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失传：新晋商前路徊徨

　　本报记者　许圣如　见习记者　牛晓波

　　太原、平遥报道

　　没有路灯的“小北京”

　　时间仿佛在平遥停滞，留连于古色古香中。置身古城，不异在历史中游走。

　　五一临近，前往平遥访古的人日渐增多，而平遥筹备已久的“中国科举博物馆”也适时推出。古城县衙不远处，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昌总号所在地，游人如织。

　　但古城的荒凉，不是如织的游人能掩盖的。

　　太谷，这座明清时曾被称为“小北京”的县城，这个闻名遐尔的“三多堂”曹家大院和近代著名官商孔祥熙故里所在地，夜晚却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一个没有路灯的县城。

　　历史意义上的晋商似乎成了山西人惟一的骄傲。这个拥有丰富煤炭资源、醉人历史文化的省份却沦为中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之一，不能不让人感叹。

　　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山西人会在商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当今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山西人却会日渐落伍呢？这个谜样的天问正好打中山西人的七寸。每逢提及这个问题，山西人都会扼腕长叹。

　　“我现在对晋商不抱太大幻想了，他们或许一时成功了，但是还没有几个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素养，更不要说一些小煤矿主了，山西资本外流太严重了，现在北京一些大城市的买房客很多都是山西的煤矿主，这些人是准备随时从山西开溜的。”山西财经大学崔满红教授直言山西不可能有新晋商了。

　　“历史上，山西的发展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孙丽萍困惑地发现，在政治比较保守的时期，往往山西却能得到快速发展，一旦政治气氛比较开放，山西的发展就会变慢。而现在山西正处于开放环境下的发展停滞期，“这个现象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传统改变了，正如山西的环境一样，往日不在。

　　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教授仍然清晰记得1991年关于山西是否足够开放的争论，“当时政府中很多人认为山西一贯闭塞，山西人也养成了因循守旧的毛病，要转变山西开放思想很难。”孔祥毅就比较纳闷，短短才几十年，为何山西人就不会从商了呢？为何主流认识把山西400年的商路历程都抹杀了呢？

　　晋商辉煌时期的山西，从商曾经是人出头地的首推选择；而今天的山西老百姓的眼中，官比商重得多的多。

　　“重商”到“官本位”

　　山西自古重商。

　　“直到1930年代，山西还是官本位不强的地方，那时流传的儿歌中就可见一斑，‘娃娃子，快快长，见蓝炭，不愁吃，不愁穿；娃娃子，学算账，闯关东，进沈阳，娶娇娘。’那个时候，还是以走商人这条路为荣的。”孔祥毅解释。

　　但是历史的变革中，大时代有时候分不清苦涩与甘甜，晋商在历史变革中也只能洗尽铅华。

　　“晋商很有意思，总号很少有进城的，一般就在县城中，有的甚至在村子里，而经商赚的钱财就用来‘树标竿’，买田置地，起屋造房，有的大院甚至建造了几百年，形成特色的大院文化。”孔祥毅认为，“这些当然的大地主，在现代革命史中注定是悲剧收场。”

　　晋商悲哀之处就是始终眷恋脚下这块贫瘠的土地。到了土地革命的时候，他们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山西很早就是抗日根据地，以后成为解放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很多恋地的东家就被‘革命’了，现在一些晋商存续下来的家族后人，一般都是开明进城的，成分可以是资本家，进入以后的公私合营，得以保留一些财产。”孔祥毅分析，“晋商只有些理财的本领被新政权吸取，建国后，一些财经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山西人。”

　　“晋商中的学徒传统，在票号时期，锻炼了一批理财好手，但是在计划经济时候，很多没有派到用场，也没有用场可派。”可以说，商道不传。

　　建国后，最初山西是作为重工业基地建设的，一些工业布局在建国初期，军事上考虑比较多。而改革开放初期，山西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煤挖出来，由于煤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加强控制，计划经济色彩在山西并没有随改革进程有所减弱。一直到1998年，煤炭全行业不景气，矿务局改组成立集团公司，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下降，使管理权下放到省，这才多了些主动，而这两年随着能源紧张，又要重新抬高煤炭地位，山西不得不要为国家继续作贡献了。崔满红说，“山西如果每天少出几车皮煤，就会有人要跳墙了。”

