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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扩张的艰难之旅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4月07日 13:35 互联网周刊

  何佳艳

  在汇丰、花旗们咬紧中国入世后金融市场开放的时间表,紧锣密鼓地祭起了参股、设点、开办网上银行等扩张法宝时,中资银行们也没有示弱,将同样的招数施展在了对方的地盘上。对于境外扩张这场赛跑,中外银行有着共同的目标:尽快建立或完善全球服务体系,争夺诸如跨国企业等要求全球性金融服务的高端客户。然而在各自的赛道上,中外银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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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障碍却大不一样。外资银行挺进中国最主要的障碍在于政策限制,但种种限制正在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渐渐松绑;而对于中资银行来说,走出去才更深刻体会到,国外的金融监管有多么严格,圈一块地有多么艰难,要体面地立足需要经受多么严格的考验。

  扩张急切进展缓慢

   截至6月3日记者发稿时,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工银亚洲)对香港浙一(浙江第一银行)的收购仍未最后定案。这一桩近期被业界传得沸沸扬扬并认为离拍板成交指日可待的收购案,已经吊足了海内外媒体和投资者的胃口。

  谁都不会怀疑工行“下聘”浙一的诚意。

  在2000年7月收购香港上市银行友联银行,并将其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之后,2002年上半年,工商银行又对工银亚洲进行了重组,将工商银行香港分行130亿港元总资产以及客户存贷款、投资、证券、贸易融资等业务注入工银亚洲。重组完成后,工银亚洲75%的普通股股权为工商银行持有,并成为其拓展海外业务,推进跨国经营战略的国际资本运作平台和海外业务经营旗舰。工行方面曾公开表示,工银亚洲的长远目标是要通过内部扩张及选择性的收购活动成为香港领先的商业银行之一。工银亚洲目前拥有20家分行,其公关部经理周燕珠曾表示工银亚洲有收购香港本地金融机构以壮大网点的想法,并希望在近两年内将分行增至30至35家。

  在此次的浙一收购案中,工银亚洲的急切与“卖家”日本瑞穗商业银行的慢条斯理形成了鲜明对比。据工行方面称,工银亚洲早已明确了收购意象,但是“卖家”尚未作回应,“双方的接触还很初步”。尽管扩张的意图是如此明显,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工银亚洲从成立至今还不能算真正迈出了一步。

  目前在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中,除农业银行只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行网点外,中行和建行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工银亚洲”:建设银行收购香港大新银行,成就为今天的建新银行;中国银行则将香港中银集团的12家成员合并成为中银香港。

  在香港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中资银行的扩张之心同样迫切。今年2月,工行透露了收购印尼一家银行的计划,并表示此收购计划是工行拓展东南亚地区业务的重要战略之一。与工行的收购“只闻楼梯响”相比,中行、建行今年的海外扩张还算有所成就。2月10日,中国银行在中东欧地区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营业性银行机构——匈牙利分行。与此同时,中国建设银行则成立了东京支行,其汉城代表处目前正在为向支行的升级做准备。

  争夺客户

  让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之心如此迫切的是WTO。

  南京爱立信弃某中资银行而转投花旗的事件早已成为了旧闻,但对于中资银行们来说,亡羊补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爱立信事件”引起人们对中资银行金融品种、服务效率等方面纷纷议论和反思时,敏锐的银行业人士早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中资银行海外服务网络过于薄弱,无法为跨国企业提供全球性的金融服务。要圈住爱立信这类活动范围广的“羊”,不仅要看金融服务体系的“牢”是否坚固,还要看其覆盖面是否具备足够的广度。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首先要夺走的就是外企,”工行员工王广宇分析说,“一方面,全球性的银行对跨国企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跨国企业有统一金融服务的需求,像爱立信这样的公司,可能其总部就是花旗的客户,一旦花旗的业务延伸到中国,其中国分公司舍弃中资银行投奔花旗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银行也具有吸引力。跨国公司一般资信状况好、资产规模庞大、生产经营网络完备、技术力量雄厚、行业竞争力强,是各商业银行竞相争取的重点客户。”

  本土企业中的佼佼者也有可能成为中资银行们流失的“羊”。中国加入WTO后,政府一直鼓励本土企业中有实力者开拓国际业务,让开放成为双向进入。如果说与外资银行争夺外企还有一点强人所难的话,当本土企业也有了全球性金融服务的需求,这一批本土企业对中资银行来说简直就是必争之地。2002年底,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的刘明康强调,中行一定要“抓住中国鼓励企业到海外的投资的时机,在海外收购和设立分支机构”。

  圈地的两大难题

  将中资银行海外扩张的紧迫感与其扩张速度进行对比,其进展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中科院金融专家潘辛平博士用“痛苦”这个词来形容国内银行业的海外开拓之旅。痛苦的根源,在于中资银行的风险状况与当地监管部门的要求相去甚远。

  潘担任工行顾问,对国内银行业有很深入的了解。“目前中资银行在海外申请开设分支行获得当地监管部门批准的概率并不高,”潘辛平博士说,“由于2002年新巴塞尔协议的颁布,各国都开始按照新协议的标准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而中资银行由于历史原因,在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掌控能力方面,连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都没有达到。”新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在是硬性的8%,而是更加系统地考量银行的资产质量等因素,不同的资产质量有不同的风险权重。按照国际通行的五级贷款质量分类系统,在2002年年底的时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比例加权平均26.12%,到今年1季度,也就是3月底,这个数字下降了1.99个百分点,为24.13%。潘辛平有些无奈地表示:“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样不良资产比率高达25%左右的银行来说,在新的算法下,其风险系数更高,相对应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百分比要求就更高。而几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在5%左右,连老的标准8%都没有达到。这样的银行是很难申请到开设营业网点资格的。”

   开设海外网点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国际金融人才的缺乏。据潘辛平介绍,近年来几大国有银行都在陆续委派人员赴外学习。以工行为例,“近年来一直在组织分行行长等出国学习。”然而学习的效果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语言障碍难以克服。人到中年,学习语言有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即使对语言障碍克服得比较好的人,这种到国外银行去实习的方式也很难学到系统的知识,实际的学习效果与国内银行的期待有很大差距。”潘辛平说,国外那些先进银行的管理非常制度化,到某个岗位实习最多只能让实习者了解到这个岗位的工作流程,学到的是一颗“螺丝钉”的知识。“除非在人家的系统或流程设计之初就参与进去,跟踪整个实现过程,才有可能对整个系统的设计理念和管理思想有比较系统的把握,但是对于中国派出去的实习者来说,这样的机会几乎没有。”

  内控第一关

  一年多以前被中外媒体大肆曝光的中行纽约分行违规受罚事件多少让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蒙上了一丝阴影。纽约中行的违规受罚很大程度上源于骗贷案的发生,而骗贷案的发生源于贷款人与银行人员上至高管下至经手人的内外勾结。中国银行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商业银行,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是中国银行除港澳之外20多家海外分行中的翘楚。90年代以来一直盈利不菲,利润从2000多万美元攀升至1999年的4200万美元。这样一家此前广受好评的银行竟然存在如此巨大的操作风险,不免令人咋舌。“违规受罚的只是纽约中行一家,但事实上纽约中行存在的问题,诸如管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行长权利过大,行长与财务人员勾结,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等,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资银行的其他机构。”一位金融专家如是评价。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银行内部控制不到位。纽约中行事件爆发后,各行都加强了内部稽核,甚至在对海外机构的管理制度上也作了向矩阵式管理结构的调整。但是对于中资银行来说,要真正剔除痼疾,健康发展,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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