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中国商业银行如何建立金融创新机制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

　　2004年4月17日，中国金融开放与商业银行改革论坛在北京国宾酒店二层大宴会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旨在为境内外的各级商业银行机构出谋划策、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健康、高效、深入开展。新浪财经对本次论坛进行了现场播报。以下为论坛实录：

　　张承惠：感谢许小年先生的精彩发言。下面我们请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王松奇先生为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商业银行如何建立金融创新机制。大家欢迎。

　　王松奇：各位朋友，下午好。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我的老朋友夏斌给我的命题作文，他打电话通知我说要讲这个题目，我就到这里随便和大家交流一下，聊一聊。

　　在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问题，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竞争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从2004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央国务院在金融改革上推出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措施，2004年，金融改革已经出现了一个全面提速的现象，但是这个提速就银行业来说，我们基本是围绕着银行上市，特别是中行和建行两家银行上市为主旋律的。银行上市以后，可以改变自己的股权结构，成为一个公众公司，有了一个更加主动的核心资本扩充机制。但是上市以后，它的运行机制到底能不能转变？核心竞争力能不能提高？盈利能力能不能与过去相比有重大的改进？这还很难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从这几年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一个普遍的制度浪漫主义，好象一改革产权，一改变所有制，一股份化，一上市，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银行的创新能力问题，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长久起作用的东西。我最近看到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叫《熊比特归来》，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有意识，推荐给我们银行家杂志。熊比特这个人很多人都熟悉，我假定大家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熊比特这个人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界中唯一一个和凯恩斯同年生，在理论上一直和凯恩斯唱对太戏的人。但是好多人知道凯恩斯，但是知道胸比特的人比知道凯恩斯的人少得多，凯恩斯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熊比特的名字还不如他大。这两个人搞了一次纪念活动，据说凯恩斯的像前插了十支蜡烛，熊比特像前只插了一根蜡烛。日本额经济学家杂志，出了一个特刊号，纪念两位经济学家，几年凯恩斯的文章比纪念熊比特文章的长度的四倍。但是200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由于出现所谓新经济，好多人认为在凯恩斯和熊比特的较量中，很多人认为是熊比特赢了，他最伟大的思想就是创新思想，他是第一个提出创新的人，提出创新的时候，是1912年，提出了创新的五大特征，提出创新的概念。据说，在硅谷那些创业者，那些发了大财的新经济的代表企业家中，熊比特像身一样的人物，所以我们讲创新问题的时候，创新真正的思想无源头在哪里呢？在熊比特那里，熊比特的创新思想的命题是什么呢？所谓创新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据说熊比特一生都是生活上比较邋遢，思想矛盾混乱，但是他是敢于打破旧框框的人，所以他把自己的创新命题也凝结在破坏上，对旧的制度、旧的框框，旧的观念进行破坏。据说熊比特这个人一生给自己定了三个伟大目标，第一是做一个伟大的情人，第二要作出一个杰出的骑手，第三要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学问家，这三个目标他都达到了。我们现在讲中国的金融创新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从这个思想源头开始，中国的商业银行改革，商业银行的金融机制创新，首先应该从破坏开始。破坏什么呢？就是破坏我们现在所有束缚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旧的观念，旧的制度框框，甚至已经过了时的监管条例。从创新本身来说，它有一定的规律，我在这方面研读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创新最基本的规律，从最初开始就是以规避管制为主，管制太多了，大家就想办法怎么样寻找一种变通的办法，怎么突破它，当然突破的目的是什么呢？在4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突破主要是扩大市场份额，主要是增加银行的盈利能力，另外给客户带来最大限度的便利。那时候的创新主要目的就是这样三个目的。我们可以举几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比方说最早的银行的负债业务的创新，负债业务大家都知道，是银行的生命线，连我们老祖宗马克思都说过了，对于银行来说，最有决定意义的永远是存款。负债业务最早是马萨布塞州一个小的银行开始的，他创造了一个可转让支付命令，美国当时也有一个严格的审批制度，拿到州政府去审批，政府给打回来了，说你这个有变相的违规嫌疑，支票存款规定不要付息，你用这样的金融工具给他付息，你是针对条例来的，所以不同意。但是这个银行不服气，把当时州政府告深法庭了，当时州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一年以后，法院作出了一个判决，结果是州政府败诉，这个银行赢了，银行的动机是纯正的、正确的，应该支持的。

