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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总理施罗德上任后，马上兑现他在竞选中高呼的“工作、工作、工作”之诺言，着手解决失业问题。最近，他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办法就是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降到60岁。
这算得上什么好办法？欧洲各地的工会早就常年累月地呼吁，要求缩短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这跟施罗德强行降低退休年龄的做法一样，目的都是要迫使雇主不得不雇用更多
的工人，来完成有限的工作。
假如工作就是享受、就是福利，那么向工人分摊工作岗位，还不失为一种平均主义方案。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百年前的先辈，工作的时间虽然比我们长得多，但收获却比我们少。有工作做的本身，并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工作只是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满足的手段。人们真正追求的，是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本身。
那么，刻意缩短工时，以及限制人们工作，能否帮助挽救衰退的经济呢？不仅不能，反而肯定会令情况更糟。
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体会到，在挣扎谋生和满足志趣之间，总有一段距离。假如没有价格体系和竞争标准的限制，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得多，社会上就很可能有过多的红学家、经理，而总是缺乏足够的水电工和服务员。
到底社会需要多少教授，需要多少铁匠？谁来做教授，谁来当铁匠？这些问题，是理性讨论和科学方法永远无法正确回答的。只有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够通过反复的尝试和调整，将人力资源分配到社会真正需要的地方。这个分配过程是动态的、永无止境的，而失业就是人力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失业并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私营企业为求生存，所淘汰的只是在竞争中“多余”或者“奢侈”的人力资源，而并非刻意针对底层工人。最近，马莎百货公司的香港分部一口气裁减了50名中层管理人员，原因是他们“贵”。不少外资公司，在中国一旦站稳脚跟，就陆续将外籍高层辞退，原因也是因为嫌“贵”。
可以想象，假如单靠限制劳动工时和摊派岗位的办法回避失业，社会上的“贵”人就会越积越多，而他们的整体生活素质就会每下愈况，越来越“贱”。
南方周末·199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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