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退休生活

　　{米尔顿} 1977年，我们搬到旧金山，终于实现了罗斯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她40多年前头一次到旧金山的时候。去旧金山的几次旅行和在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为期一年的访问都坚定了她要搬到旧金山的决心。当我65岁时，达到了规定的退休年龄，要从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工作中退下来，我们就搬到了旧金山。格伦·坎贝尔邀请我加入胡佛研究所，这更坚定了我的选择。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秘书格洛丽亚·瓦伦丁自愿调到胡佛研究所工作，而且“带着打字机，说走就走”。格洛丽亚和罗斯一样，一直梦想着搬到加利福尼亚。她把我们所有的文件都搬到了胡佛研究所，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经把分配给我们的办公室安排就绪。更重要的是，她决定住在旧金山而不是斯坦福或是帕洛阿尔托，她更喜欢大城市，也不在乎交通费。我可以继续住在家里，去胡佛研究所只是为了见人、参加研讨会，或是类似的事情。我在旧金山时，格洛丽亚回家时就把信件带给我们，然后我把回信内容录下来，她根据录音把回信打出来给我再看一遍，就发出去。这是一种让人极为满意的安排，我非常感激格洛丽亚灵活主动的合作，她历时1/4个世纪的帮助和支持让我受益良的！

　　我们分两步搬到加利福尼亚。我接受了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负责研究工作的行长迈克·克伦的邀请，在1977年的头三个月担任访问学者。这段时间我们住在租的公寓里，这是珍妮特为我们找到的，步行就可以到银行，同时我们也把这个公寓作为永久性的家。能找到这样一所好公寓真是幸运，公寓所在的皇家大厦是位于泰勒大街1750号的一处合作公寓楼，秋天从公寓可以看到壮丽的景色。我们在这套公寓里住到1987年，才搬进同一座楼中一套更大一些的公寓里，一直住到现在。从我们家270度的观景窗可以看到广阔的风景，从海湾到金门大桥，再到海湾大桥，最后到金融区，一览无余。

　　{罗斯}最近有记者问米尔顿，他所做的预测里，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糟的。他说，他不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但是他认为没有最糟的。他预言说，从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工作退下来后，搬到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过起轻松的生活，会有充裕的时间做学术研究。回顾退休后的生活，我们认为退休生活确实令人兴奋，但是绝不轻松。

　　我们在旧金山的第一个季度的生活就预示了未来的日子将是什么样的。在这段时间，米尔顿在联邦储备银行做访问学者，我们和珍妮特的儿子、我们第一个孙辈里克熟悉起来，同时开始《自由选择》系列片的拍摄，参加蒙特雷当代研究所的会议(那是我们去过多次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2月份，我们去了墨西哥，旅行结束时没有开始时那么快乐，4月初还去了新奥尔良，旅途一切正常。去墨西哥也和往常一样，米尔顿有一些工作(他要在蒙特雷和墨西哥城做演讲)，同时我们俩人也想找机会休息一下。我们的设想是去南方旅行，参观玛雅遗址。不走运的是，我们没有去成，因为我在墨西哥城得了咽喉炎。另外，紧张的局势也让我们感到不安，因此决定推迟旅行，立即回家。最终，几乎是在15年之后，我们才参观了墨西哥遗址。

　　春季，我们和以往一样，从4月起去我们在佛蒙特的第二个家住了六个月。但是《自由选择》开始阶段的工作，再加上我们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去阿拉斯加和欧洲近一个月的旅行，使得我们的夏天也与往常大不一样。往常，夏天都充斥着不间断的学术活动。后来，《自由选择》的拍摄工作在1978年和1979年对我们在卡皮塔夫的生活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于是，我们决定在加利福尼亚长往，同时就不再保留卡皮塔夫的住处了，这让我们想到应该在加利福尼亚有第二个家，从而可以在一年内轮换着住。1980年的夏天成为我们在卡皮塔夫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米尔顿}我们去阿拉斯加是要参加阿拉斯加太平洋银行的会议。但是更让人难忘的是参观普拉德霍湾油田，以及与沃尔特·希克尔及他的妻子一起乘船游览威廉王子湾。

　　我们乘一家石油公司的飞机前往普拉德霍湾，这家公司用这架飞机送工人来往于安克雷奇与普拉德霍湾之间，飞机要飞越雄伟的麦金利山。普拉德霍湾本身就是一个启示。在这里，在3 000英尺的冻土上，公司为工人建造了条件与希尔顿饭店相当的住处：有室内花园区、剧院、舒适的卧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西雅图组装好，利用一年中只有六个星期的通航期用运货筏运来的。钻井、采油、油水分离、储油、将油送到输油管等工作所必需的机器设备，也都必须要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运到这个遥远的地方。输油管的设计还要具有特殊的保护装置，以免被迁徒的驯鹿破坏。我们到这里时正是夏天，这是一年中最温暖的季节，白天地表温度刚好在零度以上，但是地面仍然冻着，覆盖着积雪。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在冬天如何进行复杂的操作，这里的冬天大部分时间被黑笼罩，气温总在零度以下，到处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从安克雷奇返回后，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和沃尔特与他的妻子乘他们的船游览了威廉王子湾。前内务部长兼总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亲自驾船，还做厨师。我们欣赏着美丽的风景，享用着美味的饭菜，愉快地进行了广泛而又有趣的谈话。

　　我们从阿拉斯加飞往欧洲，迅速地连续访问了瑞士、丹麦、瑞典和挪威，在每一个地方我都会做一两次演讲，同时看望朋友并游历一番。然后，我们在以色列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这在第27章中讨论过了。

　　这次旅行中最不寻常的部分是在结束时。离开以色列，我们在法国做了短暂停留，然后在7月9日乘轮船去了瑟堡，这是一次非常惬意的旅行，我以在途中发表演讲的报酬来付我们的旅行费用①。7月14日当我们到纽约时，码头因为停电而一片漆黑，操纵装卸行李设备的工作台也没有电。船长宣布，乘客只能推迟上岸。

　　{罗斯}按日程表米尔顿要在那一天早晨在奥本海默集团发表演讲，接我们的汽车已经出发了。多亏年轻司机非常机灵，我们和我们的行李终于得以上岸。因为没有电，哈佛俱乐部无法开会，我们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正常起飞，佛蒙特没有停电。

　　{米尔顿}我们搬进旧金山的新公寓是在1977年10月13日，这是第28章里所说的长途驾车穿越全美的旅行的终点。尽管需要制作《自由选择》，我们还是在此后的三年里尽力为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建立了一种满意的模式。从专业角度讲，我对胡佛研究所为我的研究及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写作提供的帮助非常满意：它有出色的设施、聪明而又富于激励的同事，经常召开研讨会，便于与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联系，也便于利用其图书馆与设施。我也熟悉了旧金山与我有共同兴趣的个人和团体。从个人角度，我们认识到旧金山是惟一适合我们居住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里找到取代卡皮塔夫作为第二个家的地方。

