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热点追踪：游走于历史纵深

　　一场前所未有的跨国文博盛会，在上海博物馆悄悄地拉开了序幕的一角。

　　深藏于日本皇宫千年之久的王羲之《丧乱帖》———中国书圣唯一可能存世的真迹，有望在上海博物馆出展。去国千载，第一次走出深宫禁苑，第一次重回故国乡关，第一次亮相公开展览。

　　昨天，刚从日本返沪的上博副馆长汪庆正向记者独家透露：上博正在筹划与东京国立博物馆合办2006年日本书法精品展。届时，包括《丧乱帖》在内的日本藏中国国宝级书法珍绝，将在上博联袂出展。

　　无疑，这将是继盛况空前的晋唐宋元国宝书画展之后，又一次上海的文化盛事。盛事的发起人，正是年过七旬却依然神采飞扬的汪庆正。

　　书圣“真迹”待破谜

　　记者：要把深藏千年的珍品从人家皇宫里“请”出来，这次您又靠的是什么人际关系？

　　汪庆正：靠一个诚字。中国流失到国外的书法珍品，以日本最多，早就有办这个展的构想，我与日本的文博学者广交朋友，中国的博物馆能让国外学者进仓库免费拍照，我们上博第一家。所以这次我去日本，三井文库的馆长亲自为我打开保险箱，有幸亲睹文博界公认存世最好的中国石鼓文安国本。太珍贵了，大家知道上博去年花450万美元买回《淳化阁帖》，那是中国木版拓本的祖宗，而这安国本，就是石刻拓本的圭臬，这么多年了，国人求一睹而不可得呀。

　　记者：都说书圣王羲之已无真迹传世，为什么说藏于日本皇宫这幅《丧乱帖》“最有可能是真迹”？

　　汪庆正：王羲之的字，唐时还有三千，如今仅存世的二十多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因为都能看到勾描填墨的痕迹。别说现在，宋朝时能有张“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字唐摹本，已经是了不起的宝贝。藏于日本皇宫的《丧乱帖》出过印刷本，相比之下最有晋时的笔风古意，又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而真摹难辨。如果书圣尚有一幅真迹存世，最有可能《丧乱帖》。

　　记者：毕竟也是猜测。

　　汪庆正：千古之谜的得解，也许就在这次归国“省亲”的出展中。

　　每次惊得“一身汗”

　　记者：这两年上博精彩纷呈，从国宝书画开展到《淳化阁帖》收购，从翁氏世藏善本回归到绝世宝瓶捐赠，每一次您都会说“一身冷汗后怕呀”，真有那么可怕？

　　汪庆正：能不怕吗？都是天价呀。就说收购《淳化阁帖》吧，为这几卷中国书法老祖宗，我跟踪了7年，7年价钱谈不拢。去年4月我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说帖主报价降到450万美元了，要我赶快拿主意。我知道，帖主给日本人的开价是1100万美元！可毕竟是我们从未出过手的字画天价，与在国外出访的陈燮君馆长电话商量后，我立马表了态：成交。

　　记者：如此功德圆满，“汗”从何来？

　　汪庆正：拿回来就有不同声音，说这《淳化阁帖》像假的！话都传到市领导耳朵里了。国家的450万美元，情急之下没经过开会签字，出了问题谁担得起？幸亏还有个启功，这位学界公认的碑帖泰斗，关键时候一锤定音。那些天，我真是苦死了，一个劲怨自己何苦来。

　　记者：您破天荒的主意，上博举办了破天荒的晋唐宋元国宝书画展，件件展品价值连城，长达一个月的展期不能有丝毫闪失，记得当时您也说过“何苦来呢”。

　　汪庆正：“何苦”是心苦，知道吗，什么叫“中夜起坐，一夕数惊”！可一见到国宝，自己又舍不下了，忍不住了。

　　批“兰亭”一夜白头

　　记者：那么多国内外古董巨商因为您的慧眼睿智与上博结下不解之缘，您个人对古董收藏也感兴趣？

　　汪庆正：那是行业犯忌的事，我只有几件小东西，随便把玩不当真。现在想起来，要想个人发财，故事多得像“笑话连篇”。我从1958年起负责馆里的文物征集，记得那年有位电影明星拿来136张齐白石真迹求售，我想上博要那么多齐白石干嘛，扒拉着从中挑出10张，当然要给钱，每张10块钱。剩下的齐白石卷巴卷巴让她拿回去了。你在这个岗位上，要是老惦着个钱字，难免走火入魔。

　　记者：听说您与著名画家吴湖帆沾点亲戚，他的画现在也是一纸千金啦。

　　汪庆正：别提了，60年代初，我还真“沾”上了吴湖帆，不是为他的画，在当时，他的画送给上博也不会收，想的是他收藏的宋拓孤本《许真人井铭》，我三天两头往他家跑，陪说话陪下棋，有时还得跑腿为他买香烟，可那本《许真人井铭》，说破天也不出手。也是天助我，那天他一大早跑来，说急需钱用，要上博中午12点以前拿800元去换“许真人”。800元在那个年代什么概念？30元以上一律要开支票。不管了，东求西借，一上午总算凑足800元，急得我！

　　记者：如今您一头堪称上海文博界标志的银发，是为了文物急白的？

　　汪庆正：还真让你猜中了，但不是急的是逼的！是1965年吧，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建议干部“看看王羲之的《兰亭序》”，康生别有用心，指斥《兰亭序》是后人伪作，指名要上博馆长徐森玉写文章，徐森老已经85岁了，连夜又把我这个馆长秘书从四清工作组调回代笔，说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这是政治斗争呀，叫我怎么写呢？既不能昧着良心说是假的，又不能鸡蛋碰石头说是真的，三十出头的我，一夜白头。

　　红尘天窗

　　记者：您写出了中国的第一本《中国钱币》，主编了中国的第一本《中国陶瓷史》，身任着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又能对中华碑帖学如数家珍，您的专攻，究竟是什么？

　　汪庆正：我一直主张搞文博要触类旁通，要把意外和挫折都当作再学习的机遇。我更愿意做一个学者，而不是单纯技术类的专家。

　　记者：文物鉴定您洞若观火，文物研究又是著作等身，而鉴定与研究从来相轻，您怎么看？

　　汪庆正：马叙伦知道吗？当过教育部长，也是文博研究者，他一向看不起古玩鉴定，动不动说“谁谁谁是替我掌眼的”，徐森玉看不下去，买了只北京烧饼，染了墨拓在纸上，让人拿了去找马叙伦，称是湖南山上拓下来的。马叙伦兴奋得不得了，研究了几个通宵，写出了洋洋洒洒万字文“湖南出土摩崖石刻”，临发表前，徐森老才告诉他，那不过是张烧饼！不懂鉴定难免抓瞎。

　　记者：从事文博半个多世纪，您觉得博物馆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汪庆正：许多人认为博物馆就是青灯黄卷般的苦守，上博也有过教训，花了大价钱，引进来的展览却是门可罗雀的曲高和寡。博物馆应该能深入浅出，让人们在喜闻乐见中，游走历史的纵深，感受民族的博大，陶冶城市的情操。滚滚红尘之中，我们需要这样一扇天窗，这样一方净土。

　　作者：本报记者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