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自由选择

　　{罗斯} 1977年1月初我们到达旧金山。米尔顿已经安排好了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做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接受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格伦·坎贝尔的建议，成为了胡佛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参见第30章)。

　　酝酿阶段

　　我们到达后几天，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我们开始了最难忘的一次冒险。在和我们的朋友艾伦·沃利斯的一次谈话后，他让我们等罗伯特·奇特斯特的电话。他解释说，奇特斯特是公共广播系统地方电视点(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地方电视台)一位不寻常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兴趣用电视传播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奇斯特斯来电话之后，我们又于1月14日见了面。

　　第一次见面后，鲍勃(奇特斯特的昵称)给了我们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内容是他筹划的方案。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包括：

　　系列演讲

　　演讲的录音与录像带

　　电视系列片

　　大学学分课程

　　中学学习资料

　　出版一本书(他建议可以是《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扩充版)

　　鲍勃还在计划书中加进时间表与电视系列片部分的预算。他预计1977年4月开始拍摄，最后完成的作品于1979年2月在公共广播系统的电视台播出。鲍勃估计为此要花25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的几乎每一个部分都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实现了，包括他估计的成本。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现场节目的播出比他预想的时间晚了一年。

　　鲍勃在2月份的再次来访要比第一次时间长，这次停留了几天。关于他计划书中的各个项目我们有许多要讨论的。一个建议是开办每周一次的电视讨论节目，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米尔顿不欣赏。米尔顿看中的是系列演讲与电视记录片。米尔顿和我花费了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向我们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使自由社会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而我们由此可以把这些思想传递给他们这让我们非常兴奋。

　　彼得·伯恩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部电视系列片的起源，这篇文章是在系列片在电视上播出时发表的：

　　奇特斯特几乎是在他刚知道弗里德曼主义是什么的时候就立刻皈依了它。1976年秋天，他有了一个想法，立刻驱车前往罗切斯特大学见了艾伦·沃利斯，这是一位经济学家，当时担任罗切斯特大学校长，也是公众广播公司的主席。午餐后，他们两个人谈到弗里德曼，他是沃利斯过去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同事。沃利斯给了他一本《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是弗里德曼和同为经济学家的妻子罗斯于196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现在时常能看到他在研读这本书。“自1976年以来，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圣经”……

　　奇特斯特完全被弗里德曼的思想所征服，自然非常想把这些思想带入电视。弗里德曼同意这个设想但是没有热情，“我总是认为书面东西的影响力更大……我自己的任务是说服经济学家而不是大众”……

　　对奇特斯特来说，幸运的是，罗斯·弗里德曼站在他一边。“我总对接近大众抱着更为乐观的态度。”她说。在弗里德曼夫妇家里见了四次面后，奇特斯特得到了他们同意参加系列片制作的承诺[1]。

　　{米尔顿}虽然2月份我们口头上同意了参与这项计划，但是实际上直到7月26日，我“才把口头上同意的内容写在纸上”，我在给鲍勃的信中写道:“如果资金有保证，我准备拿出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明年一年到18个月的时间制作电视系列节目。这个节目是要表述我个人在社会、经济及政治。”实际上，这项计划用了三四年的时间。

　　4月，鲍勃在纽约安排了一次会议，专门为这个计划出主意。参加会议的人有利奥·罗斯滕和本·罗杰，他们是与我们观点一致的老朋友，很有交际能力，对参与电视节目很有经验；另外还有迪克·埃利森、托尼·麦奇、比尔·弗雷泽和芭芭拉·里夫斯，他们是鲍勃在电视界认识的人。会议在纽约体育俱乐部举行，这要归功于弗兰克·奥康奈尔，他当时是欧林公司的副总裁，非常赞同我们的计划。

　　根据计划，这个时期我要做系列演讲，内容应涉及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及其与自由社会的关系。鲍勃会拍下这些演讲，同时加入问题与回答部分的内容。拍下的片子用于制作最后的电视系列片。起初，我天真地以为，最后的节目，至少部分节目，可以用拍摄的演讲片断剪辑而成。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我错了。

　　在准备这次会议时，我列出了18个可以演讲的题目，并且写出了其中五个的详细提纲。这无疑几乎包括了最后的系列片中的所有题目。会议上的讨论集中于这些演讲，一部分是讨论演讲的内容，一部分是讨论最后制成的节目的顺序，还有一部分是讨论暴露出来的问题。此外，我们还讨论了在系列片中如何使用演讲的内容，以及最后完成的节目应采取什么形式。

　　5月初，鲍勃到卡比塔夫与我们一起评估纽约会议的结果。因此在纪念日①周末我去了伊利，先做了一个我们设想的记录片的样片。鲍勃安排他的摄制组和我一定在西红柿地里和五金商店拍摄，我要用西红柿和五金配件做道具讨论我的某些理念。这次拍摄的目的主要是为他提供一个筹集资金用的节目小样。他发现，给潜在的赞助人一个能体现节目内容的小样，同时向他们保证我作为主持人的能力，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会见公共广播系统

　　在我们承诺参加这个计划与参加纽约会议之间，鲍勃非常活跃。筹款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向赞助人承诺：最后完成的系列节目能够在全国电视网上播出。公共广播系统似乎是一个明显可行的选择。鲍勃是公共广播系统的地方电视台的台长，能够决定当地电视台播出什么节目，但是不能决定公共广播系统的核心节目的内容。根据以往的经验，鲍勃知道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公共广播系统会把一个他策划的节目作为他们的核心节目。

　　虽然公共广播公司是纳税人监督的公共广播网，公共广播系统的官僚才有最终发言权，决定他们重点推广什么节目，是否提供资助，并确定节目内容。而这些官僚当时和现在都倾向于左。他们很愿意和英国广播公司一起扶持并在资金上帮助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不确定的年代》，这个节目在1977年播出。持对立立场的节目就大不一样了。正如劳伦斯·贾维克所说：“加尔布雷思在公共广播系统眼中是个温和，而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弗里德曼因为他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则被认为是极端主义者。”他引用沃利斯的话：那些公众广播界的人视弗里德曼为法西斯主义者，是极右派。他们不想为他做任何事。”