　　前面几章已经记述了许多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生活期间的活动。在这一章里，还要再讲一些有趣的事，这些事部分是因为时间顺序，部分是因为内容安排，而未在前文中提到。我从寻找第二个家开始讲起。

　　海滨牧场

　　1979年春天，在看了海滨几处正在开发的项目后，我们看中了海滨牧场，这是一个在旧金山以北大约110英里的社区，是由卡索尔和库克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从我们在旧金山的公寓开车到那里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这里起初是一个养羊的牧场，海滨牧场沿着太平洋南北方向大约10英里，向内陆延伸大约一两英里。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社区，一半面积留做公用区域，不许盖房子，购地建房的人必须要严格遵守关于设计的规定，要保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融入自然环境”，或者用更能让人接受的说法是要“轻松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在海洋与一号公路之间是草地与松树，一号公路把社区分成两部分，路东侧的山坡上是茂盛的红杉林。许多条小路沿着海岸向前伸出大约十几英里远，其余的小路穿过红杉林。社区内的两处休闲区域设有网球场和游泳池，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一个有餐厅的旅馆，以及邮政局。这个正建设的社区还有其他服务设施，其中包括一支保安队伍。

　　最初我们是计划买一块房基地，尽可能盖一所类似卡皮塔夫的家的房子。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不可行。在海滨牧场开始建设后不久，加利福尼亚居民通过了一个法案，建立了海岸委员会监管对海滨的开发。虽然开发商已经计划将海滨牧场建成一个生态样板社区，并且已经将原属于它的一部分土地交给政府用于建设公园，委员会仍然要求海滨牧场保证公众能够进入海滨。由此引发的海滨牧场与委员会的争执延续了几年，最后由州立法机构颁布特别法令才得以解决。1979年我们寻找第二个家时，委员会拒绝颁发建筑许可证。海滨牧场的所有建筑都停建了，而且看不到僵局能在几年内解决的前景(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样我们就在1979年7月买了一所停建前就盖好了的房子，这所房子得到了许可证。它的位置很理想，大约一英亩的房子直接盖在海滨的峭壁上，高出水面75英尺左右，俯视着太平洋的美丽景色。但房子本身不够理想，我们在重建中改善了一些不足之处，让使用空间增加了一倍，并增加了一个温室。我们非常幸运地请到了海滨牧场的原设计师之一比尔·特恩布尔担任我们的建筑设计师，由马特·西尔维亚负责施工。

　　1981年房子重建竣工后，我们有一半时间是在海滨牧场度过的，每次在那里住一周或更长时间，不像在卡皮塔夫那样，每次住半年。这是一个对工作和休息都很好的安排。罗斯已经把半英亩的杂草灌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仙境，一年四季五颜六色，这里还是新鲜蔬菜的供应地。为了防止鹿破坏花园，我们不得不在房子周围修建了牢固的围栏。不过还是有几次鹿冲破了围栏，毁坏了花园。我们俩人都喜欢小路和海滨，我还经常去网球场和游泳池。现在我还经常游泳，但是已经被迫放弃了网球。多年来我们还和其他住户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愉快的划船旅行(沿着门多西诺南边的一条小河)。总而言之，虽然我有时在夏天还会想念佛蒙特，但是事实证明海滨牧场是代替卡皮塔夫的最好选择，尤其是作为每年的轮换住处。

　　危地马拉

　　1978年，我们的危地马拉之行很愉快，我在著名的弗朗西斯科·马洛奎大学发表了演讲，并接受了荣誉学位。这所大学建立于1971年，是由一批私人企业家资助的。大学的创建者是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的倡导者，受到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影响。于是，他们着手建立一所大学，试图将自由社会的理论与一般的大学教育结合起来。

　　办学成果引人注目。一开始学校很小，只有私人提供的4万美元的资金和125名学生，只能颁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位，但是学校发展迅速，又增加了商业、医学和建筑及其他专业的研究生院。在它现代化的校园里，目前注册学生已超过了6 000人，还有另外5 000名学生接受远程教育。弗朗西斯科·马洛奎大学已成为中美洲的名校之一，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私立大学，既不受教会资助也没有政府拨款。

　　曼势埃尔·阿约(他的朋友和敌人称他为幕索)是创建这所大学的那些人中的领导人物。他在学校建立初期担任校长兼经济学院的院长，同时还继续从事日常的商业活动。慕索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担任过议员，几年后竞选过总统和副总统，但未成功。他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他曾经给我们讲过逃过暗杀的曲折经历，的确惊心动魄。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慕索成为朝圣山学会的成员，创建大学的那批人中的尤利塞斯·登特也在那时进入朝圣山学会。这两个人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既是成功的企业家，又是自学成才的学者，对经济学与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1978年除了在这所大学的活动之外，我们还和慕索与他的妻子奥尔加一起在委地马拉高原住了几天，这里的主要居民是印第安人，也是武装游击队的根据地，游击战进行了多年，我们希望现在已经结束了。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索尔·塔克斯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便士资本主义》(Penny Capita Lism)就是以这里为背景而写成的。在这本书里，他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因为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有着比邻近地区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既不思进取又死气沉沉。

　　滑雪

　　罗斯和我，还有珍妮特和戴维都是在瑞士的阿罗萨开始滑雪的(参见第17章)，而我是四个人里惟一坚持下来的人。罗斯一般都是在冬天去里诺看望她姐姐，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离里诺不远的一个地方滑雪。下雪季节只要我们住在卡皮塔夫，我有时还可以在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滑雪。

　　我们搬到旧金山后，我认识了劳里·奇克林，他是当代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担任研究所所长多年，负责研究工作。他成为我的好朋友兼网球搭档，不过他技术比我好得多。劳里的父母是休格·鲍尔滑雪场的创建人，这是一个位于内华达州的极好的滑雪场，离塔霍湖不远，劳里在那里有房子。劳里是滑雪专家，我和他一起去过几次休格·鲍尔。至少有一次是和威廉·巴克利一起去的，我们是在参加电视节目时认识的，有几次是参加同一个节目，其中有一个是他的节目《火线》。劳里和他很熟，从法学院毕业后曾一起在《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工作过。

　　1980年，我们换了活动地点，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活动，这是我这一年生活中的高潮之一：1月的第二周和劳里与巴克利去滑雪，地点是犹他州阿尔塔的阿尔塔度假村。这里的雪非常好，住宿条件也极好，滑雪教练也很出色。此外，劳里的滑雪教练小鲍纳斯现在是附近的一所滑雪学校的校长，劳里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滑了一天雪。他是一位神奇的教练，奇迹般地改进了我的滑雪技术，我原来滑得很糟糕。劳里和比尔都比我滑得好，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享受从陡坡上滑下的快乐。我们滑一天雪就休息一天，泡个热水澡，然后边聊天边品尝美食，小酌几杯。从各方面说，这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

