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弄潮儿今日为人师许小年 走在波峰浪谷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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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3月24日 14:45 大连电视台 | |||||||||
2001年初秋,作为“千点论”、“推倒重来论”的代表 他的一篇国内A股市场研究报告使他置身压力漩涡 许:我的电子邮件被人家挂到网上去了/我们客户抱怨说许博士你不能再讲话了
2003年深冬,他离开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 前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教。 许:我认为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无论在海里还是在岸上,他要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批判精神关注中国经济 本期第一访谈,许小年博士看淡过往风波,畅谈中国银行改革。 访谈背景: 从执教美国阿姆斯特学院,到任职世界银行咨询师,从美林证券高级经济学家,到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被评为中国最佳经济分析师,却也被人质疑到底是学者还是商人。他对中国资本市场见解独到,获得国家经济学界最高奖,却也因对中国股市的尖锐批评,被指责为股市下跌的“千古罪人”。2003年年末,许小年走出中金,留给舆论界一个颇费思量的背影和一个颇具争议的前景。 2004年2月28日18:00,大连。许小年刚刚做完“蓄势待发的中国金融改革”的主题演讲,就被大连银行业和证券业人士围住。这是他离开中金后第一次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的身份在公众场合露面,在大连,许小年受到了业界的普遍欢迎。两个小时的现场交流之后,观众兴致依然不减,甚至有人直接上前索要签名,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金融学教授):我好像没什么名望,我不感觉我有什么名望,我给人家骂的时间比称赞的时间要多得多。 杨国轶:您个人这样认为吗? 许:那当然了。我收到的电子信件,我听到的各方面的反映都是负面的多于正面的。 其实,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短短几年间,许小年就已经跻身国内一流经济学家行列。然而他对中国股市制度缺陷的尖锐批评惹来不少麻烦,他提出的“企业本位论”、“老鼠会论”、“泡沫论”、“崩盘论”等等观点,引起强烈争议。当2001年股指暴跌,绝大部分股民和机构损失惨重之时,人们将矛头指向了他。 许:我的电子邮件被人家挂到网上去了,本来是不公开的,但是被人家挂到网上了,为了形成一种口诛笔伐的形势,所以挂到网上,因此我就收了很多的电子邮件。 杨:没想要换一个,换一个信箱? 许:我换它干嘛呢?看一看吧。 杨:您本人还看? 许:我看,看完了存起来,将来也许出本书。 杨:看来您的心态是比较好的。您自己有没有做过统计,最多的时候一天会收到多少个这样的邮件? 许:直接送到我邮箱里的,一天大概有几十个,送到我邮箱里的,但是你看网上发表评论的那就以百计了。 杨:当时的那一种境况对您本人以及公司来说,有没有产生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您本人肯定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对公司而言呢? 许:对公司而言就很难讲了,我们也有客户抱怨哪,我们客户抱怨说,许博士你不能再讲话了,你再讲话我们这边的事情就不好做了等等这样的,我想可能负面影响也会有一些。但是事情过来以后,我想我们的一些客户,他还是比较认同我们这样一种研究的风格,有什么说什么,讲实话,还是比较认同的。 杨:当时的心理压力是不是很大? 许:当时心理压力有一些,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我的亲戚朋友,他们替我担心,那么我觉得打搅他们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母亲就非常担心,我觉得我让老人家担忧了,我觉得我心里很难过。 杨:那一段时间持续了多长时间? 许:持续了几个月吧。 杨:您当时的回应是什么? 许:我没有回应。 杨:选择了沉默。 许:我没有任何回应,而且我能够回应的场合和渠道几乎是没有。 杨:很多这种渠道已经给封死了。 许:甚至封锁到今天。 杨:怎么说呢? 许:前不久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关于交易所和资本市场的讨论会,会议的组织者是很努力地动员我去讲话,最后,我说好吧,我同意去讲,然后过了几天,会议组织者又给我发了一个电子信件,说许博士真抱歉,我们没有办法请您来讲了。 杨:原因是什么? 许:认为我在那样的场合讲话是不合适的,所以就把我从这个讲演者名单中给撤下来了,无所谓了。 这场让许小年始料未及的风波源于2001年9月。作为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执笔了一篇题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报告。就在那个股指暴跌,股民叫苦不迭的时候,许小年却言称这种市场调整不可避免,而且是健康的。他认为股市暴跌是一场革命性的调整,主张当指数跌到较干净的程度——或许是1000点的时候,政府再引入做空机制等手段,重塑一个健康、完美的市场。这些被媒体归纳为“千点论”、“推倒重来论”的观点激怒了被深度套牢的股民,人们甚至把许小年看作股市下跌的导火索或者助推剂。 许:当时是分析嘛,对吧,当时是分析。你这个上市公司质量没有明显改观的情况下,市盈率到那种程度,这个是不可能持久的。其实,我觉得任何学过这方面基本知识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判断,就是中国当时的市场是没有支持的,是一定要调整的,如果有基本的知识,而且自己兜里没有股票的话,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杨:那么您的一部分观点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而言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或者是一种理想化的状况? 许: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既不是超前,也谈不上什么理想化,我也没有想像一个100%干净的市场。我经常打一个比喻,我说这个市场中有泡沫这是非常正常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都有泡沫,就像我们任何一个人体身上都带有细菌一样,但是你不能让泡沫成为市场的主流,你不能让你身上的细胞发展、繁殖到了已经压制了你正常的细胞活动的地步,这是我和他们的主要分歧所在,我当时认为市场上的泡沫,这种非规范的操作已经到了对我们的市场要造成致命伤害的地步了。 杨:当时那种趋势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许: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我们这个市场恐怕是要出大问题。你说我什么时候主张过100%干净的市场?我什么时候主张过没有泡沫的市场?没有,他们也举不出来,甚至强加在我头上的一些说法,他们到现在也拿不出明确的说法,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过这样的话,完全是强加在我头上的。 