本身来说，他们经过200年的发展，始终维持兴盛，其家族的伦理规范与教养精神值得探究。乔氏家族发迹之初，以勤、俭、诚、义起家，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好几个世纪仍能维持其家风，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虽说是住在方砖墁地、梁柱滚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将表现高风亮节、君子德性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门楹上。在那个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清代名臣曾国藩有句名言叫作“食可以无肉，居不可无竹”，就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自我标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借助竹的高风亮节，勉励自己实现“年年高”、“节节高”的人生目标。类似的文化还有许多，如“慎俭德”、“居之安”、“淳风”、“静观”、“洞达”、“诒多福”等等警言匾额，都显示出一定的文化品味。牌匾与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砖、石、木等材料精心制作题写，既有装饰门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同时还可以展示宅第主人志向情趣，这类门联、楹联、匾额在大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传封建礼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如祁县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都刻写着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如乐天伦、德星朗耀、学吃亏、善为宝、慎俭德、慎言语、辑熙轩、读书乐、观光第、稍可轩、载籍之光、福禄尔康等等。晋南襄汾丁村的清代民居中，门楣上则留下了余庆、敦伦、循规、坦荡之类的字样。这其中既有做人处事的要诀，又有读书修身的提示。可以说，大院的一石一雕渗透了古代中国道德文化的精髓。

　　门匾和楹联是富贵人家标榜文人风雅最下功夫的地方，也是传播道德文化的主要地盘。将吉语刻在门端，张显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灵石王家大院的宅第名字叫得温文尔雅，如凝瑞宅、敦厚宅，小院又有迎晖、整暇字样，与主人的身份学识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五个月洞垂花门，门的构思巧妙精致，圆中有方，方中有圆，衬托出错落有致虚实相间的视觉艺术效果，门楣刻有“规圆矩方”四字，既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气息，又在告诫后人做事要遵循一定之规。平遥城关镇上，也有一处凝瑞宅，表达了时人对瑞气盈门的共同期盼之情。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统楼上，书“登高远眺”字样，步入曹家这座四层建筑，远近几十里地方尽收眼底，心胸顿时开阔。乔家、渠家大院也都有专供远眺的制高点。在乔家大院被称作明楼的二楼主楼上，挂着一块“光前裕后”的牌匾，同样内容的门匾在清代襄汾丁村的民居建筑中也尽占风光。将这四个字挂在乔家最显赫的地方，不外是提醒院中后人时时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后代。特别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寿院(东院)的门匾“斗山天”，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种吉祥释语：从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来越大的含义囊括其中，象征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如果换个方向读就是“天山斗”，方言谐音便是添三斗，作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斗充分表达出了主人企盼财源滚滚永无止境的心愿；再换一种解释，将斗读作去声时，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了。这是一种寓意深远的文字游戏，说明山西商人在道德说教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而这种偏执在另一方面又决定性的影响了近代商业文明的数字化、技术化发展。

　　道德的说教无处不在，但这些绵延几千年的道德体系，却对近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于事无补，相反，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在大院里，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传统道德文化的巨大影响，新观念的冲撞微乎其微。宛如城堡建筑的山西大院，宏大、厚重、古朴、静雅，同时也充分体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内地闭塞的民风，而这种思想的闭塞和行为的闭塞，一旦上升到一种被大家都愿意接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近代山西商人便宿命般的观念陈旧、行为保守，继而，等待他们的是财富的灰飞烟灭，是轰轰烈烈的晋商文化的彻底瓦解。

　　晋商之死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以附庸、封闭、道德为主体的方法论，在遇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之后，来不及调整，便开始全面溃败。而从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来看，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具体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般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山西商帮的第二个失误之处在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山西人失去了一次极为宝贵的依托海洋发展的机会，封闭的心态又一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多少年过去之后，上海竟然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山西人似乎仍然没有走出发展的低迷状态，更多的山西人竟然只能不断地提起昔日的辉煌，向世人炫耀祖上的风光！这种短促的心态直接影响着今日山西的发展。山西人必须走出晋商文化的思维定势，建立起一套崭新的具有数目字意义的发展制度，用独立、开放、技术彻底代替附庸、封闭和道德。这才是山西经济得以提升的惟一坦途。

　　华宇的现代符号

　　幸好，时间进入2004年，三晋大地上出现了华宇这样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企业，幸好，山西华宇把目光从煤炭身上挪开，他们的眼睛看到了大海。

　　作为一种现代经济学符号，山西华宇集团在三亚的投资具有象征性意义。在历史的高度看，很有可能，它是山西大院在向着现代精神进发的过程中出现的标志性符号，预示着古老的晋商精神开始朝着独立、开放和数字技术转型。

　　在与华宇集团董事长赵华山的谈话过程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一名山西企业家的经营取向：努力超越传统的晋商精神，以开放、多元和极富现代精神的管理来打造新一代山西企业形象。在华宇的产业结构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比如对煤炭等能源资源的依赖，这一跨越促使华宇在无形中比较顺畅的离开了传统山西商人过分依赖政治、依赖政府的窠臼，找到了现代企业在经济行为上的相对独立性。华宇目前涉及的产业主要是商业零售、客运和房地产开发，这几大产业均具有很大的市场半径，在产业意义上，这种多元化的新型产业链促使华宇的管理结构与企业文化结构保持绝对的开放性，这是传统的山西商人的经营思路已是天壤之别。

　　事实上，了解华宇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与传统的晋商一样，赵华山起家依然具有本土色彩和小规模金融色彩，赵是从山西太原城市信用社开始起步的，当初的赵华山，其发展思路并没有脱离区域性和准金融性的“山西”特色，可贵的是，当赵华山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规模之后，他开始超越晋商特征，转而把发展思路调整到更加开阔的地方，他开始走出山西，走出低水平、小规模的金融体系，寻求大规模、集约式的发展。

