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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盯住利率”的情况下，不管经济扩张是政府启动还是民间启动，启动以后都会离经济均衡点越来越远，要靠外生的控制才能打住
□宋国青／文
在关于中国“经济周期”原因的分析中，一个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是政府换届这样
的外生作用引起了“经济周期”；在去年以来的投资快速增长中，地方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政府换届或者类似变化确实有引起明显宏观经济波动的效果，那么周期性的换届引起有规则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即经济周期也就顺理成章了。本来这个说法很勉强，因为上一次换届就伴随着通货紧缩，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不少人相信，在中国的情况下政府要调节总需求，利率、汇率这些杠杆不灵，而用行政控制的办法才有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行为与普通的企业行为不一样。
不管是出于要政绩的希望还是出于对支配权的喜好，地方政府喜欢投资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预算约束。地方政府第一不能印钞票，第二不能搞赤字，建设占地额度和其他一些资源的控制权在中央政府，地方控制的国营企业和项目投资要贷款则必须得到银行同意。如果说地方政府想扩张就能扩张，那就没有什么均衡可言。
对于经济周期来说，地方政府控制经济资源的灵活余地有多大(包括能否搞赤字这些约束条件)并不重要。就算地方政府可以发债，那么一届政府上任的头一年想发债，最后一年就想着赶快将自己借的债还掉，给下一届政府留下发债的余地。这是说笑话。我理解，短期行为导致的掠夺式经营应当是越到后期越厉害。不过再说极端一点，就算每届政府都在任期的头一年借债投资而在最后一年还钱，就一定能导致可观察到的经济周期吗？可能仍然不行，因为私人投资者可以反向操作。如果有可预测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在一定条件下反向操作就可以获益。
现在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私人投资是顺周期的还是反周期的？如果说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或者国营企业的某种行为导致了可以预期的符合市场规则的经济波动，那么私人投资应当反向操作。对股票投资者来说，股票市场最好有周期性波动，最好有愿意和能够制造周期性价格波动的庄家。
可以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大的经济波动中，私人投资是顺周期的，私人投资与国营企业投资差不多“同凉同热”。在现在这一轮投资增长率快速上升的过程中，情况更是这样。因此，就投资的相对扩张和收缩而言，如果私人投资者没有错，作为投资者的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也没有错。给定现在的通货膨胀情况和现在对未来的预期，很多投资者对去年的投资有所后悔，但不是后悔借钱和投资太多，而是后悔借钱和投资太少。作为一个假设考虑，比如说各级政府完全不参与直接的经济活动，但保持和现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主要是利率和汇率)，去年以来的投资增长率会比现在看到的更高还是更低？我觉得不会比现在差。
说到中国过去的经济周期，政府的直接作用还是很大的。在1984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总需求过度膨胀的过程中，在启动阶段政府的直接作用都很明显。不过主要的作用不是来自地方政府而是来自中央政府。那些时候一个具体情况是有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这样的说法。在实际中，推进改革开放与经济扩张有紧密的关系，而保守态度则和控制总需求的做法联系更多。比如说扩大开发区这样的政策，从一个方面来看有改革开放的含义，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又有扩张总需求的作用。产生这种纠缠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实行“增量改革”和“摸着石头过河”这些策略。这些事情早就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将要不要控制总需求与主张还是反对改革开放联系起来。
不管经济扩张是怎么启动的，启动以后的情况都差不多。这应当是“盯住利率”的结果。稳定了利率，宏观经济的均衡点是不稳定的。发生了一个大的外生的扰动，内在的冲动是离开均衡点越来越远，要靠外生的控制才能打住。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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