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税负不平衡需改革 增值税的转型促投资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先生演讲

　　 中国税收高层论坛(2004)——市场经济与中国税收 2004年年会于4月24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专家俱乐部举行，以下为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先生演讲：

　　第一，我们十二个题目里面，故意偏重了税制的改革。论坛的名字叫“市场经济与中国税收”，税收可不仅是税制的问题，税收最最重要的是征管。税务局的第一任务就是征管，税务总局有一点税改等任务，基层的税务局根本没有。真正税政的职能是在财政部，我 现在比较好，既不是税务总局的党委书记也不是财政部的部长。但是，发起单位都是财政部，最主要的单位。而且讲中国最爱不讲征管，最后一点内容是征管，有点小了。当前中国税收主要的问题，我的判断不是监管，是征管。长期的任务不是税制是征管。中国的工商税制在1994年改革非常的成功，当时刘仲藜先生是工商税制改革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当时我们研究的资料，是研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句话：简化税制、公平税负、合理分权、统一税法。当时的改革要求是重点突出、逐步推行、务求初战必胜。所以，不可能税务改革方方面面都改，讲的所得税共享实际上是一个分税制的原则问题。讲了所得税的改革问题，当时把国内企业的所得税改革的税负拉平，合并成国内企业的条例，而不是一些大中型企业所得税的条例，中小企业的条例等等，税负不平衡，不是公平税负。外资和内资没有，这是分布实施。增值税的问题，也清清楚楚的，增值税可以分三步走，当时把生产环境、销售环境、商业环境报出来了。现在提的是消费型，以前是生产型现在向消费型转移，消费型是第三步。第一个意见，如果研究税收问题，更多的要研究征管问题。我曾经在税务总局工作三年零九个月，我去的时候是1994年6月11号，5月30号胡锦涛同志找我谈的话，6月11号刘仲藜同志送我到税务总局，在税务总局工作，我6月份去的，7月份进行改革。有一些同志可能记得，我记得7月份到辽宁进行征管改革，我当时有一个讲话，税制改革，这一次税制改革，就是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首先出来的目标已经大体到位，现在是落实和完善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把征管改革改出来，我提出两个转移，一个是向基层转移，一个是向征管转移。任何一个干部，不要忘记自己的天职就是征管，把该收的钱收回来，这是第一个意见。

　　第二，我看题目里面有很多讲到增值税的转型问题。我翻了一下蓝本，有的同志论文里面都讲到了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已经炒的过热。税制的改革，都有非常鲜明的政策出台，有非常现实的经济问题，为现实经济服务。也有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税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的一根支柱，必须要扶正。简单回顾一下，199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增值税改革，94年改革，最最重要的就是增值税改革。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993年我们增值税的整个收入是965亿，到去年我们整个的增值税的收入突破1万亿，大概是1万零700多亿，十年从不到一个亿到突破一万亿，增加了45%，增加了一半。这个改革什么重要不重要，你说的改革重要，只占到收入的0.1%，说重要让人家笑话。增值税改革，占多少，是一半，每年增加一些，十年翻一番，增加十倍，这是成功，这叫重要。增值税的改革，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第一，改变重复政策。当时我们叫产品税，实际上名称是工商税，工商税的实际是产品税。产品税是按照一道一道产品增加，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的影子，也弄不清什么叫新产品，各种各样的生产税，天天都有新产品，社会在发展，所以，非常的麻烦。我听他们给我讲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陶瓷厂生产“天女散花”的新产品，因为“天女散花”飘了一个绸带，以前绸带在左边，现在在右边。原来的老产品是红的，第二次是蓝的。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是历史造成的。所以，增值税要避免重复性。外国人对中国反映很大，而且重复征税对社会的影响很大，重复征税就是这个产品出厂就要纳税，不出厂，在工厂内部是中间产品不征税。因此，工厂是大而全，每个工厂都搞一个铸造车间，铸造车间一年用不着铸造什么东西。我们发展不是大而全，这是当时改革的一个失误。第二就是减免税严重。当时谁都可以减免税，税务部门、财政部门不同意减免税，红眼病就是顶门杠，同意就是好，不同意就是顶门杠，当时的局长是赵佳华，他说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个。怎么下红头文件也不灵，怎么三令五申也不灵，就是这种机制、税制的原因，这就把增值税推出来了。增值税有一个特点，就是价外税，发票上注明税款，只有交了税款下一道才可以抵免。减免税减免了，减免了以后下一道生产的厂家就不再买你的产品，为什么？下一道不能抵免已交的税款，你没有交，别人给你交，就是这种机制。这是当时设置增值税的第二个机制。

　　第三，统一税政。当时是历史性的，当时对外国企业，我们叫三资企业，三资企业实行的流转税的税款是工商统一税。对外国人来说是比，我们的是条例，所以不行。所以，外国企业增收的是工商统一税，所以，这样对内外不统一。现在增值税出来以后，全国包括外国都一样，税率也一样，17%。还有就是优惠税率13%。再就是工程税制。像我这样的具体工作人员，我认为，只有增值税才可以实现计算机的网络的征税，才可以提高税务系统的有机构成和技术装备，才可以进一步提高税务干部的素质。我作为具体的工作人员有这么一点感触。很清楚，当时改革意见，你说政策意图，为经济体制服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非常的清楚。现在这个时候增值税的转型，我知道，后来仲藜同志讲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写到文件里了，你执行不执行，改革不改革，是态度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研究。我讲一个故事，1998年刘仲藜同志卸任财政部长，我接他的位置，那年的3月18号，我到刘仲藜办公室，他跟我交代工作，交代工作的时候，他里面有一条就是讲我们1997年的时候财政赤字是580多，1998年财政的预算是480亿，为什么？就是十五大的文件里写，要实行适度的从紧的财政政策，大体的要求，就是在今后的五年内，每年减少100亿左右的赤字，到2000年大体上，基本上消灭财政赤字，这是刘仲藜同志对我的教导。完全符合十五大的精神，但是实际的情况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那年是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发行了1000亿国债，我们还找了一点借口，1000亿国债，国务院常委痛苦，十五大的障碍没有了。但是人大不行，原来是480亿赤字，而现在到1480亿的赤字，财政部长怎么当的，可能有很大的阻力。我们变通了一下500亿借给地方，500亿是中央的，所以，那年的赤字是980亿，翻了一翻。现在是搞到3900多亿，这是很现实的情况。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写到这样的情况，是对现在经济问题的判断，1998年作出的判断。现在要不要做判断是中央的事情，我们只是做。我说现在最不能搞的就是增值税转型的问题，增值税转型是什么意图，就是促进投资、鼓励投资，让你投资拿税制抵免，就是这样的政策。现在投资到什么程度？今年一二月份的投资比上年增长53%，今年一至三月份比上一年增长43%。去年我们整个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加了13615亿。

　　同志们，这是解放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年，增加量达到了55000亿，在建规模是61000亿，已经是这种程度了。讲的13615亿我没有概念，我再讲三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0年我们比上年增加的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是3000多亿，而2001年是4290个亿，2003年比上年增加了6282个亿，可以了。3000亿、4000亿、6000亿、11000亿，可以了，投资过度膨胀的情况下，还要出台转型的增值税？我意见是不出台。这是火上添油。93年的时候，我们宏观调控的时候哪敢火上加油，根本不可能。当然，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