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坛与中国一起崛起

　　□本报记者 史哲

　　出美兰机场，还没来得及看两眼海口，车就已经飞驰在前往博鳌的高速公路上了。虽然对博鳌的偏远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农田与丘陵在眼前几乎不间断地连续掠过一个多小时后，一丝疲惫终于掩过初到海南的兴奋，恰在这个时候，一个现代的高尔夫球场以及阳光下金碧辉煌的建筑突然出现在远远的海边。司机说，那就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会址——耗 资20亿人民币的国际会议中心索菲特大酒店。

　　“鲜为人知”的非政府组织

　　年会开始前的一段日子里，海南当地的标语、旗帜便已是举目可见，配合着媒体的宣传，几乎每一个人都早早知道了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在4月召开的事。

　　当记者指着路灯上“博鳌亚洲论坛”的旗帜，问博鳌镇的居民“知道论坛是什么吗？”记者得到最经常的一个回答是“开会”。如果再进一步问，“知道博鳌论坛是非政府组织吗？知道非政府组织是怎么回事吗？”人们大多只是憨厚地笑笑，然后善意地摇摇头。在他们眼中，博鳌论坛是无论如何不会不与政府搭上些关系的。

　　岂止是他们，即使是与会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传媒，也很少能够意识到“非政府组织”的意义。由于最初几次博鳌论坛在亚洲的巨大反响，普通人更不会相信这样每年一次的大规模国际性活动是由“非政府组织”筹划的。在传统思维中，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博鳌论坛不要说连续办了三次，能否存在都会是一个问题。然而在采访中，博鳌论坛秘书处以及海南省委宣传部外宣处的工作人员却向记者刻意强调了论坛的“非政府”性质。

　　非政府组织，简单的说，是那些既非政府部门，也非企业的组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52年第288(X)号决议的定义是“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显然过于宽泛，于是记者就此询问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课题组的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特征包括：合法性、组织性、民间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非宗教性、公益性、非暴力性和非政治性(不卷入推选公职候选人、不以政权为目标)。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博鳌亚洲论坛，相信可以消除人们心中的不少疑虑。

　　博鳌论坛由来自26个国家的代表于2001年2月创建。据论坛秘书处介绍，论坛的建立得到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26国代表中的大部分是以民间人士身份出席的前政要，只有江泽民、马哈蒂尔、比兰德拉等少数领导人属于现任。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有关国际性民间社团组织的管理法规，所以成立博鳌亚洲论坛的申请让民政部和外交部曾感到有些为难，但论坛终获批准，从而解决了合法性问题。虽然有这样一层关系，但从博鳌论坛4年中的表现来看，无论是其日常工作，还是年会议程的安排、议题的设计，论坛基本坚持了自治性，而这是衡量其非政府组织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非营利性是另一个重要特征，即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全部或部分依赖于捐赠和志愿性工作。博鳌论坛的资金来源包括会员费、参会费、捐助、政府拨款和在论坛业务范围开展经营和服务的收入等等。其经费中的确包含一些经营收入，但从事获得利润的商业活动并不足以否定其非政府性，条件是“利润不得用于分配”。事实上，由于博鳌论坛成立时间有限，所以每次年会所需费用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政府拨款。论坛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并不多，会议保障需要大量人员，当地的大学生志愿者成为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涉及交通、警卫、接待等诸多环节上，政府则给论坛以相当的优待，这一点，或许是对博鳌论坛“非政府性”存有少许怀疑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准是，非政府组织在根本上应该是价值取向的，而非利益取向的。大多数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重点在于社会平等、发展和治理等方面，表现为利他主义。博鳌论坛的着眼点在于增强亚太地区之间，以及亚太与世界的对话和联系，通过论坛建立一个工作网络扩大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合作，其目的是“寻求亚洲共赢”，这显然更多的具有利他、共赢的特色。

　　备受关注的“和平崛起”

　　从会议日程上看，经济合作以及如何建立有效、固定的机制深化亚洲一体化是论坛最希望达成的成果。为此，秘书处安排了企业家峰会、分会场讨论、早餐会、午餐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给予参会代表和嘉宾以充分时间进行讨论和交流。议题的设计颇费了一番功夫，涉及亚洲IT产业和标准、能源、供应链与亚洲制造、银行系统、金融改革、坎昆会议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等方方面面，博鳌论坛显然不希望仅仅停留在口头、书面的倡议与承诺上，而是希望这些倡议和承诺能够得到具体而微的执行。

　　此外，论坛还安排了两次有关和平崛起的圆桌讨论，与会人员的构成显示出会议极高的专业性。但结果，这一专业会议吸引了最大的关注。圆桌会议所在的金海岸酒店博鳌厅，是所有分会场中最宽敞的会场之一，对旁听者与记者也最为优待。然而，在会议进行中仍然要频频加座，许多人还不得不站着听。

　　“和平崛起”理论同博鳌亚洲论坛有很深的渊源。正是在2003年11月的博鳌论坛上，郑必坚发表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演讲，第一次向公众阐述了“和平崛起”的观点。这次演讲在时间上成为中国政府对待“崛起”态度的分水岭。由于“崛起”在国际政治中所具有的“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争夺霸权”的内涵，中国政府此前在对待崛起一词时极为谨慎，而宁愿使用如民族复兴之类的表述。自2003年博鳌论坛之后，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连续三次在不同的场合讲到“和平崛起”。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决定重新解释这一名词，掌握话语权，并专注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此次，郑必坚重申了对“和平崛起”的理解：和平崛起指的是1978年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找到的发展道路。显然，他试图通过重新定义的方式来化解他自己所说的一个难题——如何把和平与崛起这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并从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中提炼证据。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的主旨演讲，指出中国是亚洲的一员，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繁荣息息相关，中国已经并将继续给亚洲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有中国学者指出，胡锦涛的演讲对“和平崛起”概念的核心价值之一——共赢——作了很好的注解。