　　1977年3月初，鲍勃会见了公共广播系统的高级官员。他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明确的承诺。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当时正好有压力要平衡加尔布雷思有着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系列片，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拒绝播出一个由公共广播系统自己的成员电视台发起的节目，尤其这还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参与的节目。后来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公共广播系统的典型做法是直接拨款给要它播放的电视系列片，例如加尔布雷思的系列片，但是鲍勃认识到他不可能从公共广播系统得到资助。虽然这显然是一个不利条件，但是这个决定正好符合我和罗斯争取私人资助的主张。长期以来我一直反对政府资助及运营电视台。而且我还希望能完全独立地决定系列片的内容，而只有不受限制的私人资助才能确保这一点。除了我们建议的可能资助人之外，鲍勃承担了全部责任，筹到了所需的相当数量的资金。他凭借不懈地努力及超凡的口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15名捐助人那里筹得了300多万美元。

　　寻找制片人

　　鲍勃在筹款的同时，还在为系列片寻找合适的制片人。鲍勃还没有人选，他自己也没有制作他计划的这种记录片式的系列片的经验。他接触了一些有经验的制片人，包括安德里安·马隆，他是加尔布雷思的系列片的制片人。马隆不愿意参与制作，因为他不赞同我们的思想。我、罗斯和鲍勃在美国会见了一些有可能同意担当此任的制片人，他们的技术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其中没有一个真正赞同我们的思想。毫无疑问，作为专业人士，他们能尽力帮助我们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制片人的基本条件是他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个项目，而不是只在技术上投入其中。为了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制片人，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拉尔夫·哈里斯，他是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创建人与所长，该研究所是英国杰出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智囊团。他提出了几个可能的人选，并答应继续寻找。

　　鲍勃一直计划去一趟伦敦，与英国广播公司谈谈在这个节目完成后，他们是否有兴趣购买，同时寻找制片人。拉尔夫的鼓励更进一步促使鲍勃决定在8月10日前往伦敦。①他在伦敦度过了繁忙的两天：访问英国广播公司，与引起他注意的制片人面谈，会见塞缪尔·布里坦。他是我在剑桥时指导过的学生之一，现在是《金融时报》的主要专栏作家，我肯定他会赞同我们的计划。而最重要的是与安东尼·杰伊的面谈，他是由拉尔夫·哈里斯推荐的，“是一位弗里德曼迷”(是从读到《花花公子》上刊登的对我的采访开始的)。杰伊是视觉艺术公司的合伙人，这是一个电视制片公司，是由英国广播公司前雇员中一些想要逃避官僚主义的人组建的。

　　鲍勃回来后满怀热情地汇报了杰伊的情况，随后我给杰伊打了电话。我们讨论了很久，这次谈话促使我决定去伦敦与杰伊和他的合伙人面对面地会谈。答应要去伦敦后又过了一个月，我和鲍勃才在9月20日前往伦敦，我们和安东尼·杰伊及他的两个合伙人进行了深入讨论，他的两个合伙人后来也积极参与了《自由选择》的制片工作，一位是迈克尔·皮科克，他是执行导演，另一位是罗伯特·里德，他是制片主任。同时皮科克还安排我们见了迈克尔·莱瑟姆，他是制片人的可能人选。[5]和我们在美国会见过的制片人不一样，视觉艺术公司与迈克尔·莱瑟姆都赞同我们的思想，对制作一个纪录片来传达它充满了热情。

　　在视觉艺术公司我们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节目的内容及系列片的形式。这基本上与4月份我们在纽约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一样。但是这次是与专家讨论电视系列片的制作，因而讨论更具体，也更专业。我和罗斯认真考虑过由一小时的记录片组成的系列片，就像加尔布雷思的系列片那样。安东尼·杰伊建议另一种“30分钟的节目，现场拍摄，大部分为外景拍摄，并引出不同内容的讨论单元”。这个建议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比一小时的记录片节目成本要低，因为在同一外景现场拍摄的讨论要比在不同现场拍摄便宜。这个建议还有一个好处是更灵活。它给了我们的对手一个机会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安东尼还认为将记录片与讨论结合将能为发挥我的特殊才能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虽然我们并没有当时就签订协议，但是我们从伦敦回来就认定视觉艺术公司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与视觉艺术公司的协议是在一个月后才签订的，当时迈克尔·皮科克正在美国做商务旅行。

　　迈克尔于10月19日来旧金山拜访我们时，罗斯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已经记不清这次拜访的具体情况，但是迈克尔的一封信清楚地说明，我们讨论了制片日程，并决定我将尽可能快地将演讲稿交给他，他们可以以此来制定详细的计划。与此同时，他和鲍勃一致同意，大西洋两岸的参与者将在感恩节周末在波士顿开会做出计划。

　　寻找制片人的工作完成了。

　　演讲

　　{罗斯}威廉·乔瓦诺维奇是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资助了我们购买所需录像带。除了录像带，不再需要任何资金，因为赞助人一般都会付旅行费用及其他与演讲有关的费用，甚至还为演讲付了答谢金。1977年9月14日，乔瓦诺维奇预付了10万美元用于购买录像带和撰写演讲稿，作为回报他将得到出售录像带的权利。另外，我们将基于系列片，出版一部书，他也将拥有出版该书的优先权[4]。乔瓦诺维奇对我们的事业不是一时的兴趣，他发自内心地愿意促进我们的思想的传播。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公司出版了《自由选择》一书，与电视节目同时面世。此后，他们又在1984年出版了《现状的专制》一书，由乔瓦诺维奇本人担任编辑，当时我们去了加拿大，在他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

