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八：清华大学社科院院长李强发言

　　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调查结果发布暨研讨会”于4月10日上午在北京金台饭店举行。以下为会议实录：

　　于干：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早上好，很荣幸能够在这儿向各位与会嘉宾隆重介绍我们下面将要进行主题演讲的各位专家、学者。今天要发表主题演讲的这五位专家学者对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而言，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因为曾经不止一次的给我们发表过高见。今 天第一位发表演讲的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教授。李教授是国家教育部第一批跨世纪优秀人才，曾经留学世界各地。在1993年—2002年的十年间，应邀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很多学校做过讲学和演讲，在其他的地区，英国的威尔士大学等等也都做过多次的学术性演讲。他今天的演讲题目是《社会稳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们有请李教授，大家掌声欢迎！

　　李强：谢谢李兰秘书长的邀请，谢谢各位来宾！我今天其实想讲一讲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最近的社会状况关于稳定不稳定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从九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末期，这一时期的发展相对比较稳定，新时期以来的问题比较尖锐，比较突出。这样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经济发展非常顺利，持续了大概二十年，大家都认为我们的GDP的增长能达到8%的水平，超过8%，整个经济发展总量也是超过十万亿，这个应该说每年发展的还是有很突出的特点的。

　　但是为什么在发展的同时，稳定的问题又突出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说法是说经济发展是中心，一般认为经济发展了，大家生活富裕了，于是社会就稳定了，最近的一些研究证明，经济发展往往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这就很复杂了。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就是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值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是社会发展最落后的时候，那大家奇怪，没到一千美元的时候，还是稳定时期，事实就是这样。很多人做过研究，当经济没有很发达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对来说，社会在原来的社会经济情况下，还是比较稳定，但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倒是不稳定时期。有一个法国人，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法国当时出事，闹事不是在最贫穷的地区，都是在富裕地区。路易十六的时期都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国家政策最宽松的时期。出现比较大的经济矛盾的都是在这个时期。不平衡，高速发展带来的矛盾应该激化，我们剖析一下，就是从稳定不稳定来看目前的形势。

　　另外一方面，从危机和压力来看，今年的这次调查强调的是企业家的价值观，我们看了一下材料，感到反映的正向因素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企业家来说，价值判断方面大体上还是正向因素。但是价值观念和我们实物形态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最近感觉到人们的环境危机突出了，中央为什么强调新的发展观，中央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摆到上面来了，实际上来自两个大方面的压力。一个是我们的环境还能不能支撑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个就是说，最近我们从宏观上看全国的数据，都是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包括犯罪率，都是三倍的上升。这两方面的压力，其实中央就在考虑，怎么来对待这些问题。从环境的压力来看，我们可能快要到了临界点了，我们这块土地上，明朝以前没有超过一亿人，唐朝以前都是维持在三千万人的水平上。明朝是第一次突破了一亿人，很多人认为明末当时大的政治危机，明王朝其实崇祯皇帝还是一个好皇帝，他是惩治贪官，强调廉政，加强管理，他是好皇帝。但是国势衰微他救不了。有人认为明朝和人口突破一亿有关系。今天我们的人口已经突破了13亿了，最近关于中国人口比较麻烦了，我们过去还能说得清楚中国人口，其实最近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中国人口。我作为人口普查的专家组成员，我是知道那个情况的，我们现在中国按传统的户籍制度去做，都说是13亿，实际上我们真的不知道多少人。原来预测是到2035年是16亿人，中值预测是17亿人，再高预测有人认为是18亿。你这块土地的承载力是多大呢？所以你的发展能不能支撑得住，你的环境能支撑住这个发展吗？