　　当然，这个例子像洛克说的三权分立的，有独立执法的法律监督系统有可能实现的，在中国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中国政府也出现了，但是赢面很小。美国出现这个创新，就是为了你不付息我来给你付息，创造一种工具，然后通过管制部门管了以后，给你告上法庭，他赢了。1978年的时候，有一家银行，美国商业银行又推出了一个创新产品，这个创新产品就是针对你储蓄存款流动性差，你要是存在活期帐户没有利息，就做了一个自动转帐服务，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就是永远让你活期支票帐户里保留一美元，有很多钱以后，一个总帐户底下有两个分帐户，把所有钱都转到付息的储蓄帐户上去。就是让你能够付息，市场的份额，大家都到银行业务去存款。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花旗银行的例子，在40几年前，1961年的时候，就变被动负债为主动负债，做了一个大额可转让存单，这个发明人是沃尔特唯斯顿，这个人发明了这个产品之后6年，就当上了花旗银行的CEO，而且17年，被称为天才的金融产品的创造者，假如一个存款是付息的，怎么能让它流动呢？花旗银行把这个做出来之后，美国有好多叫做票据贴现公司，一般都是10万美元，更多是100万美元变额的，固定利率，他创造了一个最大的二级市场，以后所有的大的商业银行都纷纷仿效，有可变动的存单，各种各样的定期存单都出现了，而且和股票的指数挂钩。所以，从美国的负债业务创新，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针对客户的心理，客户不是要追求盈利吗？官方不准付息的我来付息，创造这样一种工具，规避监管。负债工具不是不能流动嘛，我们就让它流动，只要有了二级市场就能流动，而且把它标准化了，有一个面值，这个面值本身就是标准化的工具，可以转让。所以从美国的例子来看，负债业务的创新一定是要针对客户需求进行设计的，资产业务创新，据我看，世界上所有的银行资产业务创新都是为了增加资产的流动性，针对它的流动性设计的。比如说贷款出售，贷款出售是什么呢？就是对所有银行来说，它的负债和资产在期限上永远是不匹配的，因为它的储蓄都是一张一张来的，长短期，期限都是不等的。但是它的贷款永远是固定的，期限是多少是固定的。所以一开始设计资产业务创新的时候，首先解决流动性的问题，一个贷款做五年期的或者三年期的可以中间出售，可以解决资产流动性的问题。其次就解决盈利方向的问题，解决盈利方向的问题，在西方来说，主要是解决资产业务的求全，怎么让投资方向更多样化，大家都知道，在美国，1933年有一个著名的法案，叫格拉斯斯蒂戈尔法，当时美国的参议员格拉斯和斯蒂戈尔，做了一个调查，据说美国当年的大危机和混业经营有关，造成了股票市场的波动，导致了经济危机。那个法案出台以后，在当年的背景下，很快就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慢慢地发现出了不适应要求，各个银行都在想办法突破这条法规的限制，怎么突破的呢？大家知道，首先是它在商业银行进行资产业务的创新，想办法把这个钱怎么投到证券上去，因为从各国的情况看，商业银行本身利润都是比较薄的，是靠利差的，而投资银行业务的利润只要股市发展是正常的，上行的，他的利润一般都要比商业银行丰厚一些，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商业银行象公共汽车，留在车上的人是有限的，但是投资银行是出租汽车，可以把你送到一个地方收你的钱，美国在60、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突破原来的格拉斯斯蒂戈尔法案的限制，从事多元化的业务，这个法案美国市在1970年的时候，在62年的时候有一个法案，叫金融控股公司法案，到7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修订，这个法案给我的印象最深，我们在中国讨论一个法律修订的时候，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这样说可能有点过分，我们缺少这个东西，美国在1970年修订金融控股公司法修正案的时候明确提出一个东西，说商业银行的任何业务行为它以是否给公众和社会带来利益为最后标准，商业银行提出任何创新，开展任何业务，只要有一个部分看看是不是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就可以了。有些措施、有些业务推出可能即造成损害也带来一些收益，法案做了一条，如果你给社会公众带来的收益大于损害，政府还是支持你这种业务的，只有对公众和社会带来危害的新业务方式是被列作被禁止之列的。美国在法定修订的时候，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们的人大讨论什么东西，我们没有一个指导思想，按照这个来进行一些条文的设计，我认为我们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有一个“三个代表”理论，能不能和那个挂到一起，我没有探索，大家可以想一想。