　　1976年米尔顿获得诺贝尔奖，演讲邀请如潮水般涌来。对此他只是表示感谢，并没有做任何承诺。4月初返回卡皮塔夫后，我们在其中选择了一些看起来最符合演讲目标的邀请。这样就确保了演讲能够涵盖我们希望谈及的所有题目，而且地点与日期也适合，从而让我们能够在佛蒙特和旧金山这两个家之间往来，然后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们还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听众群。准备演讲内容没有费什么时间，米尔顿一直在就这些题目发表演讲，而这些题目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想讨论的。

　　我们还住在佛蒙特的家里时，米尔顿最初的两次演讲都是在纽约做的。第一次是9月12日，在辉瑞制药公司的赞助下，就在附近的福特基金会礼堂发表了演讲，题为《谁在保护消费者》。第二次是9月15日在哈雷姆，面向一个名为“哈雷姆的父母”的组织演讲，题目是《回教室去学习》。这些演讲还有以后的所有演讲，在演讲之后都有提问与回答时段，涉及内容广泛。这两次演讲都是“事先答应的”，因此耽搁了米尔顿和鲍勃去伦敦见视觉艺术公司的人的日程。

　　后面的四个演讲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厄里学院、芝加哥大学和犹他州立大学奥格登分校举行，都是在从卡皮塔夫驱车前往旧金山的旅行中做的。这是一次六天的旅行，我们与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道别，将我们在芝加哥公寓中的家具运到旧金山，在梅奥诊所做年检，看望我在里诺的姐姐和姐夫，最后搬进空荡荡的新公寓。公寓是我们春天买下的，但还没有住过。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米尔顿与智利的联系(参见第24章)，示威引起了自由美国青年联盟的反示威游行。虽然示威者进了礼堂，但是大多数听众希望听演讲，对于对他们发出嘘声，不让他们打断演讲及提问与回答。米尔顿总共发表了15次演讲，最后一次是在1978年5月19日在梅奥诊所做的，题为《医疗经济学》。演讲中有9次是在大学，其余是面对范围广泛的听众。

　　波士顿会议

　　在迈克尔·皮科克来美国和11月22~26日的波士顿会议之间，视觉艺术公司将迈克尔·莱瑟姆揽入麾下担任制片人，米尔顿和鲍勃在伦敦时曾与他有过简短的面谈。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节目叫《真人报道》，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莱瑟姆曾担任过这个节目的制片人。他还制作过一个每集一小时的十集系列片，名为《十名勇敢者》，曾赢得两项英国学院奖。选择并聘请莱瑟姆为制片人是视觉艺术公司对这个电视节目的主要贡献。他完全赞同我们的目标，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想像力与专业技能贡献出来以传达我们的思想。此外，在那些忙乱的日子里，他还是一个好伙伴。他永远能让我们高兴，他初入电视界时的那些故事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得到放松。他表现出超凡的组织才能和天才的想像力与创造力。

　　在此期间，在皮科克的要求下，米尔顿给了视觉艺术公司一份计划发表演讲的目录，讲稿已经交给他们了，他对剩余演讲做了说明。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皮科克、杰伊和里德开始制定系列片的详细计划，做出了四页纸的《杰伊评计划在波士顿演讲题目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的条目中有一项是要求米尔顿提出十集系列片中的“十大”话题，同时提供“对这些系列片的说明”。杰伊说，这些说明“将为我们提供参考，而不是作为台词脚本。目的是要将我们的全部思想都体现在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的，要走向哪里”。这个富有洞见的文件中有这样一些条目，如“系列片的全部框架与进程”、“标题顺序”、“是每一集片子的主要地点”、“我们的制作风格与规范”，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电视制作世界。

　　米尔顿为杰伊的备忘录提供了“十大”话题，并提炼了主要的思想和公开的与私下的说明。杰伊的备忘录与米尔顿的补充内容成为我们在波士顿会议上讨论的主题。

　　迈克尔·莱瑟姆陪皮科克、杰伊和里德来参加波士顿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在今后两年里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杰伊与里德。本·罗杰和我们的儿子戴维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再加上鲍勃、米尔顿还有我，以及四个来自视觉艺术公司的人，一共是九个人，恰好是一个有效率的工作小组的适当规模。

　　会议讨论了杰伊早先提出的十集节目，每一集由30分钟的记录片及随后的半小时讨论组成。我们暂定了十个题目，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如何将我们想要传达的思想用电视画面最好地表达出来。我们选择策划中的“保护消费者”的主题作为第一个要拍摄的节目。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杰伊在备忘录中提出：“在我们开始正式拍摄之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集完成了的节目，让我们所有的人观看并讨论。只有讨论一个完整的片子才能发现漏洞，才能有机会找到我们能够理解并一致同意的叙述方式。”

　　波士顿会议两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安东尼·杰伊设计的试片的提纲。米尔顿对这个提纲非常不满意，我劝他在给杰伊回信时要坦率。由此我们形成了一种开诚布公的工作模式，这贯穿在我们与视觉艺术公司合作的全过程中。从工作第一天起到最后一天，我不记得由于我们的坦率，曾经有过任何不愉快。

　　米尔顿在给杰伊回信时没有拐弯抹角。“我非常困惑，”他写道，“不明白这个提纲的作用与功能是什么。在我看来，它似乎是演讲中论点的重复或是压缩。我没有发现它真正改变了或是改进了论述的结构，也不认为它更适合电视的表现方式。”米尔顿还写道：“导言并不是我想要说的话，因为我认为它提出的要点基本上错误的。”

　　几天后(1977年12月18日)在收到另外三个节目的提纲后，米尔顿在回信中写道：

　　我仍然不明白提纲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担心它会偏离方向，因为它明显偏离了关健性的论据……