杨:但是在当时来说您是否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力量是很孤单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很无助? 许:感觉上当然会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很无助,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我知道违反经济规律最后是要受到惩罚的。违反经济规律,你目前的事情做得哪怕再轰轰烈烈,将来也有垮下来的一天,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非常悲观,非常消沉,没有。 杨:就是有点始料未及。 许:确实就是没有想到为什么一个人把他研究的观点讲出来,会有这种遭遇,真是没有料到,真是没有料到。 杨:那您在这个学术包括在研究领域的这种风格也会一直保留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吧? 许:那当然了,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从许小年身上,人们可以找到众多海归派学者的共性特征:客观而执著。在他看来,学者必须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尽管现在的许小年行事低调,但站在讲坛上的他,仍然观点鲜明,敢想敢说。面对自从2006年12月起即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中国银行业,许小年出语有力,这位昔日的中国最佳经济分析师风采依旧。 许:不能再躺在国家的保护上吃饭了,最关键的转变是在这儿,要面对市场面对竞争,要面对非常残酷的竞争。这个积累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杨:有哪些表现? 许:表现它的不良资产是40%,40%用一个不太好的比喻,你这块蛋糕也罢,你这个40%已经烂掉了,我讲到的老百姓的100块钱存款实际上40块钱是拿不回来的。 杨:有这么严重吗? 许:有啊,这是官方数字。 杨:但是有一种说法是20%多一点。 许:20%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不良资产的剥离,大约13000亿的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到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因为全都是国家的,都是国有银行体系内部积累的不良资产,你放在左口袋,放在右口袋全是你的。如果把剥离出去的那一部分算在内是40%,如果那一部分不算在内是20%多。 杨:实际上这个客观事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有一个数字方面的不同的说法而已。 许:我在会上也介绍了花旗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是2.3%,所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是还不至于马上引发出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这就是因为我们银行体系有大量新的资金不断地流入,新的资金的流入这就是老百姓的存款。年轻人、中年人多的国家里面,它的储蓄进来得很多,因此银行短期之内还不会发生这种现金支付方面的困难。 杨:但是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 许:那当然了,当我们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当老年人多于青年人的时候,当从银行提款的人多于存款的人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如果不改革的话,如果银行坏帐不处理的话,银行的效率不提高的话,那银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跑不掉的。 从2003年开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去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为其补充资本金。 许:目前的当务之急现在正在已经做了的是进行了银行的注资,然后下一步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组上市,那么上市的话是非常紧迫的,而上市只是银行改革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所以最紧迫的实际上是银行机制的转变。 杨:上市只是一个开始。 许:只是一个开端,是借助国际资本市场,借助国际投资者的压力也罢,推动力也罢来加速我们银行的机制改革。海外因为都是大型的机构投资者,它对这些银行,它的跟踪分析做得非常好,你哪里有一点差错的地方,它立即给你指出,你要是不改它就卖你的股票,你那股价就往下跌,所以海外市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约束、制约、监督要比国内市场强得多,这样有助于这些银行上市之后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改革;当然还有就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或国内资本市场进一步的融资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我们现在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那么核销掉坏帐之后,我们的资本金低于国际的标准,所以也需要通过上市来筹集一部分资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上市,通过国内外的投资者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来端正我们银行的经营目标。 杨:那么现在银行没有这方面的利润最大化的这种动力吗? 许:有,不多.银行的员工\银行的管理层都是国家公务员,每个月拿几千块钱工资,银行利润再增长多少跟我有什么关系? 杨:最高的决策层呢? 许:最高的决策层也没有把银行作为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这么一个企业来经营,而更多的是把银行看成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要支持国家的重点建设,要支持国家的重点行业,要支持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设等等,这一些都是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冲突的。 杨:刚才在演讲中我注意到您也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成功的商业银行都是完全私有化的。 许:没有例外。 杨:那么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例外? 许:最终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会是一个例外。如果国家很明确,这些商业银行就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它的最终改革的结果,我认为应该是私人投资者作为主要的股东。 杨:但是老百姓把钱存到完全私有化这样的银行,会不会在心理上有些担心呢? 许:那你就问一下,为什么美国的老百姓可以把钱存在花旗银行呢,是吧? 杨:但是它用了几百年的时间。 