　　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如果研究金融创新问题，我们从哪儿入手呢？首先是要从立法上入手，如果不从立法入手，我们社会上出现的行为，只能是两种行为，一种是行为叫逼良为娼，在各方面查你，罚你，还有一个就是警匪一家，我们和公安局长关系很好，和检察关系也很好，警匪一家和逼良为娼的情况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们的法律法令监管已经落后了。我们中国从91年朱熔基总理做副总理出台16条的时候，其中有13条，大概是在92年的时候，92年春天小平南巡，6、7月份出台的16条，其中13条是讲金融的，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名为结构紧缩，实际上是全部紧缩，名为进行分业，实际上下面执行的是比较严格的，到现在已经多少念了？已经10多年了，这10多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实际上在国外，混业经营已经成为潮流，这种条例任何人都违反不了，为什么？因为混也经营实际上是金融资本要在市场上、在金融体系中提高效率的一种内在要求，你看看我们实行混也的结构结果，分业的结果，我们现在银行业有大量的存差，有一些研究理论的人，院校的人说，从资金业务评价表上说，没有存差，都用上去了，全社会没有没被利用的钱，实际上我们银行系统滞留了大量的资金，购买国债、购买金融债，2003年我们金融出现了最大的一个变化，去年8、9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央的同志或者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说我们的经济处在上行周期，今年过了春节之后，我们的主流声音是什么呢？先是主流过热，后来我们中央银行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针对全局性采取的措施，存款准备金率普调，各地对结构性贷款进行窗口指导，进行行政性的劝告甚至是警告，为什么？因为到2月底我们全国投资增长了53%，这个投资中中央投资只增长了21%，地方投资增长了62.9%，去年我们的信贷是22.3%，我们从国民经济全球看，在中国的经济中，存在两个结构失衡，一个是横向结构失衡，我们的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向传统产业，短期过热的产业，低附加值的产业，从长久来看，可能给国民经济全局埋伏下新的失衡的产业，那些民营高科技企业，附加值很高的，有利于提高民族竞争力的产业，得到的货币资源非常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得到的资金非常少，这个是横向的失衡。

　　还有一个就是纵向结构失衡，我们的金融体系，大量的资金都被银行吸纳，全社会的钱80%以上都在我们的银行系统，都在由金融系统支配，银行手里绝大部分都在国有商业银行手里，国有商业银行使用大约占了70%，大量的钱用不出去。这就是中央结构失衡。第二就是我们去年以来出现的新现象，就是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去年7月份下旬有一次我们开会，国务院研究室开会，胡晓链说我们一天增加7个亿，有一天最多增加9个亿，美元有的时候怎么进来的都不清楚，但是他们标准的是人民币，是升值预期在起作用，这个本身他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的表现，这样大量的钱进入中国，成为美元储备，这些钱我们干什么呢？不能在帐上，大量都在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的国债大概是1.6左右，我们在外汇企业增辉不增收的情况下，辛辛苦苦创造的外汇我们支持美国的建设了，但是你看全国从这两三年来，我们县以下工农中建在撤退，县以下的金融服务和农村的金融服务，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现象，而且不止是现象，我是吉林人，吉林省工农中建这些年放款能力非常低，非常弱，因为老工业基地，负担比较重，我们吉林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产粮省，产粮越多，就越糟糕，玉米到了二角七八了，种一斤米可能都要三钱，农民已经不赚钱了，国家有仓储政策，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吉林省的经济受这样的影响，我们的工农中建系统，金融服务严重不足，一直到今年，到现在，因为我经常给我们吉林省在基层当行长的同学打电话，我看到的情况不如打电话来的真实，因为我的老同学不骗我，一般十分钟、二十分钟都搞清楚了，比我们搞成本还低，比看报纸的情况也更真实，从全国的情况看，我们一方面看全国的金融系统过剩，还有一个是外汇储备过度，这两个失衡加上我们去年以来出现的部分行业的过热增长，他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已经丧失了资源效率的再调节功能，已经没有这种自动调节功能，怎么做呢？大家知道，靠创新，这个创新光银行系统本身创新不行，首先要在法规上突破，重点是在混业经营上开口。

