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的“自己人”

　　出门在外的潮州人喜欢称同乡为“自己人”，尽管他们彼此可能萍水相逢。

　　海上航行的凶险，明、清政府对其利益的漠视，海外求生的艰难，都使得潮商分外团结。而团结也为潮商在历次商战中，以小击大提供了最牢固的保障。

　　1840年，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自此外国商人开始操控中国市场，中国传统商人 日渐式微，晋商与徽商的分崩离析就是此时开始展开。

　　但潮商在此次竞争中并没有落败，反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其在中泰米市贸易基础上，扩展了近代汕(汕头)——香(香港)——暹(泰国)——叻(新加坡)的国际贸易圈，并且处于垄断地位。而正是这个广阔的市场，为潮商提供了与西方商人竞争的雄厚资本。

　　为了与潮商争夺该地区的航线，外商开始引入汽轮，与潮商的红头船一决高下。为了保住潮商对东南亚的贸易生命线，由泰国潮商郑智勇倡议，泰潮商于1905年集资创立了暹罗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后来为了变华人为外轮顾客为外轮主人，潮商开始租赁外轮或代理外轮的船务，几个回合下来，外轮终未能分到该航线的一杯羹。汕—香—暹—叻航线的保住，使潮商在此区域保持了主流商业地位。

　　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而在潮商内部建立的信用关系网络又弥补了潮商资金的短缺，使其能够抱成团与对手抗衡。对外来竞争者树起高高的壁垒。以潮商在香港垄断米业之战为例，二战前香港米业批发商多为外地商人，于是潮商通过进入大米进口与零售渠道，同乡之间可以赊购赊销，此举使潮商短短几年便占领了香港米业批发业的六成以上、零售业七成以上的份额。

　　潮商之间信用关系发展高峰的标志，是潮汕商界内部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中通行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为强大的信用力量，在1924年～1925年间国内金融市场币值波动不止，严重影响商业发展的同时，潮汕商业却得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1949年后，当挟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的上海商人蜂拥入香港，而此时的香港也因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转口业务一落千丈。做惯了贸易的香港潮商面对香港的经济转型，一时手足无措，一度陷入困境。但有着丰富贸易经验、市场反应灵敏、具有独特开拓市场禀赋、团结一致的潮商们开始在工业化道路上艰难迈步，很快，在塑胶、制衣、钟表眼镜等行业，潮商后来居上，重新从上海商人手中夺回了主导权。而潮商代表李嘉诚更成就了华人创业的不朽神话。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是海外潮商英雄辈出，那本土潮商的黄金时代则有些姗姗来迟。

　　汕头总商会会长郑定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生代潮商。他坐在宽敞的沙发上，挠着头说：“我35岁的时候还是个普通农民。”这个世代生长在潮汕地区一个叫做沙陇的偏僻小镇的农民，离开土地后做的第一份事业是为茶叶厂做铁皮盒，不久他发现卖茶叶比做铁盒更赚钱，于是他也试着收茶、加工茶叶，再以后他发现，将茶叶制成保健品比卖茶叶还要赚钱，于是他做起了减肥茶。就这么，一个农民经过市场一道道的淬洗，终于成为操控几亿资产的企业家。据说，郑现在每周末还要开着他的奔驰车去汕头大学读他的MBA。

　　而另一位叫郑立平的潮商则似乎更超脱些，“反正我的财产再怎么排，在潮阳(汕头一个区)也不可能排到前面去，树留一层皮，人留一个名。我把我的学校搞好就行了。”

　　郑立平坦承自己8岁就去放牛了，13岁出外当小木匠，然后是“老板、木工、看房子的人一块兼”。几十年下来，他终于掘到了自己的金，但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他却将这几千万全部投入了教育产业。“我的钱等于投到了海里，这几年基本没回报，但好歹给潮阳搞了个好学校。”

　　郑立平赤脚坐在沙发上喝着功夫茶，他的办公室就在学校对面，他说他每天都要去看看，生怕那五千多孩子出个意外。

　　与二郑相比，张武则属于新生代的潮商，他在大学里读完金融、贸易两个学位后，回到潮州一个以针织闻名于世的小镇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一个服装加工厂和千万资产。但他成为新东家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全世界跑了一圈，这一去足足有一年之久。当许多人以为这个新潮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时，他却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将厂里的产品作了调整，改做高档内衣，全部出口，他已利用潮州人密布海外的联络网，为将来的产品找好了经销商。

　　八年过去了，他的厂子已经扩展不止十倍，并在海外设了十几个代表处，“只要是经销高档内衣的外商，肯定知道我的牌子和我的厂子。”但他一直向记者强调不要说他的名字和厂子的名字，“我不做内销，没必要炫耀，而且内衣行业毕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行业，做得再大年产值也就不过一两亿，不值得说。等我开拓中国市场那天，我再曝光不迟。”

　　(王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