　　我就说北京，北京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北京是原来60%的水靠密云水库，现在密云水库基本上到了库底了。1994年的时候，当时认为是每年放水和不放水这个需要领导做判断，当时因为他怕洪峰来，怕出事，放了一次水，放了一次水之后，这个库从来就是处于库底的现象。目前就只能大量的取地下水，最近的水越取越深，是千米以下的井了，这是永远不可再生型，是上万年的了。你取一吨水以后，这吨水什么时候能够渗透到地下呢，一万到两万年以后，你现在过多的采取，是没有希望再生了。所以说环境的危机，当然北京最近搞南水北调，北京是一个政治型城市，你必须搞南水北调，但是南水北调后面的因素也是很复杂。调来的水做什么，十块钱一吨水谁敢去浇地呢，农民浇地一次就是八十吨，一百吨，谁敢去浇地呢，所以说调来的水不清楚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我们在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投资建中国最大的啤酒厂，燕京啤酒厂，现在想起来属于思路不对了，北京是缺水型的，而燕京又号称是最大的啤酒厂。密云这一带有一阵是农民井里没水了，因为你大量的取这个水，水位大大下降了，所以那个地方曾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地方来看，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地步，不仅是水的问题，包括土地，还有其他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水的研究，也知道水的危机性。这样的话，一方面是环境的压力，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矛盾的压力。最近从社会矛盾来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社会矛盾都是处于比较激化的状态。第一个是城市征地，城市开发所激化的矛盾。传统上我们是有开发标准的，国家有补偿标准的，目前来看，补偿标准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北京这个地方，国家正式公开征地，给一个农民的补偿标准，如果没有其他的费用，如果没有村集体的财产的话，如果是国家征地的话，一个农民补偿大概是三万五千块钱，连就业也不管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假设是三口之家，十万块钱多一点，如果不在北京，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买一个房子能生活的。但是在北京这个地区，真的没有办法生活，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房子，十万块钱也是买不下来的。那就搬到更远的地方去吧，问题是他的职业，生活出路各方面都没有。补偿的过程当中，一般村委会有积蓄，村里给钱，村里面如果好一些的话，农民还能得到一些补偿。现在失地农民有多少呢？各种说法都有，两、三千万的农民，每年还是以几百万的速度在增长，现在估计有六千万。为什么发展带来不稳定，发展是利益结构很大的调整，有人认为，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征地这一块儿上，从农民手中转走了两万亿，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数字也不是很确切。这样的话，实际上农民本来就弱小，你再大量的征地，问题就比较突出。

　　第二个方面是城市拆迁，最近一些大的事件都是因为拆迁。拆迁确实碰到一个问题，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八十年以前的宪法，其实对于城市这一块儿没有说得太清楚，八十年前很明确的说出土地是公有的。这样的话，中国土地结构有很大的差异性，土地上面那一块儿是你的，下面是国家的，国家说你要上面的部分拿走，我要用这块土地。在城市开发过程当中就碰到了一个权益问题，一个人的居住权的问题。城市开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补偿，补偿只是一个方面，一个人只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就业就在这个地方，迁走了以后，他生活没有着落怎么办呢。

　　第三个方面叫做业主、居住者的维权运动。

　　第四个方面就是城市的利益封闭的格局，目前的城市政府在里面掌握权力，你不许再批任何的土地，实际上土地都批出去了，北京市所有的土地都批出去了。所有的开发商都得从他们手里买，这样的话，整个城市的利益格局非常复杂。

　　第五个，人口激化矛盾。以上的问题来讲，矛盾是我们又到了一个，这个国家运行有周期，经过一个平稳时期，又到了激化矛盾的时期。这样的话，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企业家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能做什么，企业家当然我们知道，企业家的基本责任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确实为国家创造很大的财富，第二他扩大了就业。这两方面来看，企业家自身的责任和国家的责任是一致的，只要你发展企业，发展大了，你能够把财富创造的更大，能够解决就业，解决了国家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是说除此之外，企业家就没有社会责任了，并不是。我们第一个讲的环境的责任，企业家的责任也很大，你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前一天国家信息办开会，我们传统上认为大量的制造业现在很火，但是对于我们的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最近我们倒是觉得，高技术产业也完全可能是我们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完成的。信息化需要很高的技术，后来发现不对，因为信息化只是要很少数高水平的人，绝大多数的劳动力，我们现在国家大量的数字化都是空白，数字化只要是心灵手巧，简单的训练能敲键盘，就能把大量的东西变成数字，也完全可以在一些新生领域里，不见得非是在制造业领域，这样的话，就可以减轻环境的压力。而且很大的责任就在于，我们知道国际上有生产守则运动。企业家在自己的经营过程当中，首先要保护劳动利益，他要保护当地的各方面的利益。这一点上来看，企业家对社会做的贡献是非常多方面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简单的讲几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