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流动的机制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这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观察一下身边的社会生活，我们可以发现，在最近的几年中，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却显得并不明显。其实，不是社会的阶层在这几年中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它用一种看似不变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变化，这就是定型化的过 程。我们在开始面对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了。

　　一般地说，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阶层之间边界的出现，二是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之间流动的减少和常规化。观察一下目前我国的社会生活，就会发现这三个趋势已经开始在不同程度地出现。当然，我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剧烈社会变革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动仍然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特别是在未来的若干年间，城市化的过程会伴随着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社会流动，但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未来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出现，并开始定型化。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讨论这些问题：社会流动的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微观的层面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社会生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顾一下20多年改革的历程以及与这个历程相伴随的社会流动的过程，就可以发现，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规模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是由体制改革引发的。农村的改革促发了农民的分化，由此有了务农的农民、经商的农民、务工的农民以及富裕的农民和贫困的农民之分；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使得工人有了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之分，以及不同种类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带来了上千万的失业下岗人员的出现；而中产阶层、企业家阶层等原来我们这个社会中没有的结构成分的出现，更是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最近的几年中，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却在明显减少，社会流动越来越变得常规化。而在常规化的社会流动中，最重要的流动机制已经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未来的社会中，教育将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

　　说到教育与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人们会想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论断：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197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他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教育制度的看法。在过去，人们主要将教育看作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但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如果说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强调了教育对于阶级结构的维护和复制的作用，那么也有另外的许多研究表明了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其实，这种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有充分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在宋代之后，科举制就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上述的两种观点，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都有诸多的实例来支撑。这实际上也许恰恰表明了教育对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双重影响，即它一方面复制或再生产着原有的结构，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了渠道。而在具体的情境中，教育会显示出哪一方面的作用，则取决于其他的因素。也正因此，人们不断提出教育的公平问题。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教育公平常常被人们理解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宏观的背景中去看，就会发现表面的真理实际上掩盖着真正的谬误。因为正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原则，可能会起到维护和延续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结构的作用。

　　1977年，一位叫威利斯的学者出版了《学做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在英国进行细致的实地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往往只能得到工人阶级的工作？换言之，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学做工》这本书中，他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如何主动学习工人阶级的文化、如何主动放弃向上流动的机会的。他发现，学校中不良少年和用功读书的孩子的家庭背景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前者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而后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不良少年”经常学习成年工人阶级的文化习惯，如抽烟、喝酒、打工赚钱等。他们也知道好好读书将来会有比较好的生活和工作，但仍然拒绝接受这条道路。当然，作者要论述的问题比我们这里讨论的要复杂，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理解到，教育与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个范围非常有限的公平原则。

　　回到现实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组更为“现实的”因素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起作用范围的限制。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个比例是否可以推断到全国，我们不得而知。但大学中来自农村的生源比重不断降低，甚至一些城市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在升学上也遇到困难，更重要的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初级教育阶段就开始接受质量差异很大的教育，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公平问题，而是在一个逐步进入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如何提供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正常的社会流动得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活力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