　　也许我应该说明系列片应满足以下四个基本要求，这样才可能说明我感觉不舒服的根源：

　　1.不耍花招。

　　2.这是一个知识性的项目，应该坦率而泰然。

　　3.不应在谈话中迎合观众，而是只让喜欢思考的观众满意。

　　4.我将要说自己的话而不是拾人牙慧。

　　{米尔顿}在系列片完成并播出后很久再重读这些话，我最深切的感受是这些要求都严格地照办了。例如对于第四点，我从一开始就坚持我不会照本宣科，我也确实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有一个精确的脚本，写明了什么时候、在哪里拍摄，拍摄中要注意抓住什么要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规定谈话内容的脚本。这些要求反映了我对自己能力的判断。

　　{罗斯}米尔顿心里很烦，立刻打电话给安东尼把担心的问题告诉了他。安东尼在后来给米尔顿的长篇回信中写道：“我希望我们的电话交谈……能让你在某些问题上放心。”他继续说：“我写这封信是为消除你的顾虑，解决你的困惑，而且我首先要在此表示我的歉意。我应该附一封信解释一下提纲是什么意思，也许更重要的是，解释一下提纲不是什么意思。”然后安东尼用四页纸向米尔顿解释了制作一个电视节目与发表一个演讲有何不同。解释了这些区别之后，他向米尔顿保证：“我认为在你将书面的和演讲的内容转换成电视节目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拥有自如地运用专业术语探讨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的独特才能，这将使你的思想轻而易举地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是了解这种转换是什么样的，还是会大有帮助的。”以这封信为基础，安东尼写了一本不厚的书，题为《如何使陈述打动观众》(Effective Presentation)，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处理电视拍摄与书面写作之间的某些差异。

　　安东尼信中的倒数第二段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他在拍摄记录片时已经完全明白我们的想法：

　　我认为同样有意义的是要改变态度而不是阐述原则。当然每一集节目的中心意思就是原则。但是你自己也说过，不值得说服一个在半个小时内就能说服的人。我建议，这些节目的实效应是形成一个全新的观众群，让成百上千，也许成百万，有正常智力的普通人，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他们习以为常的论调。他们有可能继续去读你的书与文章，理解你在书中提出的事实与论点及你的结论，因此真正地信服并转变自己的观点。但是节目本身或是其内容的目标将主要在于说明重要问题，而不是提供全面的材料及论证充分的结论。

　　在安东尼让人心悦诚服的长信最后，他总结道：

　　所有的节目都要有视觉上的连续性，我们在构建它的过程中的共同任务是将理论推理与故事的讲述结合在一起。我所写的提纲是我的第一个不成熟的尝试。在我们继续工作的过程中，显而易见的重点是，我们不能偏离系列片的要点，就是讲解你的观点、你的论据和你的结论；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让节目有趣，让人好奇，这样才能在论证的过程中吸引观众；而且要尽力让叙述不仅能承载论点，而且能阐释并强化论点。

　　大约18年后再来读这封信，让我回想起我们的系列片制作团队不仅完全恪守了米尔顿提出的四个要求，而且达到了安东尼详细制定的记录片的目标。正如俗话所说：“只有吃到嘴里，才知道布丁的味道。”这个记录片在除法国之外的主要国家都播出了，许多小国也播出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写信来告诉我们他们多么喜欢这部记录片。

　　1月的其余时间里，十集系列片的提纲在米尔顿与杰伊的通信中成形了。鲍勃、里德和迈克尔·莱瑟姆一直在伦敦和杰伊一起工作，1月底他们来到旧金山为首部试片制定有关结构和拍摄日程的最后计划。三天后，他们返回伦敦，我们便开始了各种活动。

　　拍摄试片

　　最后将要拍摄的试片定名为《谁保护消费者》，拍摄工作于1978年3月在旧金山和华盛顿进行。

　　迈克尔·莱瑟姆于3月11日到达拍摄地，鲍勃于12日到达，13日摄制组全体成员在我们的公寓集合开始拍摄试片。虽然我一直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家不能作为电视拍摄现场，但是这次的情况特殊，这是我们自己的节目。迈克尔极善于说服人，从我们的阳台上拍摄的镜头也令人惊叹。摄制组非常小心不要弄乱我们家，而我也比往常都更宽容。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类拍摄，所以摄制组的规模让我们大吃一惊。一共有两组人，视觉艺术公司组(迈克尔·莱瑟姆、导演格雷厄姆·马西、助理导演兼制片秘书玛格丽特·扬和执行制片杰基·沃纳)以及摄制组(摄像师、助理摄像师、音响师和灯光师)。五位来自视觉艺术公司的人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临时家庭，他们很可靠，我们也非常信赖他们。

　　一般是每到一个新的拍摄现场再雇一个摄制组，但是在美国也有例外。碰巧，在美国拍摄的所有场景中负责灯光与摄像的吉尔·哈布斯，是我们的女儿珍妮特在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同学！他工作得非常出色。由于迈克尔有着国际性工作的丰富经验及与英国广播公司的长期接触，因此对我们拍摄过程中所到之处的摄制组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我们在所到之处都找到了出类拔萃的摄制组。我们发现全世界都有自由摄制组，这些摄制组人数不多，而且实际拍摄中只用其中少部分人。找到合适的拍摄地点，得到拍摄许可，详细安排何时及如何拍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幕后完成的，而它对任何一部片子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无论是30秒、5分钟还是更长的片子。

　　对我们来说，参与这项工作完全是新的体验。同时，和米尔顿一起制作记录片对摄制组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和大多数记录片不同，这次没有书面脚本，所有谈话和所有的画外音都是在现场准备的。当电视台的人做准备工作时，我和米尔顿，一般还有迈克尔，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讨论米尔顿在他的评论中要涉及什么内容。他先试一下，然后就对着摄影机说。这是他在课堂上和演讲中经常采取的方式，这种方式让他讲起来很舒服，但是这不是摄制组习惯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尤其是米尔顿，从迈克尔那里学到了许多电视表演的技巧。米尔顿曾经对现场观众发表过许多次演讲，能极为有效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是多年来听过他演讲的人告诉我的，同时他也频繁出现在电视上，但是直到这次他才发现自己有一种表演才能。在迈克尔的指导下，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

