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与商业银行改革论坛实录：易纲答问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

　　2004年4月17-18日，中国金融开放与商业银行改革论坛在北京国宾酒店二层大宴会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旨在为境内外的各级商业银行机构出谋划策、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健康、高效、深入开展。新浪财经对本次论坛进行了现场播报。以下为论坛实录。

　　易纲：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

　　钮文新：感谢易纲先生发表的精彩的讲演。实际上刚才易先生讲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今后在揣摩中央银行的政策的说法的时候，一定要字斟句酌。比如说从紧要加上的“适度”两个字，比如说通货膨胀，说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指未来出现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应该提前进行调控，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比如说刚才又说了最高发行量，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非常严谨地面对这样的政策，因为越来越多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在座的诸位提问。

　　提问：你刚才说M2与GDP的比值我们成了世界之最，这当然反映结构的问题，是不是也反映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是靠货币推动的，这样的话，流通货币量太多，我们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的，您刚才说的比值过高，最终的结果由国家来承担，但是如果说通货膨胀始终存在的话，或者真的爆发的话，最终承担这个结果的是不是还有我们每个老百姓？您能否就这个比例过高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经济后果做一点深入的分析？

　　易纲：每个国家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的衡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比例也不是特别能够衡量的比例。比如说1978年改革开放那年，中国的比例是0.32，印度的比例是0.37，经过25年，我们变成0.9了，印度是0.50，美国是0.68，日本的比例是1.3等等等等，我们是偏高的。是不是偏高就一定预示着危险？也并不一定，因为中国目前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比例，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和中国目前老百姓除了储蓄以外还有什么样投资的机会，和世界各国都不好横向地比。我们的老百姓现在有住房有汽车了，早一点几乎没有投资的机会，现在可以投资汽车、住房、债券、股票、基金等等等等。我想，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比例的过高，同时我也要提醒大家，这个比例也并不一定意味着风险马上就来临。我们注意到过高以后，使得我们在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中更加注意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债券市场，给老百姓以更多的投资机会，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更加合理，有更多的投资主体承担这个风险。我想，通过这样的好的改革和宏观调控是可以达到化解金融风险，从而使我们的金融结构更健康、更有效这样一个目标。

　　提问：您刚才也谈到了日本的泡沫破灭导致了长达10余年的经济衰退，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央行现在的政策是一种对市场的警示，但是也考虑到这种因素，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来对货币供应量、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治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易纲：是的。

　　提问：您讲演的最后一部分提到我们国家市场上有太多的货币流动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太多的流动性。长期来看，央行是不是会将我们国家的货币市场的状态调整到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状态？

　　易纲：如果说从特别长期看，或者说从理论分析上看，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从近期看和从政策层面上看，目前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钮文新：我提一个小问题，刚才听您讲，我们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并没有更大的增长，但是我们看到M2的增长还是很快的，是不是说明我们的货币乘数在增大？这个货币乘数会不会增加银行的流动性？这个流动性是不是应该进行调控？

　　易纲：中国这几年的流动性以及货币乘数，确实正在变化，在经济的加速时期和在经济的比较趋缓的时期，货币乘数和市场的流动性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说这里面有明显的因素，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1998年中央银行把存款准备金从13%降低到8%，这是98年我们反通缩，99年通缩压力还大，中央银行又把准备金从8%降低到6%，这种都会影响到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有人提出，1998年已经有点发生通缩了，但是那年你看中国的基础货币基本上是没有增长，中央银行的操作是失败的，通缩压力那么大，基础货币不增长是失败了。实际上他不明白，如果把法定准备金从13%降到8%是解冻了一大块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没有增长，货币乘数大大增长了，而且是大松特松的政策，准备金的变化也会对基础货币和货币成数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在调节的时候，都会注意这些问题，使得基础货币和流通速度，还有整个的货币成数呈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的关系。

　　提问：您刚才说到2004年的调控目标是M2在17%左右，新增贷款是2.6亿，CPI是3%左右，这里面已经有了三个目标。另外你有提到了，即使CPI不动，央行还会吸取日本的教训关注市场的泡沫问题，最后您还说央行希望平稳货币市场利率。我的看法是，这么多的目标，中间有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之分，这么一系列的目标央行怎样统筹规划，同时实现？另外您能不能重点强调一下资产泡沫？比如中国的A股市场，到什么点才算资产泡沫？需要央行警惕？

　　易纲：宏观经济学中，我们知道，你有多少个目标就要有多少个独立的工具操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你的独立操作的工具很多，你能够实现的目标也比较多。如果你能够独立操作的工具比较少，你能实现的目标也比较少。宏观调控在中国目前的阶段确实是有一个指标体系，大家考虑问题的时候，可能考虑的不只是一个指标体系，比如说其他国家的央行，要实现通货膨胀控制的话，指标体系很简单，就是通货膨胀，中国还没有正式实行通货膨胀，虽然我们也十分关注稳定物价，但是我们说了，你刚才提问中说了一系列的指标，这些指标在宏观中是相关的，我想如果操作的比较接近于最优的话，这几个指标中有些可以比较直接调控的指标应当是可以接近的。至于说有没有这么多独立的工具，可以同时实现这些独立的目标，那么可以留给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去研究。

　　关于泡沫的一些指标和泡沫的一些核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许多学者在各个资产市场上，对于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警示都有很多的文章，甚至创造出了一些指数，这些研究报告，这些指数中央银行都在密切地关注。

　　提问：您刚才谈到了，日本的物价指数并没有涨，但是房地产和股市两个泡沫导致了央行刺透泡沫，导致了长达10余年的经济衰退，这种情况下，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在虚拟资本市场的吸收下有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也许会达不到央行调控的经济目标，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两大市场的干扰，请问易纲先生怎么看待？

　　易纲：我并不认为是干扰，我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总体而言都是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的，并且是对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的市场机制更加健全，它的机能和传导机制和组成部分越来越走向比较完整的、比较协调、成熟的市场机制的整体。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下，它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我们都在想做好这个基础，国务院也提出了建设资本市场的若干意见，有关部门也都在进行努力的工作来建设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基础的建设，发展越健全，越完善，越规范，那么越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所以我对中国的市场建设和宏观调控是充满信心的，我想是能够达到目标的。

　　钮文新：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的政策需要配合，比如说政府的行为，还有一些财政方面的宏观手段，是不是可以跟货币政策配合，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多做一点事情。进入下面一个议题，关于中国的银行到海外上市的问题，有请美林国际集团董事北京首席代表王仲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