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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从一场看似平常的“跳楼风波”开始，“西安宝马彩票”事件终于演变成一次对中国彩票业的严厉喝问。事实证明，这是一桩彩票销售者肆意欺骗公众的恶性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彩票发行承包商杨永明操纵了中奖结果，依靠作弊手法意图把四个头奖（奖品是昂贵的宝马车另加12万元人民币）据为己有，只是调包过程中的一个小小失误导致了其中一个头奖被西安小伙刘亮抽中。心有不甘的杨永明宣称刘亮的彩票是假的，刘亮爬上广告牌顶端要自杀，由此引发了这场举国关注的风波。
刘亮依靠自己的不依不饶与媒体的穷
追猛打避免了吃哑巴亏。但是更重要的是，类似的丑闻还有可能再次上演吗？非常遗憾，问题的答案令人忧虑。
忧虑出于这样的逻辑：事实证明，操纵彩票抽奖只需要使用拙劣的手段与承受少量的风险——对于后者，如果杨永明碰上的不是刘亮这种豁出去的人而是自认倒霉的人，那么杨永明的伎俩就成功了，他不可能受到任何质疑与调查。众所周知，像刘亮那样倔的人实在不多。也就是说，操纵彩票抽奖的成本很低，收益却很高。这样的生意谁不愿意做呢？既然杨永明可以完全操纵中奖结果，那么就不能否认其他彩票抽奖活动存在被操纵的可能。
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彩票发行与股票发行在机制上有相通之处。在性质上，“西安宝马彩票”事件与证券法禁止的内幕交易行为也是相同的：杨永明利用特殊的身份，勾结他人私下调包，彩民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完全丧失了中奖机会。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移植到彩票业上。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核心，这与彩票业取向一致，事实证明这一套做法确实行之有效。
从经济角度考虑，既然不可能降低操纵彩票抽奖的收益，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这样做的成本：一是提高操纵手段的难度，二是提高操纵后果的风险。
实行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可以完成前一个目标。在证券市场上，如果上市公司、股票承销商、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人员，利用优先获得的信息进行了股票的买卖，就属于违反证券法的内幕交易行为，将受到严惩。那么，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是如何预防内幕交易行为发生的呢？核心措施就是实行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任何有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都需要及时地向公众发布。所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就是这个道理。
回过头来看我国对彩票业的监管几乎是一片空白，彩票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极其不对称，彩民处于无保护的弱势地位。这使得杨永明们根本不需要考虑非常周到的操纵手法。假设彩票业实行强制信息披露制度，那么彩票从装箱到抽取直至兑奖（指即开型彩票）的整个过程都必须进行录像，并且允许媒体到现场监督。这样一来，操纵手段就没那么容易实现了。
如果某个彩民依据录像或中奖者身份等信息怀疑主办方有内幕交易行为，就可以向监管机构提出。必须说明的是，举证责任应该归主办方，也就是说主办方必须拿出确实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而不是由彩民来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怀疑。如果主办方无法举证，就说明彩民的怀疑是成立的，主办方的罪名自然也就成立了。这就是“辩方举证”，在法律上也叫作“举证责任倒置”，是专门为保护中小投资者而设立的特殊法规。
这在美国的证券法中是有例可循的。美国的证券法规定，只要上市公司的股价发生了异常波动，中小投资者认为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可能进行了不轨交易，就可以向监管机构报告或者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
当然，信息披露并不是防止内幕交易行为的全部规则，而只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把公众纳入监管者的范围中，只有强制披露了足够的信息，公众才能看到舞弊者弄虚作假的蛛丝马迹。毕竟公众监督比任何监管机构都要有效。
第二个目标的实现则需要实行集体诉讼制度。集体诉讼是中小投资者联合起来向法院提出索赔诉讼，官司打赢了，所有的受损害者都可以获得赔偿，因此赔偿金额都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
严格说来，每一个在“西安宝马彩票”事件中购买了彩票的彩民都有获得宝马车的概率，但是由于杨永明的操纵，他们在购买彩票前就已经失去了中奖机会。按道理来说，这些彩民损失的并不是买一张彩票的钱，而是获得一辆宝马车的机会，这个机会的价值相当于一辆宝马车的价值。给他们每人补偿一辆宝马车，这并非毫无理由。实际上，在针对证券市场等特权犯罪的立法中，实施重罚被证明是有效的办法。彩票业没有理由排斥这样的立法思路。
提高了操纵后果的风险，自然就会让杨永明们事前先掂量掂量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自然也就达到了遏制操纵行为的目的。
当然，拿“西安宝马彩票”事件来说，巨额赔偿是不是都应该由杨永明一个人来承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且不说杨永明肯定赔不起，让承包商介入彩票销售本来就是违规之举。2003年，财政部关于印发《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17条明确规定：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
眼下，对于彩票业的讨论很多，我们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保护彩民利益上。没有投资者就不会有证券市场，没有了彩民也不会有彩票市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完善过程中，很多上市公司和券商背负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因此监管机构对它们的一些违规行为持较为温和的态度。但是在彩票业中，销售彩票的主体是受特权保护、几乎无成本可言的暴利单位，它们的违规行为没有任何姑息迁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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