　　16年来我们的滑雪活动一次也没有停止过，直到1994年我有了健康问题，做了背部手术，这让我只有依靠助步器才能走动，1995年我没有滑雪。1995年秋天，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手术改进了我的行走能力，但是没有好到可以滑雪，所以1996年和1997年我又缺席了。1998年，我仍然希望加入他们的活动，即使不能的滑雪，至少可以与他们畅谈一番。

　　松柏别墅

　　1980年另外一个活动开始了，在小有中断后，成为我们这一年里的一个高潮。这次罗斯也和我一起。乔治·舒尔茨当时是贝特克尔集团的总裁兼董事长，公司拥有松柏别墅。2月，乔治在松柏别墅安排了周末聚会，请的是一些对国内重大问题有兴趣的好友。经常的参加者除了乔治外，还有奥贝·舒尔茨，她一直参加直到1995年去世，以及比尔与卡罗尔·西蒙夫妇、沃尔特与凯西·里斯顿夫妇、埃德与珍妮克·利特菲尔德夫妇，另外还有乔治·施蒂格勒，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也一直参加。贝克特尔家族与贝克特尔集团的人也参加了聚会，偶尔还会有其他人，例如最近加里与吉蒂·贝克尔夫妇、格哈特与里贾纳·卡斯珀夫妇也参加了聚会。

　　头两次聚会是在1980年和1981年。在乔治担任国务卿期间聚会暂停。我写本书时(1997年)，聚会刚恢复没多久。松柏别墅是一幢可爱的房子，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设施齐备可以打高尔夫、网球，也可以散步，参观蒙特雷。最重要的是，和在阿尔塔一样，在闲暇的晚上，我们可以在乔治的引导下聊天。他确实有某种才能，能让谈话集中在主要参与者中间而不离题。

　　唐宁街

　　1980年2月我们去英国拍摄英国版的《自由选择》中的讨论部分，在此期间，玛格丽特·撒切尔邀请我去唐宁街会见她和几位政府部长。会见中的讨论有趣又令人振奋，尤其是在撒切尔夫人离开后，有人请我教教她的内阁中的“笨蛋”。在此前与后来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见中，我都不可能不对她的智慧与人格魅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弗雷泽研究所与经济自由会议

　　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年里，我们与迈克尔·沃尔克的接触很多，他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弗雷泽研究所的常务所长，这个研究所建于1974年。迈克尔将弗雷泽研究所建设成了北美顶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并成为加拿大最有影响的此类组织，他做得非常出色。

　　在我们参加的弗雷泽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比照“自由屋”(美国著名人权组织)为政治自由而提出的指数，也为经济自由建立一个量化的检验尺度。但是实际上这比我们最初想像的要困难的工作。在13年间，我们为此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其中多数由我、罗斯和迈克尔担任主席，但是迈克尔和他在弗雷泽的助手承担了所有的工作。这些会议聚集了一小批对此有兴趣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弗雷泽研究所以这些会议提交的论文为基础，出版了四本书。最近出版的是由詹姆斯·格瓦特尼、罗伯特·劳森和沃尔特·布洛克撰写的《世界经济自由，1975~1995年》[1]

　　我在为这本书写的序中说：

　　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词，而经济自由不为人知。谈论经济自由很容易，但是衡量它、明确界定它的特征、列出它的主要特征、将它与整体事务融合在一起，就非常不同了。这是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我们于13年前开始这个任务时就已经发现了……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经济的、政治的、公民的自由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正是它使得生活值得继续。我们愿意生活在自由的国家里，即使这会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不如其他国度的人。但是我坚定地认为一个自由社会处于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存在下去的。一个自由社会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经常会受到攻击，甚至会受到自称是支持自由社会的人的攻击。我相信，自由社会得以发展与继续只能是因为：经济自由比起那些控制经济的做法来，在经济上有更多的成果。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比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创建一个经济自由的指数并不必要。理论上的考虑为预见这种关系提供了理由，而随意的观察已经足以显示理论的内含与实践的结果。我们无意从这本书里学习过去我们不知道的重大事件。我们所做的只是得到一些数据，可以用来探讨这些关系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基本联系是什么，让怀疑者可以客观地检验他们的观点。

　　传统基金会在1989年也开始了同样的努力，其成果是一系列体现经济自由指数的出版物。弗雷泽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的出版物中有一些重复，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因为这是不同目标的反映。弗雷泽研究所的项目集中于对发展的学术研究，而传统基金会的关注点是政府对外援助的分配及商界领导人对海外投资的思考。二者也有一些合作，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也出席了弗雷泽研究所的会议，并向会议提交论文[2]。

　　第二次婚姻

　　{罗斯}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第一次婚姻中不如我们这么幸运。我们已经讲过戴维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相比之下珍妮特的婚姻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她和卢结婚六年后有了一个孩子，又一起生活了八年多。我从来也没有看好过他们的婚姻，但是直到她宣布离婚后才对她说出我的感受。

　　查尔斯·马特尔是伯克利的研究生，正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也是一位桥牌高手，他爱上了珍妮特。幸运的是这使她走出了离婚的痛苦。她和奇普(查尔斯的昵称)决定1982年6月25日结婚，珍妮特说她选择与我们同一个日子结婚是希望这能是一个好兆头。这是一个好兆头，但不是因为选择了一个好日子，而是因为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人。

　　奇普的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图书馆管理员，他们在奇普十几岁时离婚。因为他们都是严格的犹太教徒，所以奇普和珍妮特的婚礼按照犹太教仪式举行，就像我们当初为了自己的父母做的一样。婚礼在我们公寓的客厅里举行，除了奇普的父母和姐姐之外，还有他的许多亲戚和朋友参加。这是非常愉快的、节日般的一天。奇普是一个好丈夫，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我这个外祖母的角度看，对于里克他也是一个好父亲。

　　奇普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计算机系的教授。他获得这个职位后，他们搬到戴维斯，珍妮特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她还在附近的法学院做一些兼职教学工作。

　　卢也已再婚，这两个家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卢和奇普还经常做桥牌搭档，两人赢得过多次全美与国际比赛的奖项。珍妮特也仍然是桥牌高手，有时和奇普搭档。在一次桥牌锦标赛上，里克前去助阵，他的套头衫上写着：“我的父亲们是搭档。”

