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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这几年，中国社会对农民的关注逐渐升温，使得农民问题成为全中国社会一个共同的第一位的话题。大家用了“三农”这样一个词，用来概括对整个农村、农业和农民几方面的问题。其实，“三农”中的关键是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主体都是农民，农民权利状况决定着农村的兴衰，也决定着农业的成败。
平心而论，中国农民的命运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里有了极大改善，如果否定这一点，我们的事业就无前景可言，因为以后的中国改革只能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那就是进一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
农民的总体命运有了极大改善不仅是指绝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指农民有了极大的自由，固然这种自由的程度还需要大大推进。也许后一种进步更有意义。那种在学大寨的政治高压下所发生的农民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记忆犹新；不论这种故事带给我们多少辉煌，都不足以弥补农民所付出的代价。遗憾的是年轻的农民和年轻的学者似乎不大懂得这一点。
那么，究竟为什么农民问题引起全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的生存状况令我们担忧。农民的命运有了极大的改善是一个事实，但决定农民整体的社会性情绪却是农民的相对生存状况。农民的生存状况改善了，但城市居民的生存状况有了更大的改善，这种差异的突出表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这种差距可能在5倍以上。这种差距本身足以引起普遍的社会情绪，如果再考虑到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中的问题，这种社会情绪会导致某种程度的社会紧张。由此我们担心农村社会的稳定。
不用说，农村社会稳定是中国持续迈向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事实上，一切现代主要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都遭遇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决定着这些国家现代化的速度和后果。由于历史遗产的差异和一些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西欧国家和美国在解决农民问题方面要比我们幸运许多，所以它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把我们暂时甩到了后面。中国在这方面是严重地不幸；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没有内含解决农民问题的可能性，而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的国际环境则大大压缩了中国解决自己的农民问题的可能性，这便注定了中国近代百年以上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实质是农民生存状况发生危机以后高层政治平衡的丧失；战争只是寻找平衡的极端方式。说到这里，我们该清楚这样一个道理——无视农民群体的生存状况的现代化是盲目的现代化；持续地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会给高层政治调整创造出积极平衡的广泛可能性，从而为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创造相对稳定的基础。
然而，农村社会稳定只是一个抽象的命题。由农村社会稳定这个抽象命题到它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之前，尚有一个现实的逻辑链条，在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上，代表未来正确方向的中国政治力量都有可能去积极工作，使“问题”不至于发生，或者不至于到我们完全丧失积极平衡的可能性的地步。我们有可能去做许多工作，我们还有很广大的空间可以开拓，由此我们是乐观的。
这种基于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来谈农民问题，也许在有的学者看来太过于“功利”了，或者说太过于“工具理性”了。然而，面对大跨度的历史迷案，必须把价值诉求置于工具理性的分析之中，否则，价值诉求不会有答案。面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我们必须远离政治浪漫主义，固守理性立场。由本文开始的“农民问题系列谈”，将努力以此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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