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步

　　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

　　在排行榜变得日益娱乐化的时代，任何严肃对待的努力都似乎令人质疑变成了喜剧。我们可以声明仅仅是借用排行榜这种形式的眼球吸引力，而实际做的是一件个严肃而艰苦的事榜，但我们能在避免从众的路上走多远呢：不放进明显有争议的人物，不刻意扩大范围放进一些风头正劲的明星人物。

　　尽管如此，我们仍很清楚，在这次的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内存在或保留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只是试探性的迈出了一步，而这些问题同样是中国公益进程中悬而未决的命题。我们认为，并非问题得到完全解决后，进程才能加快，而应是先谋求发展，才能使各类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在此意义上，做这个国内首次大范围的慈善排行也是向前了一大步。

　　此次的评榜人中，欧洲货币的胡润团队早已在国内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名声，而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则是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该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下属的非营利性组织机构。两个组织在背景、风格上存在诸多差异，但两个组织对于此次合作的目标和远景是相同的。

　　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的产生源于这样的认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或对企业公民的要求会日益强烈，同时一个公民社会的兴起，一种社会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形成，也离不开更为积极的企业投身于社会的机制。

　　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来自欧美，即企业立身于社会所要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与一个人在社会中作为公民同理。近年来，“企业公民”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以及社会责任投资(SRI)等概念一道在欧美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全球盟约”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从社会责任认证(SA8000)到企业公民公司、道德投资研究服务公司EIRIS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了市场的甚至政府的约束，使企业公民理念的传播得到了保证。

　　在国内，十六届三中全会“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方针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应当把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

　　在著名的英国企业公民公司(Corporate Citizenship Company)所列出的企业公民的实施方法中，对社会发展等事务的志愿性投入分为三个模式，慈善捐赠仅是第一步。

　　在中国，企业公民的理念还在初级传播的阶段，但慈善捐赠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中即有体现。历史上还有著名的范仲淹的“义田”和刘宰的“粥局”等。到了当代，很多现代商人内心中仍有“兼爱”“大同”的情怀，积极进行灾害救助、教育卫生捐助，为家乡建设出资等。因此以慈善捐赠的评选作为推广企业公民理念的发端，是再合适不过了。

　　合作伙伴的另一方欧洲货币机构投资(Euromoney)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传媒集团，拥有数量众多的出版物，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十数个排行榜的评选。胡润团队今年初正式加盟Euromoney，他们已连续五年编制《中国大陆百富榜》，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关注也从财富数字发展到财富品质，因此在二者在年初亚布力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相遇时，做一个慈善排行榜的念头立刻被碰撞出来。

　　寻找候选者/寻找潜在的卡耐基

　　确定评选后，首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具备候选资格。在中国，慈善捐赠的主体是政府劝募，其中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捐赠和个人的数额不大的捐赠占有较大比重。近几年民营企业经济地位的崛起和资本实力的快速扩张使他们成为最具捐赠潜力的群体，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排行将会目前的对财富观念和财富的态度使用有一个良好的导向，在此考虑下，双方选定将民营企业家作为评选的对象，并且以“寻找中国的卡耐基”作为评选活动的名称。

　　卡耐基式的慈善家不仅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以智慧和魄力推动了一个行业、一个时代向前发展；同时他们对于社会公益颇有心得，甚至是财富理论的缔造者和最佳阐释者，卡耐基的“财富论的福音”就已成为富人捐赠、清教徒财富心理、乃至美国捐赠文化的经典诠释之作。卡耐基们所进行的社会捐赠是有目标有远见的，是和他们的个人信仰及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以此改善了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以这两点为标准，胡润掌握的百富榜以及相关的民营企业500强等排行为我们提供了首批名单。

　　在以这几份名单里为基础的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将近6成的企业家都有可公开的捐赠数据(一些企业并不将其捐赠对外曝光，并要求受赠人也不得对外披露)。同时我们在一些来自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的捐赠名单里也发现了一些捐赠数额相当大，但规模和名气相对小一些的企业，这一发现使我们如获至宝，也使我们候选人的构成更加合理。

