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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约束:现代商业银行的“铁律”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11日 02:14 证券时报

  从今年3月1日开始,中国商业银行将实行新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由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资本配置、市值预期等都与资本充足率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它必将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将从理念到实践给国内商业银行带来实质性的冲击,因此,中国的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深化对资本充足率的认识。

  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 陈小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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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充足率:国内商业银行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政策等逐步与国际接轨,资本充足率正从一个看似遥远的理论话题,日益成为摆在中国商业银行面前的现实课题。

  国内商业银行在实践中体会到的资本充足率约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监管的约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商业银行普遍感到了压力。而在境外设有机构的银行,还要接受更加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面临的压力更大。比如,香港金融监管局将最低资本充足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在香港设有分行的商业银行,一旦其资本充足率接近监管低限,该局就会不断地提请银行高层关注,并警示如突破底线将不得不采取“你们不愿看到的限制性措施”。第二,股东的约束。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投资收益率和机会成本。银行的股东面对增资要求,同样会问银行管理层“这对投资者有什么好处?”他们期望补充的资本能够获得与以前的投入同样的甚至是更多的回报。而银行补充资本,通常将摊薄老股东的股本,每股收益在短期内也可能降低。因此,银行的老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对增资往往持审慎的态度,不可能有求必应。第三,市场的约束。对于上市银行来说,银行的任何增资举动都会引起投资者的极大关注,导致强烈的市场反应。如2003年,某上市银行发行可转债的动议,即引发了一场风波。尽管市场各方都认为银行补充资本自有其道理,但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仍激烈反对。这场可转债风波,最终以银行修改发行方案画上了句号。

  来自以上几方面的约束,使资本充足率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在经营实践中不可回避的、日益严峻的课题。而随着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内商业银行将来遇到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必将越来越强。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为例,过去国内的监管标准比较宽松,但银监会新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却一步与国际接轨。与老办法相比,新办法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主要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表内资产风险权重大幅提高,有8类资产项目风险权重出现较大变化,如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过去是50%,现在是100%;国有特大型、大型企业保证贷款风险权重分别由50%和70%提高到100%。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银行资产综合风险度约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000亿元的资产将比过去多消耗8亿资本。另一方面,对计入资本的项目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剔除了专项拨备、其他准备金及当年未分配利润,导致资本净额下降。未分配利润虽然在西方一些国家没有计入,但香港仍然可以纳入核心资本,因此,国内新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比香港标准更严格。

  按新标准计算,目前国内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普遍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均达不到8%的要求。因此,在资本补充受到多方制约,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条件下,如何适应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的棘手问题。

  现代银行的基本原理之一

  资本必须覆盖风险

  陈小宪简历

  陈小宪,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任计划处副处长、处长、行长助理、副行长,1994年任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行长,2000年任招商银行总行副行长,现任招商银行董事、常务副行长。

  资本必须覆盖风险,是指风险资本必须覆盖风险资产,也就是资本必须和可能产生的风险建立某种联系。一家银行,只要从事业务经营,就一定面临潜在的风险,银行的资本必须和这种风险建立一定联系。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银行发生的三次危机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联系还没有建立。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银行既是经营风险的企业,也是制造风险的企业,银行必须对可能承担的风险建立最后的准备。

  现代银行在经营中面临各种风险,而风险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产生各种损失。对风险的认识,实质上就是对损失的认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理论中,把损失分为三类,即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现代风险理论都和这三种损失的分类相联系,不了解这三种损失,就不能理解现代银行的资本、风险等概念。

  关于这三种损失,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假定一家银行对一类既定信用级别的企业,如A级企业,每年发放100笔贷款。在正常年份,每年有1笔违约,那么就把这笔违约所产生的损失叫做预期损失。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上述贷款可能出现10笔违约,较正常年份多出9笔,这9笔违约所产生的损失就叫做非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不是一个固定的正常值,而是一个波动值。还有一种特殊的损失,如9.11事件导致在世贸中心办公的企业大量破产,银行因此有50笔贷款出现违约,较不景气时期又多出40笔,多出的这部分违约贷款所造成的损失,就是异常损失。

  对于异常损失,银行是不可能拿资本作准备的。银行的损失可看做一个正态分布,它的尾部是很长的。也就是说,异常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一旦出现,金额又非常的大。在这种情况下,如要把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都覆盖,意味着银行发放多少贷款,就必须拿多少的资本金作风险准备,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于异常损失,银行往往采用压力测试的办法,通过情景分析模拟出在最坏年份可能出现的情况,并据以设定应急性政策。总而言之,异常损失是一个非常小的概率事件,没有办法以资本金来作准备,而是以其他办法来管理。银行大量发生的是预期和非预期损失。

