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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梦绝:徽商潮落潮起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14日 08:32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吴文尚

  北京报道

  徽州,不再是寻常的词汇,无论是作为地名,还是一种文化的内核。它曾经随着徽人的足迹四处漂泊,然后凝聚,达到了无比辉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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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用更多的赞美来形容它———“一生痴绝处,无梦多徽州。”

  无徽不成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明清时期徽商盛极一时,其富堪可敌国。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就有白银四五千万两,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外贸易有巨额顺差,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

  徽商东进杭州入上海,渗透苏浙全境;抢滩芜湖,控制长江流域,淮河两岸;北占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并远涉西北、东北;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进而扬帆入海。“足迹几半禹内”,可谓“其地无所不至”。时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之说,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规模,均为商界一时之冠。

  典当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时有“徽州朝奉”、“无典不徽”之说。清末上海69户典当,徽商所开者达30户,常有一人开设二、三号典当铺,多者可达四号。如戴静波设有源泰、润泰、义丰等四号典当。典当铺与衣庄联号经营,典当期满不赎的衣物交衣庄标价出售,则系徽商首创。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精良,便有个徽商在其住地租屋居住,专门收购她的布行销各地。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由是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紧俏物品。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文琛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一时有“吴丝衣天下”之说。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以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为最。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乾隆年间,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从马曰琯到胡雪岩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马曰琯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马曰琯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就花去千金。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的别称,藏书多达十余万卷。1772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琯的儿子献藏书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乾隆皇帝褒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马曰琯和他的弟弟马曰璐,被称作“扬州二马”,《清史稿·文苑传》列有马曰琯传,足证他的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扬州。乾隆六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为迎合乾隆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一方面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徽商的经商之道。

  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300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徽商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的识见。他20岁时遇见一个潦倒的书生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但私下里借用了钱庄的500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被钱庄辞退。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为生死之交。胡雪岩借助王有龄之力,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徽商的商道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古徽州本来山阻壤隔、地狭人稠,自然资源匮乏,出产难以自给,故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之说。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而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追求着和谐的人际关系,依托着宗族的势力共进退。“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将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徽商拢聚在一起的纽带。

  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他们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深厚的新安传统文化所蕴育出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他们在致富后除了扩大资本以追逐利润外,大多把聚敛的财富转回故里,修祠堂、造宅院、修族谱、置族田、建书院等等,甚至全面规划一族人聚居的村镇。以徽商为主的捐资助学,使古徽州府学、县学、村塾、家塾、义塾、学馆、书院等遍布城乡。据统计,宋元明清徽州共有书院260多所。真正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走进徽居,从设计、装饰、摆设、楹联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勤学守德、怡情养性、谦敬免祸等儒文化内涵。“东园”的主人为子所建的书室不设窗户而靠天井采光,以利其“潜心”读书;“瑞玉庭”中的错字楹联,寓意睿智、深刻;徽居中有名的私塾和宗族学校比比皆是,他们延请名师宿儒教导子弟,家弦户诵,无处不透露出浓厚的礼教氛围。徽居的镜像,使人流连的同时不禁叹息:深厚的文化精魂铸就了徽商的奇迹,传统的礼教桎梏是否也注定他们行而不远?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游人的赞叹,还是游子的叹息!

  徽商名人

  胡雪岩,绩溪县人。早年在杭州经营钱庄,后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依靠湘军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

  李思聪,自诩为草根金融家。由他创办的广东银达担保截至2004年3月底,累计完成担保额超过20亿元,目前在保余额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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