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目的

　　本文转自《精力管理》第八章

　　目的以三种方式成为我们生活中更充沛、更持久的精力来源。这三种方式是：从消极变得积极，从外部转向内部，从自我转向他人。

　　消极目的是防范性的并且以不足为基础。它出现在身体上或心理上面临威胁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自己的安全和生存处于危险中的时候，像恐惧、生气甚至仇恨这样的情感就会成为精力的有力来源。问题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消极情绪耗费精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诱发对我们的肌体有害的激素的释放。

　　由不足感导致的目的也会减小我们注意力的范围，限制我们的发展空间。想像一下，你坐船出海，船裂开了缝隙，你的目的马上变成让船不要沉下去。只要你在忙着往外舀水，你就无法保证你的船朝着目的地航行。我们的生活同样如此。当我们全神贯注于填补自己的窟窿时，我们就没什么精力来确定更深层、更持久的目的了。与此相反，当我们能将内心受威胁的感觉变成接受挑战的感觉时，我们就在生活中导入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带给我们动力、让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对恐惧做出反应。

　　珍妮特是一位工作非常卖命的高级行政人员，她在纽约市一家大传媒公司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对工作极其努力以求做得最好。她把这看成是她生活中一个首要的价值观，她觉得这一点帮助她在公司里得到稳步提升。就像罗杰的情况一样，我们开始查看她表面生活下的另外一种情景。珍妮特的同事对她的“全方位投入清单”的反馈显示，尽管他们的确觉得她很尽责、专注、有才华，但是他们也觉得她总想掌管一切、总是采取一种防卫的姿态。

　　珍妮特觉得这个反馈让她很痛苦也很生气。她总是认为她的目的来自努力把工作做得最好。同时，她承认工作干得很出色时，并没得到什么快乐。最多，她得到短暂的轻松感，然后就重新为下一个挑战而忧虑。她意识到，真正驱动她向前的是避免出错的强烈渴望。她说，即使是小错也让她觉得容易受到批评—她自己的批评以及别人的批评。这样做的后果是，珍妮特关注的范围非常小，她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有可能出错的事上。这反应在身体上就是头疼和背部疼痛。感情上，珍妮特生活在一种紧张状态中，这让她失去了精力和热情，无意中引起了同事们的反感。思想上，她对保证每件事都不出错的沉迷使她不愿冒险，不愿发挥太多的创造力。

　　随着珍妮特更深一步了解了她的动力，她意识到她把自己对优秀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专制，她的完美主义给精力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给她自己的生活也给别人的生活。当她开始更深一步发掘自己的价值观时，她意识到她特别羡慕别人的和气和谦卑，希望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能更好地体现这些品质。

　　珍妮特决定制定一个每天早晨回顾自己的首要价值观的仪式。通过学会既保持对追求优秀的热情，又对他人谦卑、关心，她开始有了更积极的、代价不那么高的精神能量的源泉。

　　“我开始看到，我把世界看做是我总要与之斗争的敌人的程度有多深，”珍妮特告诉我们，“我还想到我并不能总是得到全部答案。改变我的世界观成了我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挑战，但是与和气、谦卑这样的价值观联系到一起就像带着一位亲密的朋友旅行一样。我还是不喜欢出错，但是我现在看到出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有时候和人们保持联系比做得正确更重要。”

　　内在目的

　　当目的由外部驱动转为内部驱动时，它也会激发出更充沛的精力。外在的动机反映的是更多地获取我们认为自己有的但还不够的东西的欲望：金钱、赞许、社会地位、权力甚至爱情。内在动机则来自想参与活动的愿望，因为它能带来内在的满足感。研究人员很早就发现内在动机往往能使精力更持久。一项由罗切斯特大学的人类动机研究组进行的研究发现，动机真实的人，比对照组显示出更多的兴趣、自信以及耐力、创造力和效能。在对照组中受试者主要受外在要求和奖励的驱动。

　　金钱最能清楚地体现外在目的的局限性。尽管金钱已成为主要的动力，我们许多人正在一心想着它，研究人员还是发现，幸福和收入水平几乎没有什么联系。1957~1990年，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不仅人们的幸福程度根本没有提高，抑郁症的患病率反倒增长了差不多10倍。离婚、自杀、酗酒、吸毒等的发生率也同样急剧上升。

　　《对幸福的追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一书的作者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写道：“我们人类需要食物、休息、温暖和社会联系。对于饥饿的苏丹人和无家可归的伊拉克人，金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幸福。但是如果所拥有的超过了足够的标准，这几乎不会给幸福带来什么额外的好处……一旦我们舒服了，更多的钱所带来的回报就会逐渐减少……收入和幸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有限的，在美国和加拿大这种相互关系已经降到几乎为零……收入也不能明显影响对婚姻、家庭、友谊或我们自己的满意度—所有这些确实预示着一种幸福感。”而幸福明显和更高的生产力有关系。总之，金钱可能买不来幸福，但是幸福可以帮助你变得富有。