　　第二点，在发展资本市场上要下真工夫，为什么要真工夫这三个字？我认为过去在中国喊口号多，形式主义，真正落到实处少。我们的创业板在2000年9月份的时候，周小川就宣布，创业板进入倒计时，现在四年过去了，还没影，现在已经排队的5000万以下的盘子拿到深圳去，先上，但是前一段热了一阵子，现在又没有消息了。再看一下创业投资，我们的成思危副委员长管它叫风险投资，那个创业投资在1985年的时候就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到文件里了，现在已经20个年头了，当年我对台湾有一点研究，不敢说的过。因为我有一个社会兼职，研究创业投资，我也到台湾去看过，台湾创业投资，在81年有一个人较李国鼎，是台湾的经济部部长，他到美国考察以后，向台湾提建议，台湾政府在82年出台了一个条例，马上搞起来了，现在台湾的创业投资怎么样？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排在以色列前面，以色列怎么派在怎么排在第三？是因为有一个美国人洛克菲勒创业投资，找了大批的以色列的科学家，洛克菲勒给了好多钱，但是以色列把成功的成果都带到以色列去了，所以以色列成了世界第三。这样说可能有点出入，但是很多资料都这样说。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发展资本市场上，一定要有一个效率概念，发展资本市场怎么发展呢？就应该走世界的路，建立多层次的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我有一年到2001年我到韩国去，韩国国会请我到那儿讲中国的创业问题，韩国人性子急是出名的，他的条幅写了查斯达克演讲会，我说谁起的名啊，他说美国是纳斯达克，中国就是China嘛，就叫查斯达克。韩国我去看过，那个市场，韩国的市场创业版市场是亚洲第一的，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创业版市场普遍不好，实际上不是，我认为缺少调查，因为韩国的市场我看过，他是股份制的，每年给股东的分红都不低于15%，是亚洲最活跃的创业版市场，很多人讲创业版就讲纳斯达克，讲香港，但是讲来讲去大家就看几个点，实际上有很多好的市场。我2002年到台湾，有一个创业板市场，然后又开了一个三板，叫新锐市场，在这个市场进行交易，台湾的三个市场都是井然有序的，没有我们中国说的风险大了，老百姓闹事了，投机盛行了，没有。所以我觉得建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应该动真工夫。韩国的资本市场的总裁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全世界据我统计股票交易所只有600家，中国交易所的最佳规模是150家，当然他是开玩笑的，反正你们的市场开得太少。他的话我认为非常有启迪性，我们研究资本市场的时候，我个人一直反对有些人建立统一互联的二板市场，一定要多元化，我们现在讲多层次，还要多元化，把地方放上十个八个的没问题，就像当年的基金一样，有几个，统一制定监管标准，严格进行监管，地方政府把握金融门槛，并为他的一些监管行为来负责，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农村信用社已经放给地方了，从放过去以后，大家知道，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什么结果呢？据我调查，全国现代各地金融结构增长最快的就是农村信用社，为什么呢？地方政府在偷着帮它。所以我们的市场将来交给地方建立多元化以后，未必是坏事，只要你监管标准制定好了，透明度提高了，惩罚力度加大了，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个市场建立以后，混业经营开了之后，我认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才有了一个更深厚的基础，更广阔的天地，因为你创新来创新去，脑袋上悬着的都是刀，都管着你，你还创新什么呀？金融改革有秩序，先搞哪个，后搞哪个，到底怎么搞，才能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合适，本身有一个系统的安排，这个系统的安排我认为就是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然后大力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因为只要全社会市场多了，可创造的金融产品多了，商业业务范围自然扩大了，现在也有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个是什么造成的，是由于我们的收入过低造成的，但是，收入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想改变激励机制，必须以一定的银行工作效率做支撑，就是分钱分什么？大家不能无米之炊，吃老本，把储户的存款都分了不行。

　　我们金融改革的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很多例子，有银行职工分房子，银行中高层分大房子，都打到不良资产里面了，我们不能这样做，现在要做的是怎么通过扩大范围来鼓励金融创新，让商业银行在有足够的收入支撑的基础上改变他的激励机制，我想这样我们的商业银行系统才可以真正的活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的搞法，我们现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股权改变了，组织结构改变了，但是真正的运营机制没有改变。但是我至少知道有一家比较好，就是民生银行，他真正是主要的是民营资本在起作用，没有特别大的股东，国有企业有的他都没有，我和董文彪聊天，他说的非常有意思，我们银行股东开董事会讲什么？别的都别扯我们今年分红分多少，其他的股份制银行开什么，他们都是国有企业，我们开会谈的都是地点选在那儿，会议结束给代表们点什么？所以中国的股份制改革，一定要民营，让国外的投资者进来，这样我们在产权构造上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不存在遗传基因缺陷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金融创新，我们才可以产生持久的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