　　{米尔顿}迈克尔再次强调了安东尼提到过的演讲与电视谈话的区别。他解释说，演讲的目的是提出一个观点，而在电视节目中，主持者就像起居室里的客人，他的工作是聊天。更重要的是，他在监视器前观看了我的表演，告诉我什么时候讲得好，什么时候讲得不好，他毫不犹豫地让我重复他认为不合格的部分。我赞成重做，但是不愿意由于外部干扰而不得不重做，例如汽车喇叭的噪声等等。迈克尔的指导让我获益匪浅。《自由选择》播出后，我经常上电视，每次都觉得迈克尔正在身后看着我，无论他是否知道这一点。

　　{罗斯}拍摄工作中另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是，摄制组对米尔顿所讲的内容很有兴趣。他们所听到的内容绝大部分对他们都是闻所未闻的，非正统而且很有说服力，作为自由职业者与独立个体，他们很自然地会受到自由市场理论的吸引。几乎每次拍摄之后都会有非正式的研讨会。米尔顿曾经是教师，他喜欢讨论，摄制组也喜欢讨论。毫无疑问，公共广播系统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要人们绝不会批准出现这种颠覆性的活动。有意思的是，视觉艺术公司组从英国广播公司招募了一些人，制作结束后只有格雷厄姆·马西回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其余的人都觉得竞争性的市场更有吸引力。

　　再回来谈拍摄试片。在我们公寓拍的内容只是在旧金山不同场景的三天拍摄中的一部分，这些场景包括梅西百货公司、梅里尔药店和其他一些地方。米尔顿参加了绝大多数的拍摄工作，尽管不是所有的。我们又从旧金山去了萨克拉门托附近的巴斯托瓦，那里有一个铁路展览，其中有一辆保存维护完好、且非常精致的私人铁路用车。这辆车属于卢修斯·毕比，他是铁路时代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们认为以此为背景讨论州际商会非常合适。

　　然后我们全体去华盛顿特区完成历时六天的拍摄。这次是在华盛顿及其周围地区拍摄，有些我参加了，有些没有。例如，在跑道上演示电动车时我们就没有参加。拍摄过程中，有一件事尤其令人难忘。我们正巧碰上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也是老朋友)丹尼尔·布尔斯廷，他当时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他安排我们在国会图书馆的椭圆形大厅里拍摄，还从书架上搬来了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所有联邦立法记录，摄制组把它们按年代分类在大厅里堆起来，年代越往后堆得越高，直到放不下下一次国会的立法记录为止。这是一个鲜明而又生动的画面，让人形象地看到法规数量的增长。我已经不记得是谁提出的这个设想，但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设想。

　　“摄制组把它们堆起来”，这样一句平淡的话并不能把当时发生的事都描述出来，正如视觉艺术公司组的埃本·威尔逊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回忆起来的景象”，“你们有所不知的是这让我和一位黑人绅士花了两个小时把这些该死的东西从书架上搬下来，掸掉上面的土，放在车上，推到前厅，再按年代顺序摆放成堆。在干这些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因为灰尘而不停地打喷嚏，我被包在灰尘里，从头到脚都弄脏了。我不得不回饭店冲澡换衣服。”

　　迈克尔带着胶片回伦敦去把为数众多的片断组合成一套节目，他说，他有信心完成节目。我们返回旧金山，心中对他能否做到充满了疑惑。

　　一个月后我们到伦敦去看迈克的工作成果。在看完了他初步做成的节目后，我们与鲍勃在剪辑室里待了几个小时，和迈克尔、格雷厄姆还有技术人员一起根据我们的建议做了些小修改。我们对结果极为满意，迈克尔和他的助手把看似毫无关联的镜头组合成一部完整而又有趣的影片，这简直就是奇迹。

　　在剩下的两天里，我们和视觉艺术公司的人以试片的拍摄经验为基础，开始详细讨论其余节目，它们的顺序、内容和思想。我们知道，虽然每一集节目都有一个主题，都有拍摄自不同场景的素材，但是每一个拍摄场景都要为几集节目提供素材。这就意味着与拍试片不同的是，我们在每一个场景的讨论都要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例如，第一集《市场的力量》使用了在香港、格拉斯哥、纽约证券交易所、英国、印度、罗切斯特(纽约州)、埃利斯岛、纽约街头和旧金山拍摄的镜头，也许还有其他几个镜头我忘记了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了。而另一方面，在华盛顿拍摄的镜头几乎用在了所有的节目中。这就意味着十集节目必须在实地开拍前就计划好，这样才能将旅行减少到最少。我认为就是在这几次讨论中，迈克尔制定了一个在不同地方拍摄的日程表及最后讨论的时间表。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日程安排都按时完成了，一天不差，只有一个例外，我在后面会做解释，这完全是他不能控制的。

　　在各地拍摄

　　在美国拍摄

　　6月份，摄制组又到加利福尼亚拍摄，为几集节目提供例子阐明观点，拍摄内容有英特尔公司的芯片检验过程，兰乔桑塔福的一个急救车站的急救行动，边界巡逻抓获非法移民，移民劳工摘葡萄等等。所有的场景都与某一集节目有关，这是由迈克尔、埃本、格雷厄姆凭借丰富的想像力设计好的，也有些是由米尔顿和我在伦敦时与视觉艺术公司的人讨论后决定的。我们知道，这比以往的拍摄需要更多的技巧。一旦选定了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拍摄更多的片子，成本会更低，但是无法知道什么镜头对有关内容是最合适的。

　　7月，我们在华盛顿与摄制组会合，在此期间，米尔顿发表了最后三次演讲。我们继续在美国拍摄，直到8月底。拍摄工作从华盛顿开始，我们拍摄了林肯与杰佛逊纪念堂，还在政府大楼的内外进行拍摄。让我们一直很吃惊的是，制片人总有能力得到拍摄许可。