  预期损失是一个固定的量。以图形来表现,可能是一条横线,一个均值。比如,对于信用风险可以客户的违约概率乘以违约损失率,再乘以风险敞口来将其量化。违约损失率和风险敞口属于债项评级的范畴,在巴塞尔新协议中,债项评级是高级内部评级法所必须的,目前世界上仅有少数几家大银行可以做到。通过这样一个公式,就可以把预期损失具体地量化出来。比如,穆迪和标普公司通过大量科学的模型验证,得出BBB级企业的违约概率是9‰到1.2%,笼统地说就是1%左右。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理论都是将不同类企业每年按违约概率来统计管理的。一定信用级别的企业,每年的损失概率大体是固定的。总之,关于预期损失,最重要的特点有三个:第一,预期损失是可以量化的;第二,预期损失是一个常量;第三,预期损失要直接列支成本,直接从收益当中减除,如发放一笔贷款正常情况下必须提拨备,拨备的过程就是增加成本。

  非预期损失就是超过预期损失的那部分潜在损失,它具有波动性,是一个变动的量。由于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因此无法列作当期成本,而必须以资本来做准备,也可以称之为资本覆盖。所谓覆盖,是经济资本的概念,也是虚拟资本的概念,但是当非预期损失发生后,就需要通过实际冲减相应资本的方式来弥补,就转化为会计资本的概念,即实际资本量的概念。

  以上两种损失的概念出现后,就出现了相关的资本定义。如经济资本,也有人叫做风险资本。所谓风险资本就是指覆盖风险资产的资本,它是从前面所说的内容中得出来的,也是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8%的资本充足率的含义,就是要求银行必须对不可预知、不可把握的风险,用资本来作准备。

  资本的覆盖能反映出经营者的风险偏好,判断一个经营者是审慎,是激进的,或者既讲求审慎、又追求盈利。比如,一条大河必须要修堤坝,根据完整的历史记录,水位超过50米的,千年一遇;超过40米的,百年一遇;超过30米的,十年一遇。在这种情况下,堤坝的高度决定了其抵御洪水的能力。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堤坝当然越高越好。但问题在于,如果要修筑防千年洪水的堤坝,造价会非常昂贵;修筑防百年洪水的堤坝,则可以大大降低造价;而要修筑防十年洪水的堤坝,则可能非常廉价。这个例子反映了支出和收益之间的曲线关系,要找到一个最优解,既能够节约,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御洪水。这是风险管理当中的容忍度问题,银行经营者所能接受的风险容忍度就反映了其风险偏好。完全的审慎,希望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是不行的,因为这意味着不能发放贷款,也不可能实现盈利;完全的盈利追求,不作堤坝准备也不行,因为这样随时会面临洪水的灭顶之灾。水坝的高低和资本的准备的道理是一样的,银行在经营当中必须决定到底需要多少经济资本来作准备。首先,银行必须要有资本,抵御潜在损失的洪水,同时满足监管当局的要求。在巴塞尔新协议中,对这条资本水坝已做了最低要求的限制。其次,在最低要求之上具体需要多少资本,取决于经营者的风险偏好。稳健一点的,资本需要就多一些,盈利就少一些;激进一点的,盈利高一些,风险也大一些。国际银行业对于这些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基本的风险容忍度。就修水坝的例子而言,可能修筑一个防百年洪水的堤坝是既经济,又有效益的选择,同时这种容忍度又能为所有股东所接受。

  深化对资本约束的两个认识

  当前,国内银行业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及制约银行资本补充的客观环境正在生成,国内商业银行必将走向资本约束的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时代。适应环境与形势的变化,中国商业银行必须深化两个认识。

  第一,对规模扩张有限性的认识。由于银行的资本是有限的,能够据以覆盖的风险资产数量也是有限的;而风险资产是伴随着业务的发生而发生的,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银行规模的扩张也是有限的。但是,长期以来,在没有资本概念和资本约束的条件下,银行业内外评价一家银行和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基本上是以规模的增长为标准的,一些银行的管理者甚至认为中国的银行没有资本照样可以发展。在这样的舆论氛围和惯性思维下,国内银行业步入了片面求大的歧途,高息揽存、通过循环开具承兑汇票虚增存款、不计风险和成本放贷等在西方商业银行看来不可思议的经营行为,在国内银行中却屡见不鲜。因此,中国商业银行首先要对规模有清醒的认识:规模的增加必须以效益的同步甚至更快增长为前提,这才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的准则。