　　戴维也有了第二次婚姻。他认识了伊丽莎白·库克，她是地质学专业的研究生。虽然他们的专业不同，但是有着共同的业余爱好，包括参加创造性怀古协会，热衷中世纪烹调法和科幻小说。1983年6月4日他们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高地结婚，伊丽莎白的父母住在那里。我的哥哥阿伦和姐姐贝基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婚礼。

　　戴维的第二次婚姻非常成功也非常有成果，我们现在又有了两个孙辈，生于1990年的贝卡和生于1993年的威廉。1995年戴维接受了圣克拉拉大学经济系与法学院的职位，戴维和贝蒂现在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这让我们更加高兴，因为可以经常看见他们。帕特利现在在哈维·马德学院读书，他也很讨人喜欢。

　　与女王共进晚餐

　　1983年3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乘“布列塔尼亚号”环球旅行途中访问旧金山，里根总统与夫人邀请我们参加为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在旧金山德·扬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晚宴。第二天晚上女王又邀请我们参加她在游艇上举行的晚会。

　　当轮到向走过迎宾队列的女王介绍米尔顿时，她说：“我知道你。菲利普经常看你的节目。”这指的是《自由选择》。

　　宴会群星璀璨，出席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知名人士和来自全美各地的人。

　　第二天晚上登上游艇时，米尔顿有些失礼，他登上船时大声说：“这只小艇。”还是一位官员礼貌地纠正了他：“这是一艘船，先生。”到了船上，一切安排都是非正式的，女王与菲利普亲王在客人中自由来往。戴维·帕卡德送给女王一台惠普电脑，米尔顿建议她可用这台电脑保存她的赛马成绩记录。菲利普亲王对社会政策很有兴趣，对我们谈到的内容了如指掌。

　　在这个民主的时代，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也和瑞典国王与王后一样，非常友好，不装腔作势，又有魅力。“庄严”这个词不再与他们的行为紧密相关。

　　从冰岛到昂蒂布角，1984年

　　{米尔顿}去英国参加在剑桥举行的朝圣山会议的路上，我们在冰岛度过了奇妙的几天。雷克雅未克是一个可爱的城市，空气清新，阳光灿烂，有大量温泉水可以用来取暖。

　　邀请我们的人是汉尼斯·吉苏拉森，他当时在冰岛是一位相当孤独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理论的捍卫者，但是他的工作极有成效。我们这次访问的公开理由是由我发表一次公开演讲，但是我们接受访问的原因是想要看看冰岛的某些情况，这个小国有悠久的历史，最著名的是冰岛传奇，可以追溯到13世纪或是14世纪。我们的兴趣也来于我们的儿子戴维的鼓励，他对冰岛传奇非常感兴趣，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私人创立并实施的法律：一个历史案例》，文章考察了“10~13世纪的冰岛法律与政治体制”，而且成为研究自由主义经典的重要论文[3]。

　　汉尼斯安排我们与总统芬博阿多蒂尔和其他政府官员会面，安排了与学术界的讨论，还让我们游览了最值得一看的冰岛的景点。我们从戴维那里听到的古老历史与对现代问题的研讨与争论结合在一起，这是千年时光的交汇。

　　从朝圣山会议回来，我们度了两个星期的假，主要是在法国南部。1984年，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元升值将近顶峰，因此与法郎的汇率对我们非常有利，大约是10法郎兑换1美元，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这让我们有了一次我们负担得起的奢侈假期，假期从在昂蒂布角饭店度过的一周开始，这是一个真正的田园诗般的地方。然后我们驾驶着租来的车沿着著名的拿破仑公路前进，这是1815年拿破仑从流放地返回，发动“百日政变”时所走的路线。我们用了四天的时间到达巴黎，沿途住的是三星级饭店。我们特别欣赏的是靠近瑞士边界的塔卢瓦尔的佩雷·比西克客栈。在巴黎我们住在著名的丽兹饭店，由于汇率对我们有利，住一晚大约只要100美元。我们这次到达巴黎正值法文版的《现状的专制》出版。我们乘女王伊莎白二世号，再次作为“表演者”返回纽约。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但是可能正是这次旅行造成了我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突发心肌梗塞。

　　第二次搭桥手术

　　1984年下半年，我们去新奥尔良看望了儿子戴维，他在杜兰大学教书。我们和往常一样，把工作和休闲结合在一起。按日程我应该做一次演讲，这是在杜兰商学院院长、我的朋友梅耶·费尔德伯格的帮助下安排的，是新教学楼落成典礼的一部分。在演讲前的周末，我突发严重的心绞痛，并伴随轻微的心肌梗塞。我们又非常幸运，杜兰大学医院的医生极为称职。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看病，这时我已经忍受了一夜的心绞痛。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剂吗啡进入身体时的那种彻底放松的感觉。这次的感受让我对吸毒上瘾有了某种理解。

　　{罗斯}米尔顿随后在杜兰大学医院接受了两个星期的特别护理，我则作为这家医院的客人度过了两个星期。和病人不同，我不必受量体温、做各种检查之累，这是病人天天要做的事情。而我有一间舒服的房间，每天三顿美味的饭菜用一张小桌子送来，桌子上覆盖着漂亮的桌布。等到米尔顿能够离开特别监护室了，我们就搬进一个套间，这样我们可以在一起。从医院院长到护理人员对我们都很好，让我们享受到了南方人的热情友好。

　　因为米尔顿上次的经历，我决定给布兰登堡医生打电话请教我们在离开杜兰医院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尤其是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再去梅奥诊所。我给诊所打了电话，得知布兰登堡医生已经退休，住在亚利桑那。我又打电话到他家里，讲了我们的情况。他态度很好，很热心，告诉我们斯坦福大学的心血管系非常好，我们去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在杜兰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后，米尔顿可以出院了，但是医院坚持要让护理他的护士陪我们一起旅行。护士也很愿意去一趟旧金山。乔瓦诺维奇以他历来的慷慨，派他的飞机来接我们回旧金山。米尔顿又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住了几天，继续调养，然后才回家。几周后，又发生了一次心绞痛，由诺曼·沙姆韦医生主刀做了第二次搭桥手术。我可以高兴地说，这次手术至今的12年间，米尔顿的生命没有再受到危胁。

　　罗斯博士

　　{米尔顿}罗斯经常因为被称为“博士”而感到烦恼。她已经完成了芝加哥大学对博士学位的所有要求，只是还没有完成论文，并且始终没能做完论文。1984年12月，佩珀代因大学授予罗斯名誉博士学位，让她卸下了这个包袱。佩珀代因大学常务副校长(后来成为校长)戴维·达文波特把这件事办得恰如其分，这个学位让罗斯感到受之无愧，也让我们非常高兴。

