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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功夫，中国将变得比美国还老。”
这个“危险”的声音来自位于华盛顿黄金三角中心地带的K街，是美国民间思想库的集结地，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机构云集此街，“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其中之一。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几位代表将一份《银发中国》非商业性报告抛给了北京
的人口学专家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官员。
这份报告特别提示：如果中国不能为老龄化的人口做好准备，本世纪晚些时候可能面临一场大危机。该报告为中国成功跨越这次人口转变提供了依据，但它也警告，改革之路上有许多误区和陷阱，寻求并推行一个有效方案的时间越来越少。
这让我们想起了10年前“布朗旋风”举世议“粮食”的事件，同样是来自华盛顿另外一家著名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也曾经警告中国，伴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将吃空世界粮仓。10年之后，中国人口的确增加了，但是并没有吃空世界的粮仓，事实证明中国人可以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
但是这一次呢？同样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链”所导致的问题，不同于可以依靠技术进步增加粮食产量或者向世界市场购买的问题，养老问题所触及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中国25年市场化改革难以解决的深层问题：就业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
国际社会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养老问题？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到底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语出无奈：“没有人能够为中国人养老，就像没有人能够养活中国一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席兼执行总裁John J.Hamre袒露了他对中国养老问题的担心：“如果控制得好，中国的转型将取得成功，我们也会直接受益。如果控制得不好，我们也难免受到牵累，因此，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中国如何把握这一问题。”
坦率地讲，中国目前确实没有为老年社会做好准备，有许多宏观数据支撑着悲观的论点。面对华盛顿“K街”的警告，中国专家们的一些看法甚至在人口老龄化的负债表上增添了负值。
我们看到了以下三个负值：制度的转变因素———老龄问题和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现在，农村问题尤为突出。只有年轻人可以享受到新制度的好处，转型中的中、老年人口被边缘化；其次，家庭养老基础在动摇。农村老人丧失劳动力的时候，百分之百地依靠家庭养老。年轻人是否有能力赡养四位老人：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生育下降，人们尚没有做好少生孩子的对未来养老的准备。
幸好，这三个负值通过制度设计是可以变化的：体制改革也是一个变量———制度变迁的社会保障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在制度设计上是合理的；其次，传统的家庭养老刻意在制度设计上做出安排，给出激励，以实现有能力和有意愿的家庭养老；无意识的计划生育由于是政府的意愿而非个人在成本和效益分析下的主动选择，但是个人在有限的财务约束中已经做出安排，比如储蓄，我们只要做一定的激励性制度设计，也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还有时间和机遇。”有更多的专家不那么悲观，人们在这一沉重话题中见到一缕曙光——我们尚未走投无路，还有时间准备，我们还有本世纪最大的人口转移机遇。
让我们从人口结构、国家财政安排、社保制度设计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四个层面，层层打开这个最大的未来核心问题，打开我们每个人可以预见的30年、50年。
赵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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