　　“煤炭产值现在每年占山西工业总产值45％，如果计入电力、焦炭、冶金等相关产业的话，要占到70％以上。1930年代，山西当时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富裕省份，建国后到1980年代，山西经济总量也算全国中等水平，现在呢，每年几乎都是倒数，甚至成为人均收入最低的地方，人家日子越过越好，为什么这里越过越穷？是不是等煤炭枯竭的，真的成为一座座‘废都’了呢。”崔满红对山西未来非常忧虑，“山西旅游也是个怪胎，从1997年意识到要发展旅游以来，也只有晋中市成了些气候，按照山西旅游资源保有量，应该说非常有发展潜力，但是现在山西旅游层次很低，还是停留在靠门票收入上，关联行业发展滞后。此外，政府重视不够，而晋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煤炭及其相关短线投资产业上，要不就是房地产，对于无害产业认识不够。也许这次新发展观提出，是改革山西的一次难得契机。”

　　“煤炭这种国家垄断产品，开采权这两年才逐渐市场化，其中权利寻租空间非常大，对山西来说，煤炭现在几乎是个负担。养活了很多煤耗子，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土地。”崔满红笑言，太原的夜生活比广州还要厉害，奢侈消费非常突出，“歌城林立，浴池遍地，这和太原人均收入不协调，脱离城市总体消费水平的众多奢华场所出现，背后原因不能不让人深思。”

　　“商道失传”

　　商道是靠人来传递的，断裂的历史很难修补。

　　“晋商最好的品质就是诚信，重义、敬业，谨慎、有群体精神。但是这些优秀的一面，现代晋商继承的很少。”崔满红介绍，“可能和社会大环境有关。”

　　崔满红认为，过去言传身教贯穿儒教传统的商场文化，现在可以说荡然无存了，“那批人的离开，也带走了道德经商的理念。”

　　“现在重新审视晋商，会感到不可思议，那时候诚信水平，现在远远赶不上，现在社会认识到商业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性，要重建的时候，细细研究晋商，从中能够体会很多的，以前诟病的学徒制度，其实现代企业也有必要研究的，如何训练对企业的忠诚度，古人比我们做得好，还有解决劳资纠纷，晋商的人身股、期权激励，很符合现代管理学的特点。”孔祥毅说。

　　儒商文化既是个宝贵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孙丽萍认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重新整理、借鉴和有选择地吸纳晋商群落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商业经营上的某些理念的厘清和重构，是当代晋商和学者，甚至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孔祥毅承认晋商现在面临环境比较尴尬，一方面对山西没有信心，“资本逃亡”心态严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山西投资环境确实不足，官僚作风严重，吃拿卡要在一些领域普遍，“逼迫一些商人就范。”

　　这样一个平衡潜规则下就会出现很多怪异的现象。“小煤矿炸得不少，但是不要命开的更多，反正要不了自己的命，国家明确表示要限制超载，山西就能出现有人买通交警，组队超载的事情。”

　　这样恶性循环，最后倒霉的还是普通百姓——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

　　“现在山西的危机意识还不够，大家得过且过，有本事的，弄到钱离开这个地方，不用享受每天喝‘煤灰’的待遇；没有本事的，现在就想方设法钻营，渴望能为自己孩子提供一个平台。平常学习考察也去过好些地方，感觉还没有哪个地方像山西这样迫切希望能够吃上‘皇粮’的。”山西社科院一位研究员现在很忧虑山西未来。

　　堵住晋商寻租的通道，让“商人”真正成为商人似乎是山西急需解决的问题。

　　“晋商研究在山西比较红火，也是渴望从研究中得到慰藉的同时，找到一条复兴之路。”孙丽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