　　75岁生日

　　胡佛研究所为庆祝我的75岁生日，在1987年7月15日召开了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并举行了晚宴，这让我深感荣幸。我们的儿子戴维也参加了研讨会，我们两个人并排坐在讲台上拍了一张我最喜欢的照片，这是基因影响的一个明证。许多我过去的学生也参加了研讨会，这是一件真正的学术乐事。

　　晚宴充满节日气氛。让我们深受感动的是许多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晚宴，创距离纪录的是莫里斯·纽曼，他从澳大利亚飞过来，第二天又要返回。所有参加者的签名纪念册现在悬挂在我们公寓的墙上。

　　再访新英格兰

　　1987年10月，我们花两周时间再次游历了新英格兰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在我们一生中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这是欣赏秋色的最佳时机，而这是加利福尼亚不可能有的，是只属于新英格兰的奇迹。

　　我们重访了新罕布什尔州牛津的家，这是我们卖掉这所房子后头一次返回。我们还见了房子现在的主人，他们非常友好，让我们随意参观。那间工作室失火后就没有再重建，我曾经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完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还愉快地在那里打过乒乓球。那间小屋已经专门留着过冬用。起居室和它漂亮的石制壁炉还基本上与原来一样。但是其余部分，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原来的魅力。

　　我们还去看了卡皮塔夫，但是没有人在家。我们只从外边看了看，让罗斯伤心的是花园没有了，这曾是让她骄傲而喜悦的风景，也是辛苦工作的结晶。另一个变化是鲍勃·阿利伯修建的网球场，这是我计划多时而没能完成的。

　　最愉快的是和劳拉和埃德·班菲尔德夫妇一起去蒙彼利埃，我们开车穿过不寻常的早来的风雪才到达那里。

　　返回纽约后，我们又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为安娜·舒瓦茨而举行的研讨会，然后我们又继续在新英格兰旅行，驱车去华盛顿山区看望迪克和贝弗利·韦尔，他们已经把原来的第二住处变成了永久的家。迪克还经常爬山，我们愉快地回忆起许多我们一起爬过的山，也讨论了我们国家的状况。迪克通过埃尔哈特与雷尔姆基金会，默默地为重振对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今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很多人都是埃尔哈特奖金获得者，这是由迪克发起并管理的项目。

　　我们旅行的其余部分纯粹是怀旧：驾车穿过缅因州到基泽湖。我们围着湖转圈，但是已无法找到49年前我们在这里度蜜月时住过的小石屋。失望之余，我们返回北拉弗尔邮局询问信息。显然，邮局的小姐在我们住在那里时还没有出生，她没听说过把房子租给我们住的佩斯利夫人。但是她建议我们可以请一家父子地产公司帮忙，这家公司就在邮局后的一条街上。我们在那里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们敲门时，那位父亲出来回答说，他已经退休了，他的儿子会很快回来，但是我们就是要找他。他非常了解佩斯利夫人和她的房产。他准确地指明了方向，我们没费力就找到了小石屋。房子显然有些日子没人住过了。它不再是记忆中的“树木中的小石屋”，也许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景象。

　　重访故地的目的达到后，我们返回旧金山。

　　金婚纪念

　　1988年6月25日是我们结婚50周年纪念日，也是珍妮特和奇普结婚六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我们决定全家去厄瓜多尔与加拉帕戈斯群岛旅行。珍妮特做了具体安排，6月24日我们从不同方向到基多会合，一共是八个人：罗斯和我，珍妮特、奇普和里克，戴维、贝蒂和帕特里。我们在基多停留了一两天，第一周的其余时间游览了高原与印加帝国的遗址。

　　然后我们飞往加拉帕戈斯群岛，在那里我们上了一条出租的游船，这条船可以容纳12名乘客与5名船员：大副、助理大副、厨师、杂役，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名博物学家。旅行安排非常理想。我们住的房间很大，饭菜非常可口，船员与博物学家按日程白天将船停靠在不同的岛上，为了不和乘坐大型旅游船的大批游客冲突，我们睡觉时船航行在相距较远的两个岛之间。我们看到了大海龟、巨蜥和其他稀有动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所有的人，无论老小，在这次自然界的漫游中都非常高兴。

　　同样让人高兴的是在水中漫游，我们和友好的海豹一起在水中嬉戏，它们似乎觉得我们业余水平的泳姿非常可笑，努力要向我们展示正确的动作。我们12岁的孙子帕特里迷上了钓鱼，船驶到脏水区时他最高兴，因为那里的鱼特别多，他可以一条接一条地钓，快到几乎只让他来得及把鱼饵放在钩上，再从船上扔下去。多数鱼又被扔回去了，因为不适合食用，但是可食用的已经够吃几顿的了。帕特里高兴极了。

　　我们所有的人都陶醉于美丽的夜景，海豚在船头或是船旁游动，离开时留下闪亮的萤光，这是天然的烟火。

　　科学奖章与自由勋章

　　1988年，我被授予两项荣誉：国家科学奖章与总统自由勋章。

　　1988年，20位科学家获得了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一般都是自然科学家，偶然也有社会科学家，例如我。奖章由总统在白宫授予。不幸的是，当时我本人不能去华盛顿，所以我让戴维代表我去接受奖章。

　　总统自由勋章是公民的最高荣誉章，每年由总统决定获得者。1988年10月7日里根总统将这一勋章授予八个人，这时距他离开白宫只有几个月时间。罗斯和我出席了仪式，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两个侄子杰里与艾伦·波特和他们的妻子，还有戴维·迈泽尔曼和他的妻子，最重要的是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孙子帕特里，这给了他一次机会见到了罗纳德·里根和其他出席仪式的人与军界知名人士。

　　西雅图婚礼

　　1989年，张五常①请我主持他与苏锦玲的婚礼。张五常在华盛顿大学教书时，曾经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之一是参与开发一个购物中心，它位于西雅图附近的米尔克里克的陆地延伸部分。由于其中有些地方太潮湿，不能做购物中心，张五常就把它们改造成一个东方式花园，作为中国餐馆的一部分，叫做御花园。他计划在他的餐馆举行婚礼与庆祝宴会，这家餐馆现在由新娘管理。

　　我没有答应主持婚礼，理由是我不是牧师也不是地方法官。他解释说正式婚礼在公开婚礼前举行，我参加的是后者，没有法律含义，只是庆祝会的一部分。

　　我不能拒绝这个不寻常的机会。婚礼上，我穿上自己的学院式长袍，戴上帽子，我和新郎新娘站在跨过流水的典型中国式红色小桥上，所有的客人向我们鞠躬。我恰如其分地完成了程序，问了新娘与新郎例行的问题，但是在前面加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与跨文化的婚姻：这里是美国，一位生活在香港的佛教徒与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天主教徒结婚，婚礼由一位犹太人主持。”这是一个美好的庆祝会，随后是享用美味的中餐。

