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划分官与商的界限

　　日前，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在4月前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问题进行彻底清理，各地纷纷闻风而动。其中安徽芜湖最引人瞩目，市委书记詹夏来辞去奇瑞董事长一职，该市几十名在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兼职的领导干部也纷纷去职。

　　有消息称，中央此番清理，动机源于新华社记者对安徽芜湖从市委书记到中层干部大面积兼任国有企业领导的报道。这篇报道将詹夏来等人冠以“红顶商人”的称谓，这个称 谓随即被大量引用。

　　我们认为，将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行为和所谓的“红顶商人”混为一谈是不准确的。“红顶商人”一说概源于台湾作家高阳的《胡雪岩传》，晚清巨贾胡雪岩因善于官场交际，得到了左宗棠的赏识。先是被左宗棠委任主持浙江全省钱粮、军饷，后又协助左宗棠开办洋务，最终垄断了江浙商业。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胡雪岩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胡雪岩于是被冠以“红顶商人”的“美誉”。

　　胡雪岩是一个官商的典范，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在本质上是个商人而非朝廷命官，与官场的密切往来是为其生意服务的，其经商所得归属个人。而我们今天所言的“红顶商人”们，本质上并非商人，而是政府官员。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明确禁止公务员经商，但是禁止的是公务人员以个人身份从事商业活动，这与在国企任职或兼职是两回事。这些人带领企业创造的利润是国有财产，如果用于中饱私囊则属于贪污。

　　政府官员在企业兼职，情形各有不同，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后者中又有“为私”和“为公”之区分。就前者而言，一些建国初期规划建立的大型国有企业，地位高于地方一级政府，比如先有大庆石油管理局后有大庆市。这使得一些国企的老总兼任地方党政一把手，或作为地方的党委常委参与政府决策的例子比比皆是。反之，政府出资兴办的国企，则由政府派出一名或多名官员主持，或专职、或兼职。

　　近年来政府官员与国企老总交叉的情况，多为政府投资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地方经济的行为。“为私”者借将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合二为一的便利大肆侵占国有财产，如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就兼任了该省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的总经理，自己批钱自己花，不贪污才怪。

　　安徽芜湖的所谓“红顶商人”们可谓兼职“为公”的代表。奇瑞汽车成立不足六年，在国内轿车市场中已占有一席之地，詹夏来个人的贡献不应被忽视。而该市的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998年以注册资金1亿元启动，至2003年底1亿已经增值至52亿，发展速度可谓迅猛。国有资产在芜湖官员们的手中不但保值而且大幅增值，繁荣了地方经济。

　　抛却卢万里之流不论，以芜湖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们亲自挂帅搞企业、抓经济发展实属不得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主要看经济发展、看GDP增长，各个地方的官员都将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招商引资上，从省长到市长纷纷带团到发达地区洽谈项目。江西某市驻京联络处主任说，他一年要完成的招商引资指标是3000万，连驻京办主任都要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市委书记还用说吗？

　　人们只看到并批评詹夏来们利用职权之变为奇瑞和芜湖的建设投资公司的发展创造条件，却忽视了硬币的另一面。詹夏来在1998年领衔创立奇瑞之时，职位是市长助理，而短短几年，詹夏来就荣升为市委书记，到底是詹夏来作为市委书记为奇瑞的发展开了路，还是经营奇瑞的成绩助詹夏来升迁？

　　我们在谈论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时其实省略了一个限定语，即这里所说的企业指的都是国有企业，而非其他。国有企业是政府代表民众动用财政资金兴办的市场实体，其经营者由政府委任属天经地义，西方国家兴办的国有企业亦如是。但是，与西方把国有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不同，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未孕育出一批职业的经营者，国企的老总和政府官员之间没有划分出明晰的界限。曾先后担任中石油和中石化老总的李毅中，在国资委成立之后出任副主任，原中海油的老总卫留成空降海南出任省长，都是近期发生的角色互换的实例。所以，在美国有身家1亿的董事长，也有身家百亿的董事长，而在中国，国企的董事长却有厅局级和部级的区别。

　　新一届政府提出要改变以往片面以GDP增长衡量官员政绩的做法，提倡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国资委成立之后，关于改革国企用人标准，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呼声成为主流。我们认为，真正的治本之策是切实贯彻中央的正确决策，让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回归到对经济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位置上来；在国有企业中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家作为出资人对企业进行监管，而不是日常管理，并截断国企老总们和政府官员之间交流的通道，培养出一批以商业为志而不是以政治为业的国有企业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