　　{米尔顿}在华盛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两次拍摄一次是在国会图书馆椭圆形大厅，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另一次是在印钞局，在那里我减慢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如同我在所有文章中一样。为了说明货币在通货膨胀中的关键作用，我希望能让印刷崭新钞票的流水线停止一下。让我吃惊的是，印钞局竟然允许我按下停止印刷的按钮。我真的大吃一惊。

　　我也非常欣赏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拍摄的场景，这个场景因为保罗·沃尔克才得以实现。我与保罗相识多年，当格雷厄姆说要获准进入董事会会议室和金库中拍摄有困难时，我给他写了信。他在友好的回信中说：“我们一般不允许拍电影的人进入银行，更不要说金库。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允许摄像机进入董事会会议室做这类拍摄。”

　　为了感谢保罗·沃尔克的帮助，我后来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感激你对我们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拍摄中给予的帮助。我们的摄制组对得到的合作与帮助非常高兴，我必须说我非常喜欢这段拍摄的经历，尤其是坐在真金的板凳上说话的时候。对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被称为金本位派的人而言，确实非常有趣。”

　　在华盛顿拍摄中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社会保障局的大楼前讲话。一次又一次的拍摄中，开始都很好，但是总是因为飞机从头顶飞过或是汽车驶过而破坏了镜头。据我的印象，我们在尝试了15次左右后放弃了，决定改变计划，转移到大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去拍摄。

　　{罗斯}在美国的拍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很有趣—蒙蒂塞洛和历史名城费城。虽然我和米尔顿在以前的旅行中已经参观过这些地方，但是在这里拍摄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早就发现，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拍摄意味着匆忙与等待，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在周围走走。例如在蒙蒂塞洛，我们愉快地和当地的历史学家聊天，他拿杰佛逊的账本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杰佛逊过度奢侈，他死时负债累累，他的女婿要用余生为他还债。

　　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在这个国家穿梭往来。在美国东部拍摄时，两次拍摄中只要有几天间隔，我们就去佛蒙特休息。在西部拍摄时，我们就去旧金山。看来，在美国的两端都有家是非常方便的。

　　8月底，进行在美国的最后一周拍摄前，我们在旧金山度了周末。最后一周的拍摄从盐湖城开始，在那里我们拍摄了与乔治·埃克尔斯的一次讨论，内容是他家的银行在1933年的银行业危机中的经历，同时还在银行里拍摄了一些镜头。我们从那里去拉斯韦加斯，拍摄深夜轮盘赌桌上的赌博，这是系列片中最有娱乐性的内容。我和米尔顿曾经去过里诺和蒙特卡洛的赌场，但是没有去过拉斯韦加斯。在这部分拍摄活动中，我们是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无论如何，赌博提供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场景，可以用来说明承担风险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个额外的感受，我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的父母利用假期来拉斯韦加斯赌博，而年幼的孩子估计在参加别的活动。

　　我们从拉斯韦加斯前往博迪，这里曾是一个金矿镇，现在已经被修复为旅游点。埃本在一本叫《西部鬼城》(Ghost towns of the West)的书上发现了这个地方。迈克尔迷上了这个地方，他和吉尔·哈布斯睡在睡袋里在户外过了一夜，这样他们才可能拍摄日出。我们在博迪完成了在美国的拍摄。

　　然后摄制组前往洛杉矶拍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们在那里拍摄了一些妙不可言的场景：停满了汽车的停车场，在课堂睡觉的学生与他们在游泳池的活动的对比。我们用这些场景与此前在达特茅斯学院拍摄的画面做比较，显示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的区别。

　　在国外拍摄

　　我们在旧金山休息了四天，然后收拾行装，前往香港出席朝圣山学会的会议。为了与我们的计划一致，迈克尔制定的国外拍摄日程在我们的会议结束后从香港开始。

　　我们在香港拍摄了大约一个星期，得到了一些最精彩的内容。香港给了米尔顿一个机会来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即使在逆境中也能表现出它的优势，当时的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接近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

　　从香港我们去了日本，我们在日本有许多朋友，因此我们尽量抽时间在两次拍摄之间去看望他们。米尔顿甚至还为《日本经济新闻》做了一次演讲，这几乎是他在我们每次访问日本时都要做的一件事。摄制组拍摄了许多空镜头作为日本部分的背景，目的是要表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功地完成了工业化，以此与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后的不成功状况做比较。其中一个特别有趣的对比是，说明两个国家在面对残破的工业状况时实施的政策有多么不同。

　　1963年访问印度后，我再也不愿意去那里。到处都是要饭的孩子和吃睡都在路边的人，这种景象太让人难过了。但是这次印度的场景是系列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没有选择。好在我们主要是在一些并非最糟糕的地方拍摄，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离开摄制组到处逛。我们在贾杰布尔前王公的宫殿里拍摄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舞蹈表演。因为舞蹈家都穿着美丽的沙丽，客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画面的色彩非常丰富。这是印度之行中最美好的部分。和我们以前的访问一样，我发现土邦比起其他地区显得更干净、更繁荣，尽管他们已经取得独立。我们拍摄的宫殿里的土邦王公已经将原来属于他的部分宫殿改为饭店，拍摄期间我们就住在那里。我们还拍摄了马德拉斯及其周围地区，但没去加尔各答拍摄，因为它在经济上和景色上都不适合拍摄。

　　我们从亚洲前往欧洲，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科斯，这是希腊的一个岛屿，我和米尔顿都没有去过。著名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医院就是在这个岛上，估计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在这里提出的。据迈克尔与埃本研究，希波克拉底的医院就在我们拍摄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学会了一些关于拍摄的新知识。我们确定了米尔顿要说的话之后，摄影机开始拍摄，但是在米尔顿说话的时候，我们听见很响的牛叫声。迈克尔立刻停止拍摄。我们问这是为什么，迈克尔回答说，如果牛曾经出现在摄影机的画面里，留下叫声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如果有声音但是看不见牛，就不是一个好电视片。因此我们重新开始，希望牛能够保持安静，这次它没有出声。同样的问题在以前的拍摄中也发生过，当飞机飞过头顶时，摄影机就要停止拍摄。我们原来以为这是因为噪音干扰，但是这次牛的问题告诉我们这不是主要原因。