　　从地震中逃生

　　1989年10月17日旧金山发生地震时，我们正住在位于泰勒大街1750号的19层公寓里，地震非常厉害，大楼摇得让我不得不抓住家具才没有摔倒。但是地震时间很短，没有让大楼的结构受损。虽然我们的许多玻璃器皿和易碎物品都放在开放式的架子上，但是只摔碎了一件。但是供电立刻中断了，这不仅意味着没有灯光，更重要的是，也没有电梯。

　　{罗斯}我的感受和米尔顿很不一样。我的牙一直不好，我的牙医迪安·柯克帕特里克非常熟悉新的牙科技术，他在六个月前就建议我做门牙的植牙手术。手术已经完成了，我正在为我的新牙压模，这是最后阶段。突然断电了，所有的东西都摇起来，从架子上掉下来，包括我未完成的压模。我受了惊吓，都不记得我坐的牙科椅是否在摇，它肯定在摇。迪安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带到第一个安全出口。他后来解释说，这是惟一有金属支架的地方，因而比较安全。我们站在安全出口，看着街对面的建筑物上的砖掉下来。当迪安确定我们可以安全地离开后，我们走下两段楼梯，各自离开。迪安的牙科诊室在金融中心的一座旧建筑中，这是旧金山受灾最重的两个地区之一。我们所在的那座楼后来被宣布为不能继续使用，因此拆掉了。

　　回想起来，我当时仿佛是在梦里，完全是在下意识地行动。我每次去迪安的诊室都是步行往返，这次我也是走回家的。沿街的商店和漂亮的理发店都漆黑一片，这似乎很奇怪，但是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到了大厦，上了四段楼梯到了大堂，发现米尔顿和一些房客正紧张地等在那里，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而且和其他类似时刻一样，我觉得我没有米尔顿受的罪大。

　　但是此后的两三个星期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上边一排牙，我只能吃糊状食物，直到迪安在他工作的诊室完成了他一直在做的假牙，才解决了我的问题。好在他有一些地震前取的牙模，不过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是怎么取回这些牙模的。他在能够去新的诊室开始工作之前，先给了我一套临时的假牙。只要我去看病，迪安一定会给来他的诊室看牙的人讲述我们当年的经历。

　　{米尔顿}我到达安全地带之后，最关心的就是罗斯了。我试着给迪安的诊室打电话，但是打不通。我步行到一楼，在那里见到了如同热锅蚂蚁一样的其他房客。我决定开车去迪安的诊所，沿着我认为罗斯走回家的路线，看看能不能找到她。

　　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交通信号灯都失灵了，只能靠沿途的其他灯光行进。没有发里交通堵塞，但是有许多人在街上走。驾车人都明白没有可以依靠的交通信号，只有自我规范才行。沿途都没看见罗斯，我很失望，但没费什么力就到了迪安的诊室，我把车停放在诊室对面的街上。进大楼的门开着，我上楼到了迪安的诊室，但是门是锁着的。返回到泰勒大街1 750号的途中我也没有见到罗斯，我走后她也没有回来，这是我最难受的时刻。过了一会儿当她走上来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这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但事实上可能只有15分钟。

　　我们爬上19层楼，回到公寓里。我们从起居室的窗子看到海港区已经起火，海湾大桥也断了。收音机里报道了生命财产的损失情况，我们庆幸自己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两个星期没有上排的牙齿，对罗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阿伦的90岁生日庆祝会

　　1991年夏天，乔治·施蒂格勒建议9月21日为庆祝阿伦的90岁生日开一个庆祝会，但是事先不告诉他，给他一个惊喜。他告诉了罗斯和普里西拉·斯科特他的想法，苏妮(普里面拉的昵称)的丈夫是斯坦福法学院的教授，也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苏妮因此也成为阿伦的朋友。苏妮和肯住在斯坦福地区，可以在他们家举办庆祝会。乔治、罗斯和苏妮列了一个准备邀请的客人的名单，乔治从芝加哥寄出邀请信，提醒每个人这次庆祝会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罗斯和我开车去接阿伦，谎称是去斯科特家吃饭。我永远忘不了当阿伦走进斯科特家院子里时脸上惊讶的表情：这么多以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从全国各地赶来，同时高呼：“祝你生日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庆祝会。

　　诺贝尔基金会90周年庆祝会

　　1991年是诺贝尔奖创立90周年。诺贝尔基金会决定邀请所有在世的诺贝尔奖得主及其配偶参加1991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罗斯和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们为了克服时差，以及抵御斯德哥尔摩的严寒，决定先到西班牙南部温暖的玛贝拉度假，然后再去摩洛哥，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国家。

　　我们住在马拉科奇饭店时，格洛丽亚带来了令人伤心的消息，乔治·施蒂格勒去世了。我们后来得知，当时他因肺炎住院，已经康复，正准备出院。在他去世那天早晨曾和阿伦通过电话，他似乎精神很好，想到又可以吃到美味食品而兴高采烈。在允许他出院前，发生了心肌梗塞。这个消息让我悲伤之极，简直不能相信再也见不到这位生机勃勃、才华横溢的朋友了，他是我那么多年的朋友，三个月前还和我们一起为阿伦庆祝了90岁生日。

　　{罗斯}乔治突然去世的消息让我们此后的旅行黯然失色，再加上我们又丢了行李，压抑的情绪一直伴随我们到斯德哥尔摩。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米尔顿按日程应在哥德堡演讲，他只能穿着旅行服出现在会场，我也一样。三天后我们的行李找了回来，我们地参加了诺贝尔颁奖典礼。这次没有了跟踪我们的抗议者，我们能够真正全身心地投入90周年的庆祝活动，1976年的颁奖典礼我们没能好好享受。

　　墨西哥

　　{米尔顿} 1992年5月，卡托研究所与几个墨西哥的组织共同举办了一次会议，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主题是“解放本半球：自由贸易与其他”。我在开幕宴会上做了主题发言，还参加了几组讨论。我会见了墨西哥银行的经济学家与一些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经济学家。在这繁忙而充实的一周里，最有趣的是西班牙文报纸上讽刺我主张毒品合法化的漫画。其中之一的复制品被装框悬挂在我们位于海滨牧场的家里。

　　会后，卡罗莱娜·德·玻利瓦尔和她的丈夫西蒙陪我们游览了玛雅遗址，这是我们15年前没能去成的。他们是无与伦比的东道主兼导游。我们飞到比亚埃尔莫萨，他们在那里安排了一辆面包车等着送我们去遗址。古老山区的景象完全符合对它们的宣传。正如我在给埃德·克兰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在尤卡坦度过了极其令人满意的一周，不可能有比西蒙和卡罗莱娜·德·玻利瓦尔更好的东道主了。而且我们整周都没有看过一张报纸。幸福至极。”

