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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发展与规范：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论坛(2004)--证券市场法制创新与国务院“九条意见”解读》于2004年4月23日(周五)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我们新浪财经正在对本次会议进行独家网络报道，以下为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室副主任、《证券法》修改工作组组长许健先生发表专题演讲：
主持人：谢谢张维迎教授的演讲，我想在座的各位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张教授观点旗帜鲜明。下面我们有请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室副主任、《证券法》修改工作组组长许健先生发言。
许健：因为这个话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所以就讲的粗纤的东西。为什么会亏损呢？哪怕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以后如果说制度不改变，内部的东西不改变，没有新的体制局限的话，全都完蛋。这不是我危言耸听。有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它没有一个健全的资本结构，大家讲治理结构，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结构，没有资本结构怎么能有治理结构呢？只有健全了资本结构才有治理结构。 我发言的题目是经济立法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我的处境是很困难开口的，是不能讲的，因为我们有纪律，我是《证券法》修改工作组的组长，什么东西一字一句都是在我手里握的，我们对媒体讲要有控制，我跟郭锋打了招呼，但是他没有执行。
第一，经济立法中的法理思想。经济立法中的法理思想你们很多都知道，我讲一个基本的东西，刚才很多专家讲《证券法》要改这个、要改那个，经济立法有个法理思想的问题，它有它的原理、原则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还有规定的认知，在这中间大家注意，立法的原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引出第二点，经济立法的三大原则，哪三大原则呢？我记得在《证券法》起草工作的第一次研讨会上，在西苑宾馆，是由证监会和起草组一块儿组织的，我当时去讲了一下感觉，我说证券立法也好，经济立法也好，最最重要的是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大家听了以后很高兴，后来不同意，不同意以后我就反复思考我讲错没有，通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发现我讲得非常对，而且我查了很多著作，发现都从不同的层面证明了我的观点。这样的话，对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就会不攻自破，对很多不理解的条款也理解了。银行之间不能入市？我第一条原则是，立法的原则一定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怎么体现呢？因为法理没有抽象的法理，法理是调节整个社会关系的一个手段，而且它是统治阶级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它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背后体现了广泛人民的利益，这不就通了？
实际上立法上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比，而且在经济立法当中是最明显的，如果我讲这个东西大家不理解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当时《证券法》出台是1999年，1999年之前出现了什么事情呢？1993年宏观经济出现了膨胀，基本上可以说是失控了，到了94、95年，治理整顿以后，到了98年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在后来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受到牵连，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国家资本向下不可兑换，而且我们国家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受感染。但是，有一点，金融风险不可忽视，所以在98年《证券法》出台的时候，99年开始把所有有关经济立法的漏洞都在《证券法》里补上，这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很多东西说明了当时的环境和历史，必然要这么写，这是第一个原则，它一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要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如果当时不这么做的话，谁负这个责任呢？99年的时候《证券法》第六条“银行业、证券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为什么出现这个条款呢？就是因为在93年的时候出现泡沫。99年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法出台，银行法已经出台了，其他的法不能写上去，就只能在《证券法》中写出来。
第二个大的原则，经济立法要减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你的立法的阶段性是代表了、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99年是99年的中国，2004年是2004年的中国，进入WTO是进入WTO以后的中国。进入WTO是什么？是国外的准则我们要用，要并轨。如果我们唯心的想，我们这个东西就不改，就不动，能行吗？有些条款就得改，比如说《证券法》中有很多条款，没有对国内人开放，对外国人开放，把外国人套住了，后来一开放，把中国人也套住了，这个条款本来已经没有什么效了，那就得改。很多这样类似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它反映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个指导思想，立法要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皆就是有一个发展观，或者说要有前瞻性，如果说你这个立法明确了以后，今天立了以后，明天人家说这个法有问题，后天就提出修改，这个例子不是没有，现在银行法在人大审议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问题，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全面的调整商业银行和银监会之间的关系，和商业银行的行为，只是增加银行的职能，很多条款没有动，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提出很多意见，怎么办？再改来不及了，看过一段时间提议案再改一次，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在立法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个发展的观点，我至少可以观点我主持下的《证券法》改了以后，管多久呢？管十年不敢讲，我可以保证能管五年，那就很不错了，至少能管五年，这五年之内大的政策和大的政策不会相违背，或者更远一点，在《证券法》中对十几二十年以后的问题都打下了伏笔，如果你没有水平的话，就看不出来。这就是我讲的发展的观点，要立法。
所以，在我们整个《证券法》的立法过程中，刚才有很多同志在上面发言我都记下来了，其实我心里比任何一个同志都着急。刚才张教授讲了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一团麻，但是我不能这里表态，我不可以讲，教授可以讲，没问题。但是，证券市场的问题比较多，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比较复杂，在证券立法中有两个问题现在是最难处理的，第一个，《证券法》是一个什么法？是一部大法，在我们国家是《证券法》，在其他国家叫《招股说明书》、《证券交易法》等，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证券交易体系，我们国家没有。在《证券法》立法过程中，很多问题互相矛盾。还要由我们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你说治理结构，你说交易所，搞成国外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等，中组部能同意吗？党管干部这条改了吗？所以，法的复杂性和坚定性都搞在一起，使《证券法》制定和修改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我接手这个事情，很多同志跟我谈你可要累呀，我说我知道，刀山火海也要跳，我知道这个难度，难度是这部法包含了七八部法的法理和内容。
第二个难的地方，《证券法》是公法和私法交流在一起的法律，大家知道，公法有公法的调整对象，私法有私法的调整对象。私法包含的内容，它要保护群众的利益、每个投资者的利益，怎么样保护，和公法的内容相矛盾怎么办？这是我在《证券法》修改过程中碰到的第二个最难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在国务院“九条意见”出台以后，使整个《证券法》的修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我相信在这个思想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把《证券法》修改得比较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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