　　{米尔顿}“再来一次”这句话让我又盼望又害怕。一般而言，第一次讲话是出于直觉，我比较喜欢讲两次，因为我可以改正第一次尝试中某些不满意的内容。但是再往后，我觉得就一次不如一次了。不再凭直觉，我就不可避免地要努力回忆以前说的话，再重新组织语言。专业演员是按照背好了的脚本说，而且他们经过训练后可以根据需要重复许多遍同样的话，语调和轻重都可以不变，而我不是专业演员。

　　技术上的原因造成了大量重复。当时我们的节目都是拍摄在胶片上的，现在的节目都是拍摄在录像带上了。当时录像带还处于发展的幼年时代，据迈克尔判断，录像带的画面质量不如胶片。用录像带拍摄，无论是否要重拍，都可以在剪辑前重放。用胶片拍摄则必须要冲洗，而冲印车间一般在很远的地方，经常要等我们到了别的地方才能看到图像。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了消除一切疑虑，保证效果让人满意，只有“再来一次”。

　　{罗斯}下一站是德国。我们的拍摄日程是先到西柏林，再到东柏林。迈克尔认为他已经得到东柏林当局的同意，我们可以在东柏林拍摄而不必接受检查。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到达之前，东柏林当局改主意了。他们同意我们拍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由东德当局最后决定什么是可以播出的。我们一致同意不能在这种条件下拍摄，只好在拍摄西柏林时加入这样的场景：摄影师和米尔顿站在一个加高的平台上，平台靠着柏林墙，从平台上可以看到东柏林。拍摄时米尔顿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拍摄东柏林。我和米尔顿没有穿过柏林墙去东柏林游览，只是看了看。

　　因为取消了在东柏林的拍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对日程表的一个修改)让我们在前往下一个计划好的拍摄地点前有了几天时间。给我和米尔顿的选择是：去伦敦休息，或是地回一趟佛蒙特。我们选择佛蒙特，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在欧洲。而且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再变成白天，这种独特感觉也很有趣。我们在离开摄制组一周后，经过休息又精神抖擞地回到了伦敦。而他们利用这段多出来的时间为英国的拍摄工作做了准备。

　　重新开始工作后，我们首先去剑桥拍摄。我们非常希望能拍摄凯恩斯在国王学院的办公室，但是凭迈克尔的说服能力都没能得到准许。我们只好另外选择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拍摄，我们在房间里摆上书和图表，尽可能地让它看上去真实可信。

　　结束了在伦敦的拍摄，我们又去了曼彻斯特，然后前往苏格兰拍摄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曾经在那里教过书。完成欧洲的拍摄后我们返回佛蒙特，但是没有多久，又和迈克尔与摄制组一起在美国拍摄了一个星期，主要是在华盛顿。这次拍摄是为了把迈克尔在重看胶片和重听录音带时发现的遗漏部分补上，胶片和录音带一共有26英里长。我们最后一部分的拍摄是11月20日在艾奥瓦州的奥塔姆瓦，这个城市曾被命名为“1978年美国城市的代表”。奥塔姆瓦市政当局非常高兴能参与电视系列片拍摄，完成拍摄后他们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剪辑与配话外音

　　我们返回旧金山过了几个月正常生活，同时迈克尔与他的同事把一大堆素材整理成了完整的节目，当然多数工作都是在剪辑室完成的。1979年3月17日我们返回伦敦，这时迈克尔已经可以让我们看他做完的初编版节目了，米尔顿也可以配话外音了，我们在伦敦待了三周。

　　{米尔顿}先解释配音这个词。最后形成节目的许多段胶片已配有与其有关的解说词，例如，现场拍摄时我已对某些事做了评论，也有其他人做了评论，或是接受采访。但是还有许多段胶片只有画面，例如有一个场景是边境巡逻队正在追赶非法越境的墨西哥人。为了把这些内容整合进一个故事里就要加上评论，这就是配音要做的。配音的工作和重要性及为胶片配音的技术问题对我来说完全是新事物，但是这是我在伦敦的主要任务。

　　经过迈克尔和其他人剪辑的初编版中已经配上了解说词，以便让节目内容完整，现在要将这些解说词替换为我的话和我的声音。

　　{罗斯}我们在第一个星期里主要是看初编版。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但是我们还需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这就要做大量编辑、再剪辑一类的工作。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了解到了给画面加上配音能产生多么强烈的冲击力，这让我们认识到这一阶段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

　　米尔顿还为电视片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这是鲍勃希望的。我们又在伦敦补拍了一些在剪辑中发现的遗漏的片段。我记得格雷厄姆·马西在圣凯瑟琳码头为我拍了几张照片，他是为了试一下在香港买的照相机，照片拍得很好。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后来被用做《自由选择》的封面。

　　{米尔顿}迈克尔事先提醒过我配音是一个让人伤脑筋的工作，因为配音内容不仅要准确地说明内容，而且要准确地与影片的长度匹配。配音在一间专门的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大屏幕，用来播放影片，还有一个隔音间，解说员拿着话筒坐在里面。一般情况下，解说员有一个脚本，他随着屏幕上影片的放映过程读这个脚本，脚本已经编辑得与影片的长度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这次不同，正如迈克尔所写的：“看来最好还是请你‘说’而不是‘读’评论。只要基本上与影片的模式相符，你就可以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实际的区别在于你不是面对公众，而是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密封的小隔间里！”在拍摄现场，我只要保证我所说的是正确的，就不必担心长度。在这里，我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不仅要说正确，而且要配合在我的眼前展现的影片。我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挑战，既累人又令人兴奋。多数日子里，我都疲惫不堪，一回到饭店里的套间就跌坐在躺椅里，喝上一杯饮料。罗斯会在从工作室回家的路买些食品，这样我们能够带回家吃。