　　为了看老朋友而旅行

　　希腊

　　一封来自斯坦福校友会的旅行-学习项目组的信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休闲旅行方式—乘坐游轮旅行。我们只能从以往的横渡大西洋的旅行中预想这种旅行方式，最近的一次是乘坐“伊莉莎白女王二世号”穿越大西洋。但是这只是回家的一种好方法，我们还从来没有乘船旅游过。

　　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作为演讲人参加1993年9月前往希腊群岛的旅行。我欣然接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重访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这次旅行乘坐的是“皇家海盗女王号”，这是一条出色的船，有能干而有礼貌的船员。

　　我们先要到雅典，从那里开始旅行。这段旅行很糟糕，在法兰克福机场，我们因为他人的失误而没赶上转乘的飞机，因此耽误了大约10~12个小时。

　　在雅典停留两天后，我们登上“皇家海盗女王号”出发前往希腊群岛。我们很快就发现，参观一个岛就意味着要穿过摊位林立的小路，这些路通常从码头通向城镇或是乡村，路边的摊位都是出售旅游纪念品的。经济学的规律是无情的：大批旅游者是景区的潜在的顾客，纪念品生意就像黑夜伴随着白天一样应运而生。我们最吃惊的是在罗得岛，这是我们以前参观过的一个岛。我们记得这是一个懒散、平和、充满传统气息的岛屿。这次在我们能看见岛之前，必须要先通过一两英里长的摊位。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很喜欢巡游和船上的和谐气氛，但是对旅游景点没有太大的兴趣。

　　“皇家海盗女王号”从希腊水域穿过地中海停靠在卡普里岛的一些地方。我们再次非常失望，和许多年前一样，我们想要进入蓝色岩洞，但是因为洋流不顺而没能成行。游轮旅行在蒙特卡洛结束，经过非常愉快的旅行，我们从那里飞回家。

　　从旧金山到新西兰

　　我们的第二次游轮旅行是在1994年11月，这次完全是在休息。我们去新西兰三个星期，乘“皇家海盗太阳号”，这是“皇家海盗女王号”的姊妹船。我们从旧金山上船，同行的有萨姆·赫斯本兹和多丽安与约翰·亚当斯夫妇，因此我们有很好的同伴。1994年9月14日我做了一次手术，我的医生和为我做手术的外科医生都鼓励我去旅游，期望我能在六周内完全康复。不幸的是，这种估计过分乐观。虽然手术预计不会影响到我的下半身，但是我只能靠助步器在甲板上行走，而且整个旅游过程中都要用助步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享受船上的欢乐时光。尽管如此，健康状况还是限制了我的活动，因此我们只得取消了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做长时间访问的计划。我们只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停留了一个晚上，在两国都看望了老朋友，然后飞回旧金山。

　　从旧金山到香港

　　到1997年1月，我的健康状况大为改观，经过了乔尔·萨尔医生的另一次手术和精心治疗，我已经不需要助步器和手杖了，我们又乘坐“皇家海盗太阳号”开始了另一次旅行，这是为期四周的从旧金山去香港的旅行。这次有些工作要做，我们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本书的草稿，计划在航行中修改它。工作条件非常理想：没有电话、没有会议、没有报纸，没有任何打扰。舱房很舒适，我也可以在露台上工作。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全书的内容，只剩下两章(包括这一章)，这两章我们尚未完成初稿。

　　在檀香山，萨姆·赫斯本兹和玛格蕾塔·埃夫·乌格拉斯和我们会合，玛格蕾塔是一位出色的瑞典女士，她是萨姆的老朋友，1991~1994年在保守的温和党执政时，她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他们是非常好的伙伴，他们与我们会合后，我们就放下了一些手头的工作。

　　船上的和谐友好气氛再一次成了旅行中最好的部分。我们在马绍尔群岛、关岛和菲律宾都做了停留，短暂的游览都很有意思但并不激动人心。

　　我们在香港度过的一周是旅行中比较精彩的部分。我们在中国新年时到达，这就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要关门三天，但是这并不妨碍张五常安排各种活动。我们也与以前访问中认识的老朋友吃了饭。张五常安排的活动中最有趣也最具创新性的是在香港大学的研讨会，全部内容都集中于讨论我的学术工作。这真是意想不到，因为我在香港曾经发表过的讲话都是关于政策争论的，而非学术性的。他和一位同事轮流问我问题，都是关于我先后研究过的，或是做出过贡献的专题，例如消费理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浮动汇率、货币理论及其历史和政策。我以前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类讨论。讨论我早期的研究工作也让我回忆起许多年来我很少再回顾的细节。

　　从香港我们去巴厘岛拜访了雨果，他在乌布德有一处可爱的房子，这里是巴厘岛的艺术中心。和罗得岛一样，从我们1/3世纪前参观这里以来，巴厘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旅游已经成为它最重要的支柱产业。1963年我们从巴厘岛带回了美丽的雕刻品。这次，所有东西似乎都是成批生产的。雨果带我们去见了最好的雕刻家与手工艺术家，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小型雕刻品在质量上可以与我们已有的相媲美。当然肯定有那样的艺术品，但是在市场上只占一小部分。

　　综观历史，经济发展给大众带来的好处远比精英阶层多。最近几十年旅游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交通领域技术水平的发展，尤其是飞机旅行的发展，已经降低了旅行的实际成本，同时实际收入又增加了。其结果是把更多的外国旅游者带给收入更低的阶层。市场已经做出了反应，以前的特权阶级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庆祝朝圣山学会成立50周年

　　1997年6月，我们结束了在欧洲的旅行，这是1990年以后第一次去欧洲。这次是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特别会议，纪念学会成立50周年。这次特别会议在瑞士的朝圣山举行，50年前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并以此为学会命名。

　　为了重振第一次会议的精神，学会限制了与会者的数量，但是还是超出了帕克饭店的容纳能力，1947年我们就住在那里。会议改在米拉多饭店举行，这是一所漂亮的旅游饭店。

　　参加第一次会议的39个人中，只有三个人还在世—阿伦·戴瑞克特、莫里斯·阿莱斯和我。我是三个人中惟一出席了这次纪念会议的人。

　　这是一次计划周密、运作成功的会议。日程与第一次会议相同。世界已经改变了，但是50年前讨论的问题，今天似乎仍然很重要。由于限制了参加人数，这次的与会者主要是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原有立场的人，因此会议很接近最初的精神。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深入讨论知识界的重大问题，还有许多由正式讨论引发的非正式讨论。

　　会议最后的内容是回顾与展望。我在讲话中强调，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中的很多人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与国有化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在英国，工党政府刚刚当选；在法国，被称为“预示着计划经济”的政策已经开始实施；美国战时政府的计划已经为它赢得了政府具体干预的名声。