　　公司捐赠机制

　　在卡耐基式慈善家数以亿计的捐赠背后，是与捐赠理念配合的捐赠机制。21世纪初，这套机制已发展到在资金预算外，企业还将组织专门的人力资源对活动进行策划和评估。摩托罗拉、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都有这样的制度和组织体系。此外，企业还要将捐赠同企业文化结合起来，发展出独特的捐赠文化和捐赠品牌。

　　在评选的第二阶段，我们向所有候选人发放了问卷传真，要求企业家提供2003年和历年的捐赠数额及应用到的项目名称简介。收到企业发回的资料后，我们将对数据进行核查。发放问卷及核查环节的设置除为掌握更详尽真实的资料之外，重要的是希望了解这些企业家的捐赠有没有较为成型的体系。

　　在我们的理想模式下，企业将回传详尽的资料和数据，包括捐赠取得的必要单据。2003年5月开始执行的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里，企业的对外捐赠，是根据受赠增方出具的财务部门统一印制的捐赠收据、捐赠资产交接清单等进行确认的。事实上，在这个通知生效之前，有一些基金会和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但我们在活动的进程中没有收到企业主动回传的单据，问卷的回收率也在7%左右；核查开始后，向企业索要相应填报项目的证明时，也只有10家企业提供了较完整的单据。

　　在活动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企业负责的部门除了宣传部、企划部、人力资源部外还有办公室等，不一而足。核查中，有些企业提出单据由不同部门收藏保管，收集起来有一定困难，或有些捐赠并未索要任何收据。可见多数民营企业并没有一套捐赠的管理系统，甚至捐赠额过亿的企业家也没有将捐赠体系化。

　　data collection/企业捐赠的透明度

　　在国际流行的慈善排行中，《商业周刊》的“最慷慨的慈善家”是一个相对成熟和被广泛认可的排名，此外还有一些同类排名，我们在资料的收集和选择方面参照了这些已有的方法。这些排名都指出对慈善家的慷慨程度进行衡量并非易事，尤其是许多最乐善好施的捐助者因为不同原因都极力隐瞒捐助情况。在此次评选中，我们对数据的收集不仅来自企业提供的资料，也来自可靠的媒体对捐助的新闻报道，以及主要的全国性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的资料等。

　　在收集2003年捐赠数据时，我们心存一丝侥幸，这一年因为非典而出现了捐赠的高潮，并且因为非典使捐赠信息变得更加公开透明，使我们工作的难度降低了许多。而在对基金会的资料收集中，有些基金会给予了大力支持，有些基金会虽然提供了数据但是出于不确定捐赠企业的态度而要求不能披露基金会名字，还有些基金会尊重捐赠者意愿没有配合我们的工作。

　　在对收集到的捐赠数据的选择，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选择过程。起初，我们根据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及一些专家的意见，将可计入的捐赠领域划定为以福利、教育、医疗、环境四个领域，因为文化、体育、娱乐等其他领域的捐赠很难与商业赞助活动严格区分开，并且这些捐赠在中国现阶段亦并非主流捐赠。但是随着评选活动的深入，无论是企业的回复还是一些其他来源的资料都表明，来自文化、体育事业的捐赠数量也有很多，而且我们意识到，在捐赠环境尚未完善、捐赠理念尚未成熟的中国，强调狭义的公益性捐赠，排除互益性的捐赠，不仅界限的确定将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而且不能起到鼓励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目的，只有互益共赢的捐赠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

　　文章结尾，借用摩托罗拉创始人对中国市场的比喻，公司好比是一条鱼，而市场是一汪水，有的人只想着把这条鱼喂的越肥越大越好，但把这汪水做大，让这水充满营养和氧气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这正是我们本次活动的目的：希望所有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好。

　　在本次活动的尾声，我们对这两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将我们进行这次活动的一点心得呈上。在所有数据的分析完成后，我们还将把一份完整的报告提交出来，作为一份试题的另一份答卷，届时，我们也希望听到各方交流的声音，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指导和方向。

　　Acknowledgement致谢：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包括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在内的各地慈善会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各地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及希望工程、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各地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都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