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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失传:新晋商前路徊徨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08日 09:35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许圣如 见习记者 牛晓波

  太原、平遥报道

  没有路灯的“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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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仿佛在平遥停滞,留连于古色古香中。置身古城,不异在历史中游走。

  五一临近,前往平遥访古的人日渐增多,而平遥筹备已久的“中国科举博物馆”也适时推出。古城县衙不远处,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昇昌总号所在地,游人如织。

  但古城的荒凉,不是如织的游人能掩盖的。

  太谷,这座明清时曾被称为“小北京”的县城,这个闻名遐尔的“三多堂”曹家大院和近代著名官商孔祥熙故里所在地,夜晚却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一个没有路灯的县城。

  历史意义上的晋商似乎成了山西人惟一的骄傲。这个拥有丰富煤炭资源、醉人历史文化的省份却沦为中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之一,不能不让人感叹。

  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山西人会在商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当今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山西人却会日渐落伍呢?这个谜样的天问正好打中山西人的七寸。每逢提及这个问题,山西人都会扼腕长叹。

  “我现在对晋商不抱太大幻想了,他们或许一时成功了,但是还没有几个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素养,更不要说一些小煤矿主了,山西资本外流太严重了,现在北京一些大城市的买房客很多都是山西的煤矿主,这些人是准备随时从山西开溜的。”山西财经大学崔满红教授直言山西不可能有新晋商了。

  “历史上,山西的发展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孙丽萍困惑地发现,在政治比较保守的时期,往往山西却能得到快速发展,一旦政治气氛比较开放,山西的发展就会变慢。而现在山西正处于开放环境下的发展停滞期,“这个现象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传统改变了,正如山西的环境一样,往日不在。

  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教授仍然清晰记得1991年关于山西是否足够开放的争论,“当时政府中很多人认为山西一贯闭塞,山西人也养成了因循守旧的毛病,要转变山西开放思想很难。”孔祥毅就比较纳闷,短短才几十年,为何山西人就不会从商了呢?为何主流认识把山西400年的商路历程都抹杀了呢?

  晋商辉煌时期的山西,从商曾经是人出头地的首推选择;而今天的山西老百姓的眼中,官比商重得多的多。

  “重商”到“官本位”

  山西自古重商。

  “直到1930年代,山西还是官本位不强的地方,那时流传的儿歌中就可见一斑,‘娃娃子,快快长,见蓝炭,不愁吃,不愁穿;娃娃子,学算账,闯关东,进沈阳,娶娇娘。’那个时候,还是以走商人这条路为荣的。”孔祥毅解释。

  但是历史的变革中,大时代有时候分不清苦涩与甘甜,晋商在历史变革中也只能洗尽铅华。

  “晋商很有意思,总号很少有进城的,一般就在县城中,有的甚至在村子里,而经商赚的钱财就用来‘树标竿’,买田置地,起屋造房,有的大院甚至建造了几百年,形成特色的大院文化。”孔祥毅认为,“这些当然的大地主,在现代革命史中注定是悲剧收场。”

  晋商悲哀之处就是始终眷恋脚下这块贫瘠的土地。到了土地革命的时候,他们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山西很早就是抗日根据地,以后成为解放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很多恋地的东家就被‘革命’了,现在一些晋商存续下来的家族后人,一般都是开明进城的,成分可以是资本家,进入以后的公私合营,得以保留一些财产。”孔祥毅分析,“晋商只有些理财的本领被新政权吸取,建国后,一些财经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山西人。”

  “晋商中的学徒传统,在票号时期,锻炼了一批理财好手,但是在计划经济时候,很多没有派到用场,也没有用场可派。”可以说,商道不传。

  建国后,最初山西是作为重工业基地建设的,一些工业布局在建国初期,军事上考虑比较多。而改革开放初期,山西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煤挖出来,由于煤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加强控制,计划经济色彩在山西并没有随改革进程有所减弱。一直到1998年,煤炭全行业不景气,矿务局改组成立集团公司,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下降,使管理权下放到省,这才多了些主动,而这两年随着能源紧张,又要重新抬高煤炭地位,山西不得不要为国家继续作贡献了。崔满红说,“山西如果每天少出几车皮煤,就会有人要跳墙了。”

