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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已经发展到了巨大的规模。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3年中美贸易总额1263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少于中日之间的1336亿美元贸易额，但考虑到内地对中国香港的763亿美元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最终转口美国，美国早已是我们事实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幸的是，美国这个事实上的最大贸易伙伴又是个脾气暴躁的伙伴，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的磕磕碰碰就从来没有断过。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定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1984年，美国便单方面以倾销为名对中国部分类别棉织品实施进口限制，就此拉开中美
贸易摩擦的帷幕。20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举凡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无不涉及，美国是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次数最多、程度最激烈的国家，中国已经取代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成为美国一些媒体上最大的贸易恶棍。
中美贸易摩擦为何频频爆发?那是因为中国搞不正当贸易行为！在一些半吊子政客、蓄意误导的经济学家、惟恐天下不乱的记者持之以恒的灌输下，这个观点已经成为美国民间的常识。这个答案毫无疑问相当符合美国钢铁工人的口味，却与事实全然背道而驰。倘若美国的贸易逆差果真是别国不正当贸易行为所致，那么在美国的重压之下，贸易逆差理当迅速缩小，事实却是美国贸易逆差多年居高不下。1971年，美国货物贸易自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23亿美元的逆差；到2003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已经高达5494亿美元。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下，在贸易争端中寻找外国替罪羊从来就比不无痛苦的内部结构调整更受政客们青睐，因为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后者迁延时日也未必能够收效，但将贸易逆差归咎于别国的不正当贸易行为却显示出了这一论调鼓吹者们对宏观经济学常识的无知。
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投资来源于储蓄，贸易逆差等于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贸易逆差实际上是利用外国储蓄的数额。美国贸易逆差的真正根源在于其低储蓄、高消费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国内储蓄缺口，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只能靠国外储蓄弥补，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差额。降低消费或承受贸易逆差，两者必居其一。50年代以来，美国国民储蓄率不仅横向比较始终低于东亚，纵向比较在总体上亦呈下降态势。利用美国商务部和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计算了美、日两国从50年代到1998年的净储蓄率指标，1959年日、美两国净储蓄率分别为20.2%、11.2%；1970年分别为31.1%、9.1%；1980年分别为21.0%、8.4%，1990年分别为22.0%和5.2%，1998年分别为15.4%和7.5%；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个人储蓄率(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却从1992年的8.7%一路下跌到1998年的3.7%，进入21世纪以来甚至连续几个月呈负数，表明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模式积重难返，贸易逆差相应将长期无法逆转。
平心而论，在美元霸权下，美国与中国乃至其他东亚经济体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固然令这些经济体受益良多，但美国得到的是利益的大头:东亚源源不断向美国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换取的美元又用来购买美国债券，向美国政府和企业提供低息融资，美国在这一格局中得到了双重收益。但美元要发挥世界货币作用，就必须以贸易逆差或对外投资的形式外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货币霸权与贸易顺差不可兼得，只不过对于美国而言，前者是熊掌，后者是鱼。习惯于高消费生活方式的美国人又要享受外国储蓄，又不愿意出现贸易逆差，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无偿地向美国进贡。上海证券报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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