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合理人民币汇率安排的五大挑战

　　在2003年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中，属于人民币汇率稳定派的罗伯特·芒德尔(RobertMundell)将资本项目管制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双重目标。然而，在无孔不入的国际游资(hotmoney，又作热钱)渗透下，中国资本项目管制堤坝已经千疮百孔，裂缝不断，甚至出现了不少管涌，进而对现行人民币汇率安排造成了重大压力。在此情况下，对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建立合理的汇率安排和强化资本管制效力的角度来看，我国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既有经济开放度提高所导致的外来因素，如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日益提高、离岸金融中心在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有政府自身的因素，如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给予外资企业过多无原则的优惠、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政策决策中的影响失衡，等等。

　　(一)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日益提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加速开放国内金融服务市场，入世之后开放进一步加速。在中国入世文件中，中国承诺自加入世贸组织之时起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外汇业务的地域限制，并在入世后5年内完全取消对外资银行本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入世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2003年6月29日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还大幅度降低了香港银行业的内地市场准入门槛。截至2003年6月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到3037.8亿元。由于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广泛联系，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意味着游资规避外汇管制的渠道进一步拓宽。

　　(二)离岸金融中心在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离岸金融中心便异军突起，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对许多国家资本管理体制乃至全世界资本流动模式的发展演变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我国而言，离岸金融中心投资迅速增长是近年来我国资本内流中的突出现象。自1999年以来，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在我国外资来源地排行中的名次逐年上升，到2001年，英属维尔京群岛已经成为仅次于香港特区的中国大陆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开曼群岛名列第九。与此同时，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中国离岸公司也已经数以万计。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监管极为松弛而且不透明，当地法院甚至屡次阻止银行向外国法院、政府提供客户资料，给游资跨境流动提供了良好的隐蔽条件。

　　(三)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给予外资企业过多无原则的优惠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增长、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各地政府日益重视吸引外资工作，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在机关工作考核中加入了诸如引进外资数额之类的硬指标，各地之间吸引外资的竞争激化。为了吸引外资到本地落户、增加自己的政绩，各地方政府竞相向外资提供优惠政策，不惜公然违反或规避国家法令，包括放松对外资企业变相资本流动的监管，从而削弱了我国资本管制的效力。

　　(四)某些旨在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可能激励游资内流

　　不少人认为，要消除大规模资本内流的副作用，推行资本流出自由化是一项可行的政策选择。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实际上部分采纳了这一思路，一方面虽然加大了落实未放松资本管制项目的力度，另一方面放松了部分资本管制项目，已经付诸实施的是放松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制。

　　尽管放松外汇流出管制以减轻资本流入压力的思路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但这种说法忽视了这项政策对投资者预期的影响。任何投资者在决策之前都必须考虑投资退出的难度，投资退出的难度较大将抑制资本进入的意愿，托宾税和其它类似遏制短期资本流动方案的主旨，就是要提高短期资本退出的难度，无论其具体形式是课征额外税收，还是规定外资资本最短回流期，但放松外汇流出管制却恰恰是降低了投资退出的难度，因此将激励而不是遏制游资内流。因此，至少在短期内，放松外汇流出管制将加大游资内流的压力。

　　(五)不同社会阶层在政府经济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失衡

　　归根结底，决定汇率安排是一个政治过程，与之利益相关的各个社会阶层、个人都会力图影响这个过程以便赢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一种政治博奕的结果未必是经济上最优的汇率安排，也未必能够合理顾及各个阶层的正当权益。在这个问题上，拉美国家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金融危机足以为训。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上海证券报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