许:当然它这个信誉的建立是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国自己的银行完全有可能在它的客户中间,在老百姓中间建立起信誉来。最近你们应该注意到中央电视台拍了一个很好的电视剧,叫做《晋商》,我们可以看看晋商当时是一批在山西偏远的地方,并不是经济很发达的地方,发展到它的字号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在日本开了分行,它的信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又没有互联网,它的信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央银行的监管。完全是市场行为,所以市场可以培育出信用来,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信心,我们搞市场经济要相信市场。 杨:目前咱们国家整体大的方案思路已经出来了,对这样整体的改革思路您是怎么评价的? 许:我觉得总体思路来说还是蛮不错的,当然中间有一些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强调。银行坏帐上万亿,处置了,国家买单了,责任在谁没有人问,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在经济学上讲的,叫做道德风险问题。所谓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前面的问题没有认真解决,后面的人对资产质量照样地不关心,他反正想,他说你看前面已经有例子了,是吧。 杨:就是说,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要适当地建立这样一些约束的机制。 许:对。对责任要有追究,这样的话才能够控制好道德风险。 杨:您本人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抱有多大的信心? 许:我信心很大,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在国有银行的改革上如果不成功,那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会非常大,中国经受不起那样的打击,所以从这一点出发叫背水为战,这一仗肯定是要打赢的。往前走是有光明的前程,往后退是万丈深渊。 在中国经济舞台上,许小年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支持他的人认为他富有书生气,坚持己见,观点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而反对者则认为他性格固执、生搬硬套国际经验,是拿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随着中国股市的一路下跌,许小年的公众暴光率也经历了从波峰到低谷的震荡。曾几何时,他是媒体追捧的焦点,如今,他归隐于校园之间。面对许小年的此番变动,外界猜测甚多。 杨: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要选择离开? 许:我过去做实务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在思考,但是没有时间做更深入的研究,有很多该看的书也没有看,所以现在给我一点时间,对于这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进行研究,并且把研究的成果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还是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本来就是老师。 杨:可以说从海里又回到了岸上。 许:在岸上的时候脚也是湿的,在海里的时候也是看着岸上的,你也分不了那么清。 杨: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原因,就是2001年2002年当时这样的一段经历,使你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许:那不是因素,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杨:事隔了八九年重新回到了学校,这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跟以前相比? 许: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能够思考问题、能够看书的时间多了,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杨:那么在学校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入中国的经济改革? 许:还是继续进行研究,也要写点东西,过去没有时间写书、写文章,已经欠帐欠得太多了。 ——画外—— 尽管中欧是中国大陆唯一进入世界权威排行榜的商学院,不过从投行业绩在国内无人能出其右的中金来到这里,从总经理到教授,许小年的这次选择仍然留给人们太多的疑问。 ——访谈—— 许:很多人问我说,许博士你到底是个商人还是知识分子,我说我认为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我看到在市场经济中间,知识分子他本身应该有的这种社会正义感,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良知以及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思考,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淡化了,越来越弱,这个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定义是什么?他就应该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群,他就应该是一个秉着良知说话的人群,他就是应该通过自己的研究,把道理告诉给大众的人群。 杨:那么在这方面,您刚才讲到了,既然要坚持很多东西,必然在某些方面会付出很多代价。许: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所以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是什么?那么我自己的价值取向就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间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那么你要做这些事情的话一定要有代价;那么其他一些人也许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杨:那么从您以前的一些经历来看,差不多每隔四五年都要更换一个地方,那您认为自己在国际工商学院还会做多久? 许:这个我也搞不太清楚,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杨:有可能还会转换到其它的行业,或者到第一线去? 许:难说,这个都难说。因为现在物理学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定理,叫做测不准定理,这个物质世界的运行你是永远测不准的;在经济学中,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随机行走定理,就是资本市场它的运行是不可预测的,是一个随机行走。 杨:您的未来就是不可预测。 许:我相信很多事情是不可预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