　　赵华山在海南三亚的投资就是这种发展思路的表征。

　　无论事实是什么形态，遥远的三亚在山西人的眼里，都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梦想之地，那里的植被、海洋、蓝天，足以让无数山西人心驰神往。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赵华山的三亚投资构想，第一反映并不是赵试图在三亚这块热闹的地方圈地，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山西现代企业家试图对自己的地理进行历史性的超越。

　　与其他的山西企业家不同，赵的目光没有紧紧盯住脚下的煤炭，他越过这些，看到了海南的旅游价值。而三亚“国际性热带海滨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更是让赵华山眼热。赵曾经这样对他的员工们说：三亚的定位具有深层次的涵义，它标志着三亚将会由普通的综合性地区城市向国际性专业化的海滨风景旅游城市发展，作为全国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三亚市被联合国公认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空气质量世界第二，同时三亚市也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这里拥有阳光、海水、沙滩、温泉、珊瑚礁、热带雨林等异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天涯海角、亚龙湾、南山、鹿回头、大东海等著名的旅游景点。山西人应该到如此美丽的地方去发展，应该到三亚、到亚龙湾去构建一处具有山西大院风格的，能够融合世界文化精华的现代化酒店。

　　产权新概念

　　在地理的意义上对传统晋商精神超越之后，赵华山把赢利模式朝着现代经济结构的本质进一步推进。这一次，他看到了“产权式酒店公寓”这个新概念。

　　“产权式酒店公寓”是本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产物，是最适合中产阶级的一种投资方式，20世纪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进入所谓的“丰裕社会”中产家庭成为社会主流，旅游业方兴未艾，在旅游创新过程中，瑞士企业家亚历山大耐首先提出“时权酒店”(Timeshare .Hotel)的概念，即出售转让或者交换。

　　产权式酒店英文全称是“TIMESHARE”即“时空共享”，在欧美等旅游及经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产权酒店通常被称为私人酒店，它是投资赚取回报，进行休闲，度假，娱乐为目的新型物业形式，属于旅游房地产类，它与旅游经济，贸易及房地产是有机结合互动发展的关系。酒店将每间客房分割成独立产权出售给投资者，投资者一般并不在酒店居住，而是将客房委托给酒店经营分取投资回报，同时还可获得酒店赠送的一定期限的免费入住权。

　　明眼人一看便知，赵华山已经超越他的山西祖辈们无限多。今天的亿万富豪赵华山，已经不再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运回山西，运到那些长满煤炭的地方，去修建一片又一片豪迈的房子，供自己、家人和赵家的后人享受，他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遥远的三亚，一个与自己的地理毫无关系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愿意把产权市场化，在更加本质的层面与整个市场、与所有的客户实现最大限度的共享。

　　赵华山面对他的客户，详细的讲述了产权酒店公寓的多重价值。

　　第一意义是经济资源共享，个人投资、社会效益双赢。作为特殊投资和消费模式，产权酒店符合经济资源共享的基本原则，它使业主闲置的空房和酒店的大门向社会开放，对公众推出一种既是消费又是存储，既是服务又是家产，既可自用又可赠送的特殊商品，不但满足投资需求，还可促进酒店建设地餐饮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的有效结合，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第二则是低风险、高收益。产权式酒店建于景色优美的旅游业和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可以保证酒店有较高的出租率和物业升值空间。根据国外几十年产权酒店投资情况来看，购买产权式酒店，除获得一定时段的免费度假天数、物业产权之外，还可以获得6-15%左右的投资收益。其投资方式远优于存款、国债、股票、期货、保险等投资方式。

　　赵华山还看到了其中的高速增长的势头据资料显示，全球产权酒店1986-1995年年平均增长15.8%；1980年，全球500个旅游目的地板15.5万个家庭购买了产权式酒店；到1995年，全球81个国家4000个旅游目的地有35万个家庭购买了产权式酒店。80年代到90年代初，全球引入产权式经营的旅游目的地的数量增长了6倍，90年代初，全球产权式酒店销售收入以达40亿美元，目前世界上已有60多家产权式酒店集团，4500个产权式酒店的度假村，分布在81个国家，来自124个国家的400多万户家庭购买了酒店产权。产权式酒店产业已成为年营业额65亿美元的全球产业。到2004年，全球产权酒店销售预计将达300亿美元。所有信息表明，产权式酒店已成为旅游及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经营创新模式，同时成为最受大众家庭青睐的投资工具。

　　与此同时，华宇皇冠假日酒店还赋予客户轻松的投资管理及后期投入。投资者将物业交由酒店管理公司打理，相等于聘请了高级管家，如果这个管家管理的水平是国际级的，对投资者的收益保障也将是国际级的；酒店的后期维护、重新装修由酒店管理公司负责，投资者将一直拥有崭新的客房；投资者每年只需要查看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酒店年度经营状况，了解自己收益情况即可，既省心又省力。

　　尾声

　　把古老的山西大院与蔚蓝色的三亚联系在一起，其中的差别性启示令人神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命运，一切都在我们的思考中。我们既要进入历史的细微末节，又要进入对未来的联想。传统的细节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而新的蓝色文明又让我们觉得联想乏力。但生活的价值就是这里。唐朝诗人陈子昂《登幽洲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此时此刻，我们却没有诗人形而上的哀叹。从山西大院向三亚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时代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从附庸走向独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道德走向制度，从陆地走向海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它的指向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企业，很有可能，它给我们古老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前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崭新途径，我们的文明或许将从这一件很小的商业案例身上，实现一次经济行为上的扬弃，我想，这也是我们山西之行、三亚之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