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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发展与规范：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论坛(2004)--证券市场法制创新与国务院“九条意见”解读》于2004年4月23日(周五)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我们新浪财经正在对本次会议进行独家网络报道，以下为中银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宁晨新：非常感谢江平老师和王利明老师两位法学家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有请来自
中银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曹远征：谢谢大家！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混业、分业及金融控股。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证券法》修改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全球的趋势如此，中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业放开，中国的金融业有何竞争力是很关键的问题。
第二，现在中国企业已经有金融控股的雏形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国务院决定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是重组上市，而这两个金融机构都是有混业经营存在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具有现实意义了。我们知道，所谓讨论分业、混业和金融控股的核心问题是风险怎么控制，所以分业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就在于在混业的情况下风险可以传递，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分业。我们知道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风险的配置处置机构，从各种风险来看，对处置风险和配置风险的方式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方式我们称之为跨市区的一种配置，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不断的积累良好的流动性资产，把风险得以化解，如果化解不了，把风险推向遥远的未来。所以，大家请注意，商业银行还要接受存款，存款有大量良好的流动性资产。
第三，证券上所考虑的机制，叫十点对冲机制，所有的风险在十点上来进行控股，它要求不断的经营创新、不断的品种，把风险在一个市场进行分散、对冲。这两种风险的配置机制就构成两类不同的金融机构，一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称作商业银行的配置方式，第二种是资本配置方式。所谓混业问题，是把两种风险的处置方式放在一起进行考虑，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如果从分业混业的角度来看，所谓分业，在法律上只有一个界定，也就是说所谓分业就是一种业务一种牌照，所谓混业就是一个公司多种业务，一个牌照多种业务，在法律实体上就变成一个是综合经营的，一个是完全独立经营某种业务。全球这两种模式都存在，如果我们在1999年看，可以说分业模式是以美国作为典型的，任何一个从事金融的业务必须领取牌照，就出现了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各个分业经营的方向。第二种模式是德国为典型的，它是个综合性应用，一家金融机构经营多种业务，德意志银行有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以及其他各种业务。这两种模式在市场中同时并存，它并存的忧点和坏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讲所有的混业经营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效应，交叉成本减少从而增加效益。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同的风险方向向另一个方向传递，从而导致系统的金融风险。这种风险的担心看来是现实存在的，我们知道1933年美国大危机，在此前他们的金融机构也是混业的，后来发现这种风险是可以传递和扩散的，因此对于风险的防范非常重要，在防范不到位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切块，就是进行分业。所以，在三十年代初期，美国把原有的金融机构都进行了拆分，摩根家族就拆出了摩根斯坦利和另一家公司。但是我们注意到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甚至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化在于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技术得到了无以附加的提高，而这样的提高跟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是连在一起的，是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处置技术和相关的一些经营工程的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关于金融机构内部风控能力大小的提高，人们发现以风险控制为分业的这种风险控制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在这样的推动下，一种交叉销售、规模经营就变成经营模式之一，就促使相关的法律发生变化。美国在这方面不断的反复辩论和讨论中，终于在1999年出现了美国现代化法案，这个法案被认为是个标志，这个标志是美国开始从原有的分业经营走向了混业经营，美国的分业监管走向了走合监管。有次出现了一个全球趋势，就是所有的金融机构开始从分业走向混业，我们强调内在的风险控制能力大幅度提高。
尽管这种风险技术提高，尽管可以走向混业经验，它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个存在无外乎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系统性风险，就是会不会从一种业务传递到另一种业务，从而对整个金融系统构成风险。第二种就是关联交易，是不是会对社会外界形成损害。这两个无论是在分业情况下还是混业情况下都是存在的，而且可能在混业情况下情况变得更为特殊、更为复杂。这个时候就依赖对这样一种判断，换言之，能否由分业走向混业，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监管当局有没有监管能力，是对监管当局能力的挑战，换言之，如果监管当局有能力的话，分业走向混业是比较顺利的，如果监管当局能力比较弱的，我们还是建议还是分业，因为分业对监管的要求最低。实际上我们看到全世界在讨论混业和分业的模式的时候，首先讨论的是监管问题，有没有监管能力、怎样监管？与其说分业和混业是对金融机构的挑战，不如说是对监管机构的挑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看到，为了现实的监管能力有一种更好的满足，就产生一种辩证的形式或者妥协的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或者人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金融控股公司，它的基本架构是所有的股权集中在一家公司，但是它的子公司在从事不同的业务，而每一个业务需要立一个牌照，而监管公司对每一个业务进行监管。这样一个架构就形成了金融控股的架构，这个架构被认为是从分业走向混业的过渡形式，甚至有人认为是稳定的形式，它既满足了金融机构规模效益提高的要求，同时也满足了现实监管的要求，也就是说它出现了综合经营分业监管的趋势。这样一种金融控股的模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看到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很多公司采取这样的模式，这种模式似乎在国际上蔚然成风。对中国来说，这种模式也是历史上有的，另外现在不断的发展。仔细看中国的案例会发现是两种性质：
一种是经营型的控股公司，今天上午周主席谈到这个问题，谈到中信、光大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他们都属于金融上的控股，像中国银行它本身有证券、保险直接投资，什么都有，只不过为了满足分业要求，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海外，这是一种金融性的控股公司。
第二种是这几年国内发展更快的，是产业资本和国内资本融合，出现了产业性的控股经营公司。特别是这几年民营企业发展很快，逐渐形成了一种产业资本对于金融机构的控股。最近人们所讨论的德隆也是这么个架构，除此之外，国有企业也出现了这种类型，比如说华能和其他一些大的企业，都有在金融机构中持有相当大的股份，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就形成了产业性的金融控股。这两种控股公司的出现，我们认为符合了发展的趋势，但是同时给我们的法律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因为我们没有法律规范这个东西，也没有人监管。比如说你可以监管到它的子公司，但是对它的控股是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来监管的，金融控股目前在公司法中是个投资型的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证券法》的修改，包括对《公司法》的修改，乃至对《银行法》、《保险法》提出了综合性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去年的时候，《商业银行法》在通过的时候，包括《人民银行法》修改的时候，大家达成共识，说这样留有余地。但是，从现在的情况发展来看，不是说留有余地需要有明确的规定，这就要求我们《证券法》的修改应该考虑到发展的趋势和现实状况。
由于时间关系，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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