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先生发言

　　中国税收高层论坛(2004)——市场经济与中国税收2004年年会于4月24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专家俱乐部举行，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先生发言：

　　卢中原：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按照会议的安排是15分钟，关于税收的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因此我还是从经济发展新阶段对完善税收体制提出一些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下看法。开始我们谈一谈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样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表现在哪些方面，根据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研究，中国经济已经稳定的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并且在这个上升周期的较高水平上运转，表现在GDP水平上比较高，特别是2002年达到8%以来，2003年达到了9.1%，今年一季度又达到了9.7%，相应的投资增长速度要更快，消费的增长大体稳定在9%左右这样一个水平。如果综合利用GDP这个指标来看，我们可以说2002年以来，连续两年8%以上的高增长，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摆脱98年以来持续低靡的状态，我们为什么稳定的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主要是看到2000年的GDP虽然达到了8%，但是01年又回落百分之七点几，在2000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拐点，这个拐点的说法还理论还不很坚实，毕竟又出现了下滑，到了02年下半年以后，中国经济可以说已经稳定的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这一轮的增长周期有这样一些因素在支撑着或者拉动着，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由过去的温饱型向现在小康型过度，这样一种消费结构升级创造新的最终市场的需求，过去中国经济在最终市场需求方面，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居民由贫困向温饱阶段过度，这样一个过度大约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完成的。从90年代以后，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发生了另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由温饱阶段进入总体小康阶段，2001年以后全国有75%的居民，包括城乡，已经达到了国家统计局所设定的小康标准。因此，在总体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小康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十六大提出来，在新世纪头20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由目前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进一步向更加富裕的、体制更加完善的、生态环境方面有明显改观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协调的状态努力奋斗，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总体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可以用进入初步小康、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阶段这样大的判断来把握。但是从宏观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特点可能表现得更加具体一些，尤其关注年度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政策相应调整来说，我们觉得把目光集中在以下几个因素上可能更有利于大家把握。怎样具体的把握住增长新阶段，第一个就是我所介绍的消费结构的升级，这一轮消费结构的升级的热点，我们认为是住房、汽车、电子通信这样的主导产业为标志的。在温饱阶段，居民改善消费的着眼点或者说消费的热点主要是在吃、穿、用的改善上，到了小康阶段，居民的消费热点就转向了改善居住条件、出行条件和交往条件，因此住房、汽车和便通性的产品极具扩大，以及产业相应的高速度都是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

　　这一个经济增长另一个拉动是新一轮的重工业，准确的说叫重化工业化，这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的拉动，我个人认为是老百姓花钱买出来的新一轮重化工业化，与国家摆度出来的重工业化有很大不同。重工业化有很大的需求和拉动，意味着持续时间会很长，发展也会比较稳定，会使生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衔接比较密切，不像过去，过去由于国家摆弄出来的大项目很多，和人民的生活需求相应有一些脱节，因此我们与以前的重工业化，重工轻生活，以前重要生活轻工业，是这样一些观念实际上是阻碍以前重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密切联系，因此，人民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没有取得实惠。这一轮重工业化会改变过去大起大落和人们得到实惠的状态，这一轮重工业化还是值得用积极的态度迎接它，来促进它。而不要因为出现了某些投资的过度和增长偏快，而把它作为消极因素否定掉。

　　第三，是民间投资加快。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进程当中，主要的推动力量越来越明显的表现为全社会民间资本的壮大上面，不论在投资增量当中还是整个投资的比重当中，民间投资的贡献高于国有集体控股，也高于外商港澳投资，因此根据统计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是得益于市场化的投入活动和民间资本的加速启动，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率的提高、风险成本、收益的机制推动的，微观机制也是比较健康的。把当前的一些经济现象与9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末期的两个阶段的过热相比，恐怕也不能够机械的、简单的来比较，这样的话会忽视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当中很关键的推动机制，这种微观基础的变化是将来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