　　与学者按照严格的方法论和古板的定义争论的逻辑不同，在论坛的各项经济会议上，和平崛起同样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企业家显然从和平崛起中嗅出巨大的利益，他们可不想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单纯的争论上。经济人士认同经济全球化无法回避的观点，他们也充分注意到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在稳定亚洲经济以及推动亚洲经济复苏上的巨大作用。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者罗奇干脆就认为，现在的东亚经济环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对于他们而言，和平的环境以及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机会、市场、合作和收益。如果这些要素能够有效整合，中国能够把自己的发展融入地区、世界，那么“和平崛起”就有可能。

　　显然，关于经济的讨论注重的不是什么概念，而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亚洲国家实现彼此合作的方式，以及如何应对现实问题，提升亚洲的竞争力的举措。全球化本身很难说究竟是福还是祸，但如果亚洲能够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集中亚洲的优势参与全球竞争，无疑就等于牢牢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这样的努力正好回答了前法国合作和法语地区事务部部长若斯兰的问题，“如果不想让全球化放任自流，亚洲必须建立新的秩序，亚洲必须给全球化一个合适的出路。”博鳌论坛所做的就是试图找到这样的一条出路。

　　博鳌论坛任重道远

　　博鳌亚洲论坛仅存在了4年时间，论影响力，它当然不能用达沃斯论坛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虽然参与过这两个论坛的一位代表告诉记者，“其实，达沃斯会显得更加混乱”。

　　博鳌论坛的目标在于推动亚洲地区的一体化，然而以人类现有的较为成功的区域一体化模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无一不是政府大力推动促成的——来考察，虽然论坛能够发挥许多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但由于非政府组织在可调动资源上的先天不足，这注定博鳌亚洲论坛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绝对不可忽视。

　　现阶段，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如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和理事长拉莫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为亚洲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为区域内的合作与交流提供高层次的平台。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能是不断提高其自身影响力，进而影响有关国家的决策。事实上，这正是非政府组织能够体现其价值，发挥作用的最有效方式。

　　那么如何衡量博鳌论坛的影响力和成果呢？

　　首先，显然是参会代表及嘉宾的层次。本次博鳌论坛参会的现任国家领导人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捷克总统克劳斯、巴基斯坦总理莱斯利、柬埔寨首相云升，前领导人则有老布什、马哈蒂尔、塞迪略等等。至于部长级别上的现任官员，中国国内有20余人出席，国外的也有约20-30人，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巴基斯坦、柬埔寨更是一下子派出了多位部长。此外，虽然有400多名媒体记者采访了此次博鳌论坛，然而来自境外一流媒体和通讯社，如路透社、美联社、NHK的记者却只有10人左右。

　　其次，本次论坛的确试图给学者、企业家以及官方提供交流的平台。然而，这几个层次之间是否能够达成有效互动呢？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博鳌论坛中，除了170人左右的官方正式代表之外，还有来自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台办、港澳办的官员像记者一样参与论坛会议。他们的与会显然有助于政府决策层了解会议的热点问题以及讨论情况。论坛还专门举办了几个部长与企业家之间的早餐会，使得他们有机会面对面讨论问题。然而，在许多会议中，我们却总能发现某一个层次的缺失。例如，在众多经济论坛中，官员与企业家之外少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而“和平崛起”的讨论，则更像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却少了相应的官员。显然，缺失了任何一方的互动都是不充分的。

　　然而，却不能以此来苛责博鳌论坛。毕竟，博鳌亚洲论坛一开始的起点就非常高。按照非政府研究专家科藤的观点，迄今非政府组织已经发展了四代，第一代的任务是救济与福利，比如特殊情况下的食品、医疗和收容等服务；第二代则是帮助贫困地区利用自身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第三代则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转向影响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制度和政策内容，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第四代正在形成之中，其要旨是促成一个“人人参与”的制度环境。在非政府组织曾经长期是空白的中国，博鳌亚洲论坛可以归入第三代非政府组织。这种超前的理念和组织形态，对于中国政府以及博鳌论坛的组织者本身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挑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博鳌论坛能够一步一步在短时间内，将其影响迅速扩展到世界，也足以证明其目前是成功的。

　　博鳌亚洲论坛在其初期可以说是在一个快车道上飞速前进的，这使得它在很多方面超前于中国所处的时代，超越了许多国人的思维。但是，它所追求的目标却要求它必须长期保持这样的速度。同时，它也无法脱离中国和亚洲的现实。在来博鳌的时候，当记者所乘的汽车在难得见到几辆汽车、没有一个红绿灯的高速公路上驶向金海岸酒店的时候，高速公路边不远的土路上，一辆崭新的邮政车也在奋力地向远处的山村疾驰，在车后扬起片片黄沙。这或许不仅仅是博鳌论坛，也是海南、中国乃至亚洲的写照，然而除了选择前进之外，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