　　外在奖励实际上会破坏内在动机。研究人员马克·R·莱珀(Mark R. Lepper)和戴维·R·格林(David R. Green)花时间观察在托儿所里玩耍的孩子们，为的是看看他们最喜欢做什么。接下来，每次孩子们参与自己最喜欢的活动时他们就给每个孩子一个奖励。结果，当活动和奖励联系到一起时，孩子们对活动的兴趣就很快减退了，无一例外。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做猜谜游戏的成年人每次成功猜完都会得到奖励。像孩子们一样，他们对继续活动的兴趣不断下降。显然，人们可以从物质收益和外界赞扬中得到动力，但关键是，我们对做我们自由选择的、最喜欢的事情更有热情，并从中得到更大的快乐。

　　詹姆斯在公司的通信联络部门做过20多年高级行政人员。他的收入不错，他的工作使他和妻子能买一所他们喜欢的大房子，能过得非常舒适，能享受豪华的假期，能送他们的三个孩子一直就读于私立学校。詹姆斯觉得他的工作在智力上很有挑战性，但他从未觉得因这份工作而受到鼓舞或感到激动。他得到的奖励几乎都是外在的。在他快50岁的时候，他非常渴望得到更多。当他开始确定自己的目标时，他开始认识到给他最大的满足感的是教书和学习。他最开心的记忆来自大学时代，那时候他为学习而学习。

　　詹姆斯做的第一个改变是在不放弃他白天工作的情况下，从当地的一所大学得到一份兼职教授沟通课程的工作。6个月后，他得到机会接管这所大学的公共信息系，同时继续在那里执教。这意味着他的收入减少了60%多，但詹姆斯没有犹豫，他放弃了公司的工作。这时，他的妻子决定重新工作，来帮助减少收入上的损失。

　　第一年，詹姆斯偶尔做些咨询工作来贴补家用，他们还取出存款来填补开支和收入之间的差距。第二年，没有太多考虑，他们开始缩减开支，特别是奢侈品方面的开销。詹姆斯放弃了咨询工作，这份工作他一直不上心。

　　在公司工作期间，詹姆斯曾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担心钱的问题，甚至在他的收入稳步增加的时候也如此。在他的新生活中他发现自己几乎不会花时间想钱的问题。他们的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还在上大学，他和妻子决定卖掉他们的大房子，搬到小一点的房子里，进一步削减他们的开销。实际上，詹姆斯在新工作上投入的时间比他做公司工作时要少。可是，充满热情的目的感给了他动力，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效率都高，工作也更有成效。他还发现他有时间开始一项历史学方面的非全日性研究生课程，他在大学时因为觉得这不可能带来好的生活而放弃了这个兴趣。他的新工作的额外好处之一就是有机会免费听课。

　　超越自我的目的

　　第三个引发更深层次的目的感的因素，是把注意力从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转移到为我们自身之外的事儿服务。不可否认，人们会为了变得富有或成名或赢得更多的赞赏而努力工作。但是他们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会付出多大的努力呢？人们为他们坚信的事业而冒生命危险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在战争中战士们总是这么做，纽约市的消防队员在“9·11”恐怖袭击后进入世贸大厦时是这么做的。比较一下一位主要受金钱驱使的医生，和一位想治愈病人、用精湛的医术为病人服务的医生。指望扩大收入的医生做出的决定可能和把首要目标定在病人护理的质量上的医生非常不同。如果他们的技术水平一样，你会愿意哪个人在你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负责你的病情呢？

　　《工作，承诺与背叛》的作者乔安娜·席拉写道：“如果工作能帮助他人，能减轻痛苦，能消除艰苦或乏味的辛勤工作，能让某人更健康更开心，或者能在审美或智力上让人变得充实并能改善我们居住的环境，那么，工作就能让生活更美好。”我们的许多委托人指责他们的工作环境造成了他们的不快、使他们缺乏热情。但是并不一定是工作的本质决定它多有意义、多能激励人。我们全都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办法，把工作地点用做表达和体现我们最深层价值观的讲坛。比如，我们可以从给别人指点中、从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小组的一部分中，或者就是从尊敬和关照他人中、从传递积极精力中得到一种目的感。也许，衡量生活的真正标准最终是我们在每个瞬间所做的小小选择。

　　弄清目的需要时间—安静、不被打扰的时间，这是我们许多人觉得根本没有的东西。我们总是在没有更全面的方向感的情况下，从一个任务冲向下一个任务。把时间花在关于意义和目的的问题上似乎是自我放纵。把投入到这些问题上的精力看成是一种在一段时间后会带来高回报的投资也许会有帮助，这些回报可能是精力提高、更全面的投入、更高的生产力以及更大的满足感。

　　只要我们是从生活的表面快速掠过的，就不可能向下更深入地挖掘。人不可能同时横向、纵向地移 动。当委托人来参加我们的培训时，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帮助他们把速度降下来，把他们专注的事和迫切的要求放下一段时间，然后再回过头看看他们的决定。每一种久经考验的精神传统都强调像祈祷、静思、冥想、沉思这样的做法，这并非偶然。所有这些方式都可以默默地和那些最重要的东西相联系，并且定期回顾它们。你可以从思索下面这个问题开始你自己的询问：“我正在过的生活值得我为了拥有它而放弃一些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