  第二,对资本覆盖风险要求的认识。一方面资本的有限性决定了规模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有限性丝毫不排斥个体的差异性、能动性,在资产配置好、管理水平高的银行中,有限的资本可以支撑相对多的规模。中国商业银行要积极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努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同时不断优化资产结构,改变过度依赖存贷款利差收入的单一盈利模式,努力提高债券、票据等低风险权重的资产占比。要通过经济资本(风险资本)的主动分配和调节,达到引导银行各业务线的合理扩张与收缩,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始作俑者

  在近20年中,国际现代商业银行发展有公认的三大进步:第一个进步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其中包括对资本充足率、经济资本以及资本覆盖风险的理论;第二个进步是由商业银行的内部特性所派生出来的风险计量技术的进步,主要是指风险计量逐渐从定性分析发展到了全面的定量分析;第三个进步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正向着扁平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前两项进步都与巴塞尔协议有关系。

  巴塞尔协议产生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业发生的几次严重危机。第一次主要由拉美金融危机引发。70年代末,美国等西方国家银行对拉美国家和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境外贷款,当时这些银行曾对贷款前景抱有良好的预期,但是由于贷款控制不当,当拉美金融危机发生后,直接引起了美国银行业一轮剧烈重组,很多银行由此破产倒闭。第二次主要是美国储蓄与信贷协会危机。该协会主要从事按揭贷款业务,80年代初,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由于收益预期很好,许多协会对白领阶层、中产阶级提供了大量的按揭贷款,而协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高息存款支撑。但到了里根政府后期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收益的预期下降,高成本的存款不能支撑,其直接后果是当时有1000多家银行倒闭,储蓄与信贷协会几乎崩溃。这场金融风波的主要教训就在于贷款失控,银行的风险被一些经济繁荣的假象所掩盖。第三次主要是北欧国家银行危机。这次危机从挪威开始,主要是该国的许多银行过度扩张贷款,风险准备又不足,先是一些小的银行出现风险,其后迅速扩散到大银行,并蔓延到瑞典、芬兰、丹麦等国家的银行,其结果是北欧四国的大部分银行都被政府接管。

  这些接连发生的危机促使银行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是不是可以无限制地扩张?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协议应运而生。1987年,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联合向巴塞尔清算委员会提出要在世界上建立共同的资本体系,目的就是要限制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银行规模的过度扩张。

  西方十国的中央银行经过多轮谈判,终于在1988年达成了巴塞尔协议。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为了制定一个共同的资本准则,该准则的关键就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当时的协议主要是由西方十国集团的活跃银行首先执行,并没有要求所有国家的全体银行都遵守。但是,由于西方十国的影响,以及这些活跃银行在国际银行业的地位,因此在1988年协议执行的10多年中,协议的影响逐渐波及到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许多国家目前都已按照协议执行。1988年资本协议实施以后,确实对银行贷款不受约束的非理性扩张起到了极大的制约作用。

  为满足银行界对于风险更敏感的监管框架的需要,在西方银行的倡议下,巴塞尔委员会又在酝酿出台新协议。新协议的初稿2001年初正式公布,当时认为2004年可以执行,但实际上由于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最终推到了2006年底执行。

  新巴赛尔协议有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央行监管和市场纪律,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新协议的变化集中起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覆盖范围广了,老协议中的资本主要用于覆盖信用风险,新协议把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包括进来了,这样,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就扩大到了银行目前面临的所有风险;二是执行严格了,央行监管和市场纪律使得银行规模扩张受到了严格限制;三是管理有弹性了,一定的资本额在风险管理水平不同的银行中,可以推动不同的资产总规模,特别是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管理好的银行,更能见到效果。

  新协议实行的资本弹性管理,主要是西方十国集团活跃银行提出的要求。他们认为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较高,可以通过某种评级方法,使资本与分母相比可以相对缩小。以市场风险为例,如果一家银行市场风险的计量和管理水平高,则可以执行内部模型法。国际上的先进银行,掌握着很多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如违约过滤器、VAR值管理、CAR值管理,以及对操作风险的打分卡技术和大量的情景模拟、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等手段,管理工具非常完整。如果风险管理先进,银行就可以缩小分母使分数的值增大。例如,同样是100亿元的资本,好的银行可以推动5000亿元的资产或者更多,而差的银行,由于它不能覆盖全部风险,只要它执行巴塞尔协议,可能就只能推动3000亿、2000亿甚至1000亿元的资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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