　　从舆论判断，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思想上的战争。无论左派或是右派，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市场、私有财产、竞争与有限政府的优越性。没有人怀疑朝圣山学会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分支学会对改变舆论所做的贡献，但它更大的力量是从现实中汲取的，柏林墙的倒塌，“亚洲四小龙”的巨大成功，还有最近智利的成功。

　　但是我还是认为，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在实践领域中，我们的经济学家并不比学会建立时有更多的自由。在美国，政府开支已从国民收入的20%增加到4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西方国家里。同样重要的是，法规的范围与内容，对工业与个人行为的控制，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了。我们在理论上胜利了，但是在实践中失败了。

　　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我们正在见证几十年来行动落后于思想的正常现象，政府的扩大已经被大幅度地遏制，而且这种发展势头已开始改变。

　　我们在朝圣山度过了愉快的几天后，又去了布拉格，在那里做了几次演讲，与政府和企业界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出席了由美国大使珍诺妮·沃克为我们举行的愉快的鸡尾酒会，我还获得了经济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

　　我从布拉格去伦敦停留了几天，目的是与参加《自由选择》摄制工作的人聚会，庆祝这部系列片完成20周年。我们的庆祝会激动人心，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摄制组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来。我们很感激摄制组的合作，我们欠了他们太多的情。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伦敦之行的高潮。

　　然后返回我们的“天堂”。

　　从森林大火中逃生

　　哎，几个星期后，“天堂”差点变成地狱。这是1997年7月11日，星期五，下午4：40。我们和儿子戴维和他的妻子贝蒂，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一起在海滨牧场住了三天，正准备离开。他们装好车就出发了，刚走上主路，就看见北面几百米以外的雅达姆路(这是我们的房子所在地区的内部道路)方向的浓烟。他们返回来警告我们，并很快带上我们上了主路，这时火焰与浓烟都已清晰可见。从雅达姆路到一号公路的出口已经被大火封死了，这可能是因为火势借着北风在雅达姆路与一号公路之间的杂草与树木中蔓延开来。

　　一个飞来的火星引发了我们北面邻居家里的火灾。我们肯定会失去我们的房子。现在惟一的问题是如何营救我们的家人。

　　我们正在考虑下一步往哪儿走时，一位代理治安官来了，催促我们沿着海岸峭壁向南走，一直走到海边，如果西边的大火能熄灭，我们在那里就会比较安全。我们迅速离开，除子身上穿着的衣服以外，没有从家里拿任何东西，甚至没有关门窗。

　　从我们的房子没有一条好走的路可以到达海边，我们向南走，扒开邻居的篱笆，这是一道拦在南边的篱笆，是南边一大片空地的边界，空地上覆盖着黑莓和其他低矮植物。行进非常困难，尤其是贝蒂还带着四岁的比尔，我们都是徒步行走。向海岸走了近一英里，到了一片通向海滨的平地，戴维第一个到达一片石头覆盖的海滩，他认为，如果西边的大火能熄灭，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在海滩上等待的时候，直升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用吊桶汲水再送往陆地方向，用来灭火。

　　幸运的是，风把火向东带往森林，向西的大火没有继续发展。半个小时左右，一辆救护车来到我们所在的空地上，把我们送到海滨牧场以南两英里的斯图尔特村，我们在那里等待火情消息。

　　斯图尔特村有一个很小的商店和一部电话，邻近地区的消防队迅速在这里集结。大约有30个消防小分队，其中有专业人员，但大多数是志愿者。他们尽力救火，直到第二天将大火扑灭。从海滨牧场志愿消防队来的小分队在斯图尔特负责协调救火工作。与所有形势危急时的情况一样，来自雅达姆的消息含糊不清，经常是互相矛盾的。我们相信志愿消防队员正试图保护雅达姆路上的房屋，我们的房子没有受损，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什么时候能回去的肯定说法。

　　因为形势太不确定，所以我们开始考虑一家人在哪里过夜。道路已经封死了，我们没有车，也跟本无法开车去北面的海滨牧场旅店，我们本可以在那里找到房间。我们考虑的另一个可去的地方是廷伯山牧场，这是一个在斯图尔特村南12英里的山顶度假村，条件非常好，我们有时在那里吃饭，并和经营度假村的一对夫妇成了朋友。罗斯给他们打了电话，但是被告知，每一个小屋都住了人。但是看到我们这样绝望，他们说可以给我们一些照顾。半小时后，牧场的老板之一弗兰克到了斯图尔特村，我们六个人加上弗兰克挤进他的车里，前往我们要去的牧场。我们到达后，弗兰克停车时，另一位老板塔兰把我们接到一间平时举办活动用的房子里。这时大约是7：00，她建议我们去吃饭。罗斯因为我们的样子狼狈不太愿意去大餐厅，老板便问我们是否愿意在活动房间里吃饭，他们可以在那里放一张桌子。我们享用了一顿美味的饭菜，食物装在高雅的透明餐具里，桌上铺了这个牧场标准的纯色亚麻桌布。吃完饭，比尔在地板上安静地睡着了，他们又拿来了床垫和卧具，我们铺好床，尽力让自己入睡。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我们拨了前一天晚上给我们的电话号码，询问能否回家。我们得知，可以回家了。另一位老板巴巴拉自告奋勇送我们回家。我们又费了些周折，又因为互相矛盾的命令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后终于回到了海滨牧场自己的家里。戴维和他的家人立刻返回城里，我们则要完成整理这个家的任务，当时还没有电和电话。

　　后来我们得知，火是从我们的朋友凯吉尔家对面烧起来的，他们的家在雅达姆路的北面，起因是一条高压线的支线掉在地上，引发了火势。只有一栋房子受到损害。我们的房子安然无恙。失火点在离我们的房子不到六米远的花园里，危险近在眼前，多亏有志愿消防人员，他们随时整装待发，及时扑灭了可能发生的火灾。

　　这一地区的破坏是广泛的，但是多数是在开阔地或是森林中，景象十分可怕，但是没有人员伤亡。电力供应到星期天晚上才恢复，电话服务则到星期一晚上才恢复。当一切都恢复正常后，我们在星期二离开，去了旧金山。此后，我们再看到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森林大火时，心情就不一样了。

　　注释

　　[1] James Gwartney, Robert Lawson, and Walter Blook,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1975-1995 (Vancouver, B. C., Canada: Fraser Institute, 1996),pp. vii-vii.

　　[2]传统基金会的论文合订本为Kim R. Holmes Bryan T.Johnson, and Melanie Kirkpatrick, 1997 indes of Econonric Freedom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1997)。

　　[3] David Friedman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March 1979, pp. 3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