　　第四个支撑因素，这一轮高增长，我个人认为应该看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根据最近两年的统计指标和前一段历史数据对比，中国城市化进程在2000年以来，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03年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40%，而从1978年往前追世，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段时间长达25年的时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仅仅提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最近几年当中，城市化进程的速率相当于前二三十年的水平，毫无疑问会扩大城市基础设施都是的需求。同时由于大量的农民要进入城市，也会带来城市的住房，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住房投资要扩大。农民进城以后，消费也要逐渐变为城市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农民的消费行为要市民化，这样会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返过来，城市投资消费的扩张会向农村转移和扩散，拉动城乡总体呈现出蓬勃前进的势头。

　　因此可以看到，中国这一轮城市化的进程是城乡割裂的格局在逐渐的被打破，在逐渐的融合在一起，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的解决增长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支持源泉。

　　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从结构因素、经济增长机制性因素考察的，考察经济波动内在因素，我们会发现这一轮经济增长有内在的周期性因素推动它，经济自主的增长能力除了上面的结构性、机制性的因素之外，周期性的因素也是值得日后应该更加多的关注，主要是短期企业存在的调整，中长期固定投资的增速、扩张或者让它收缩，中长期的就是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引起的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由此推动技术进步，这样支撑中国中长期的因素也是比较强劲的。从宏观调控短期因素来看，比如说企业存活调整，大量上升周期是两年，然后又会回落、收缩，根据实践分析，企业收缩调整分析在今年上半年会达到高峰，然后趋于回落，这样对于我们判断年度宏观经济走势，经济会不会膨胀下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分析依据。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方面，一些中长期的因素越来越强劲。一些短周期的波动因素会影响在中长期发展的年度波动，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势，这是我想给大家谈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上升到新阶段稳定的较高水平上的内在支撑因素。

　　当前确实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前面开幕式上都已经谈到了，我就不再一一的点到。我想这里面既有短期，也有长期的，短期包括就业压力大，资源环境污染越来越加剧，还有产能普遍过剩的和资源瓶颈同时出现这样结合性适衡的矛盾在当前的经济生活当中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理的政策调节手段。

　　在新一轮增长周期，国家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经济有比较稳定的、平稳的、协调的发展下去。我想在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除了经济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因素以外，还应该看到这一轮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进入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对外开放也进入的新阶段，就是由过去的、局部的、比较窄的领域开放，现在已经向整个世界贸易体系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开放层次和范围都是以往不可比拟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过度都是在上个世纪末，是在新世纪之交完成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体制变革、对外开放格局都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这种新的阶段性变化对我们的税收体系无疑会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目前的税收体系的结构还不是合理的，税种的设计也不是合理的，比如城乡分割的税制，不利于城乡二元经济的转换，税制方面存在所有制的差别和地区差别，也不利于地区公平竞争和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另外，各种税收优惠过于繁杂，干扰税收的公平性、简化和效率等各个方面特殊的要求。还有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和划分、税种设置也不合理，发展地方积极性和活力越来越大，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地方的判断和地方的行为往往很难结合在一起，就要考虑在先行的税制体制和税制改革方面如何设计合理的税种划分格局，来保持中央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统一性，又不损害地方的积极性，这里面要考虑地方政府要更多的撤出对当地的经济干预，而是放在公共管理和经济建设方面，经济调节是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有责任使中央的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这些机制要从税制的重新设计上加以考虑，合理的划分中央地方的财权和税权，使地方有比较规范的税收来源。这样可能实现各个方面的良性互动。

　　此外，关于这一轮投资增长当中，怎样运用税收手段加快调解，比如可以用固定资产的方向调节税来调节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向，在税种方面有一些争论，我个人经过分析认为，它可能还不在物业税能马上取代得了的。在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的，有它特殊的优越性。在投资的波动周期当中，通过优化结构，优化方向，来使波动尽量的减少，控制投资资产过快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简单把规模挖下来，还是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方向会起到作用。

　　另外，可以用出口退税对过热行业的需求进行调节，国内需求没有满足，把国外需求抑制一下转向国内需求。另外还可以谈到一个税种，就是利息税，是否可以和改善当前的宏观调控来考虑，加息有这样那样的担忧，比如加大以后有人民币升息压力等等，众多的考虑和担忧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利息税作为适时适度的调整，能起到加息应该起到的作用，当然目前的这些税基于过高的希望也是不现实，但是我想在实际负率和相当时间以后，如果不动利息，就在利息税方面应该考虑，在税方面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提出类似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