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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亚洲
当比尔盖茨每年捐出十几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时，常有人感叹：中国的慈善比尔盖茨在哪儿？当希望工程由一个前政府官员辞官操办时，也有人发问：为什么不是富人推动这件事？
类似的疑问，相信会有很多。千万次问的结果，是何以一个泱泱文明大国，竟成了慈善弱土？近日民政部企业公民委员会、公益时报和胡润联手推出的“中国50慈善富人排行榜”展示了中国企业慈善状态。
其实，慈善从来都不是西文发达国家的创造，更不是它们的专利。当它们尚未诞生或者为生计奔波之际，中国民间富人捐资建立的寺庙，藏书楼等就已经遍地开花了。当我们流连在中国任何一个旅游胜地，都能发现这种善举的历史。
但无可否认，近现代以来，慈善在中国越来成为稀缺资源。随着洋务运动以及中国实业家的兴起，“慈善企业家”在清末民初曾初露端倪。但随后的连绵战火基本上扑灭了这欲燎原之火，这也使倡导“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的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成为今天我们能够忆及的孤例型代表。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慈善固然是公益性的，向善之心是前提，但必须正视的是，善举是离不开钱的。也就是说，慈善事业要想发展、壮大，离不开富裕群体。有人说中国企业家不会散财，笔者实不敢认同。在笔者看来，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企业成长壮大的前提；企业壮大是企业家辈出的前提，辈出的企业家阶层则是慈善企业家的诞生前提。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慈善者未必都是富裕的企业家，通过任何正当渠道发财者都可能成为慈善家。不过，中国的富人，屈指算来，他们真正拥有金钱资源支配的时间，长的不过二十年略长。以一个群体成长而言，二十年即使只争朝夕，像如何行善这样的社会责任问题，恐怕还是个来不及或者无法从容应对的问题。笔者这样说，并不是想为这些人辩护，自忖也没有能力辩护。只是想陈述一个基本常识，行善也好，施善也罢，是需要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社会大环境的。比如说，如果施善没有任何回报，就难以成为群体的公开行动；同样，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行善者极易成为群起掠夺目标。
当然，已经有很多分析文章提到，从目前而言，扼制企业捐赠的瓶颈是企业捐款需要纳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章在“优惠措施”中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两个法规对照下来，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换言之，企业捐赠越多，纳税就越多。欲引导社会力量从善的政策法规，竟然间接伤害或扼杀了企业通过捐赠体现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的热情，让人在啼笑皆非之余，不能不感慨万千。
不过，种种迹像表明，在中国企业家与富人阶层，私底里以个人方式行善者大有人在，把一件很可以阳光化的事情低调得不那么阳光，是这个阶层目前的慈善现状。促使这些行善力量公开化、阳光化，是中国社会进步所需。而企业公民委员会、公益时报和胡润共同打造的这个“慈善富人榜”，只是开头的一步，重要的一小步。
(作者为《中国企业家》杂志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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