  “煤炭产值现在每年占山西工业总产值45%,如果计入电力、焦炭、冶金等相关产业的话,要占到70%以上。1930年代,山西当时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富裕省份,建国后到1980年代,山西经济总量也算全国中等水平,现在呢,每年几乎都是倒数,甚至成为人均收入最低的地方,人家日子越过越好,为什么这里越过越穷?是不是等煤炭枯竭的,真的成为一座座‘废都’了呢。”崔满红对山西未来非常忧虑,“山西旅游也是个怪胎,从1997年意识到要发展旅游以来,也只有晋中市成了些气候,按照山西旅游资源保有量,应该说非常有发展潜力,但是现在山西旅游层次很低,还是停留在靠门票收入上,关联行业发展滞后。此外,政府重视不够,而晋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煤炭及其相关短线投资产业上,要不就是房地产,对于无害产业认识不够。也许这次新发展观提出,是改革山西的一次难得契机。”

  “煤炭这种国家垄断产品,开采权这两年才逐渐市场化,其中权利寻租空间非常大,对山西来说,煤炭现在几乎是个负担。养活了很多煤耗子,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土地。”崔满红笑言,太原的夜生活比广州还要厉害,奢侈消费非常突出,“歌城林立,浴池遍地,这和太原人均收入不协调,脱离城市总体消费水平的众多奢华场所出现,背后原因不能不让人深思。”

  “商道失传”

  商道是靠人来传递的,断裂的历史很难修补。

  “晋商最好的品质就是诚信,重义、敬业,谨慎、有群体精神。但是这些优秀的一面,现代晋商继承的很少。”崔满红介绍,“可能和社会大环境有关。”

  崔满红认为,过去言传身教贯穿儒教传统的商场文化,现在可以说荡然无存了,“那批人的离开,也带走了道德经商的理念。”

  “现在重新审视晋商,会感到不可思议,那时候诚信水平,现在远远赶不上,现在社会认识到商业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性,要重建的时候,细细研究晋商,从中能够体会很多的,以前诟病的学徒制度,其实现代企业也有必要研究的,如何训练对企业的忠诚度,古人比我们做得好,还有解决劳资纠纷,晋商的人身股、期权激励,很符合现代管理学的特点。”孔祥毅说。

  儒商文化既是个宝贵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孙丽萍认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重新整理、借鉴和有选择地吸纳晋商群落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商业经营上的某些理念的厘清和重构,是当代晋商和学者,甚至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孔祥毅承认晋商现在面临环境比较尴尬,一方面对山西没有信心,“资本逃亡”心态严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山西投资环境确实不足,官僚作风严重,吃拿卡要在一些领域普遍,“逼迫一些商人就范。”

  这样一个平衡潜规则下就会出现很多怪异的现象。“小煤矿炸得不少,但是不要命开的更多,反正要不了自己的命,国家明确表示要限制超载,山西就能出现有人买通交警,组队超载的事情。”

  这样恶性循环,最后倒霉的还是普通百姓——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

  “现在山西的危机意识还不够,大家得过且过,有本事的,弄到钱离开这个地方,不用享受每天喝‘煤灰’的待遇;没有本事的,现在就想方设法钻营,渴望能为自己孩子提供一个平台。平常学习考察也去过好些地方,感觉还没有哪个地方像山西这样迫切希望能够吃上‘皇粮’的。”山西社科院一位研究员现在很忧虑山西未来。

  堵住晋商寻租的通道,让“商人”真正成为商人似乎是山西急需解决的问题。

  “晋商研究在山西比较红火,也是渴望从研究中得到慰藉的同时,找到一条复兴之路。”孙丽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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