　　{罗斯}配音日程是一天一集，另外迈克尔看完片子后认为有些部分应该重做。迈克尔认为保证米尔顿在两次配音之间的休息很重要，他还为我们弄到了他认为我们会有兴趣看的伦敦所有演出的票，他真是个很周到的人。我认为我们在伦敦工作的三周里所看的歌剧要比我们在所有的假日里看的还要多。我们还看望了在伦敦的许多朋友。我记得，也据我的约会本所记，我们在伦敦的三周非常活跃，也非常愉快。

　　迈克尔看了完成版，认为还有一两处地方想改动，还想增加一些内容，我们因此又返回美国补拍一些内容，这次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

　　讨论部分

　　{米尔顿}最初与视觉艺术公司签订的合同只涉及拍摄记录片，但是我们坚持要由迈克尔·莱瑟姆担任讨论部分的制片人，鲍勃·奇特斯特与视觉艺术公司交涉后达成一致，与最初的安排不同，这次公共广播系统负责大部分设备及摄制组的安排，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由迈克尔控制。

　　讨论部分从1978年年中开始做计划，一直到1979年9月才开始拍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第一，拍摄地点；第二，是否要有主持人，如果有，谁来担任；第三，参加讨论的人。1979年3月我们和迈克尔、埃本开始商量参加讨论的人选，当时我们正在伦敦配音，6月份我们又继续商量，迈克尔和埃本花了三个月时间面试可能的人选。到7月份，迈克尔在芝加哥的一家饭店建立了临时办公室，杰基·沃纳和玛格丽特·扬担任工作人员。

　　地点

　　罗斯和我希望讨论在芝加哥大学进行。首先，这是我的精神家园和学术中心，这里有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强大支持力量。1978年12月14日，迈克尔在查看芝加哥大学的十几处场地后，对鲍勃·奇特斯特报告说：“我们看中了哈珀图书馆的北阅览室作为讨论的场地。它的面积比较合适。虽然很现代化，但是在一个古老的、公认的优秀大学里，而且只需略做一些艺术装饰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地板与墙都很厚，这看上去很不错。”这太适合我们了。北阅览室曾经是法学院搬到新校区以前的图书馆，它所在的大楼与社会科学楼连在一起。在社会科学楼有我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我用了30年。而且我住在芝加哥时，经常用这个阅览室。1979年，阅览室所在的楼属于商学院。

　　按计划是前九集中都有讨论内容。第十集则要与一位采访者进行20分钟的交谈，我将在这集里概括整个系列片的主题。迈克尔计划采访罗比之家，这里曾是著名的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居民区，后来这个居民区被芝加哥大学买下作为校友办公室。

　　我们需要改变哈珀阅览室的布局以适应拍摄要求。我真正认识到这需要做多少事是在读了迈克尔给我看的材料之后，我翻阅了四页单倍行距的十人会议记录，会议是在1979年7月27日召开的，计划了改造阅览室要做的工作。记录还附有几张阅览室和预计改动的草图。

　　主持人与选择参加讨论者

　　{罗斯}米尔顿一开始对由另一个人来主持讨论犹豫不决，他认为他自己可以主持。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被说服了，因为有一个独立的主持人确实要好一些。鲍勃和迈克尔提出一些美国著名的广播或电视主持人，但是没有一个是合适的。迈克尔·皮科克建议请罗伯特·麦肯齐，他是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经常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担任主持人，迈克尔与他很熟。但是他是定居英国的加拿大人，似乎不是在系列片结束时主持讨论的合适人选。最后我们决定由《与新闻界见面》的创始人与制片人劳伦斯·斯皮瓦克担当此任。

　　我们第一次见麦肯齐是在7月初由鲍勃安排的一次会议上，地点是在佛蒙特州费尔利的莫里饭店，离卡皮塔夫很近。这次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我们能与麦肯齐见面，探讨他将扮演的角色；第二，让我们、鲍勃、迈克尔·皮科克与迈克尔及埃本商量寻找参加讨论者的初步结果。到这时他们已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寻找参加讨论者。

　　我们要求讨论要尽可能地广泛而坦率，参加者要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此外，迈克尔还希望参加者要具有一定电视表演才能。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都尽力提出一个名单，这些人中既有我们认为最能代表反对米尔顿立场的人，也有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人。埃本与迈克尔在寻找过程中，会见了每一个候选人，以便确定他们的观点，还要考察他或是她在电视上的表现能力。在挑选过程中，他们把名字加进我们提出的名单上。按计划，每一集中有四个人参加讨论，两个是赞成我们观点的，两个是反对我们观点的。但是实际上，有一集完成时只有尔个人参加讨论，另外有两位讨论人(皮特·杰伊与托马斯·索厄尔)参加了两集节目。总共有33个人分别参与了讨论部分。我不知道迈克尔和埃本为了找到这33个人会见了多少人，肯定是这个数目的几倍。

　　制作

　　9月3日，我们到达芝加哥完成最后部分的工作，即讨论部分的拍摄。我们几乎认不出已经改造成摄影棚的图书馆阅览室了。中央是一个大的圆形区域，是米尔顿、主持人和参加者的讨论区，观众围绕圆形区域坐在高处。精心安置的塔形灯架提供适度的照明，放在适当位置的三台摄影机负责拍摄，一台装在升降机上，另外两台装在支架上。还有一个作为道具的假书架放在讨论区的背后，当需要从背后拍摄时用来挡住摄影机，或是挡住监听合成声音的技工。在摄影棚外面是化妆室，还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监视，迈克尔、鲍勃、迈克尔·皮科克和我在这里观看(在电视用语中这叫“绿房间”)。发现问题时我们可以提醒米尔顿注意，迈克尔也可以与导演交谈。还有一辆面包车停在远处，上面是录音设备。

　　前两天是装布景，第三天与技术人员开会讨论日程，同时安装摄影机和其他设备，最后是彩排。第四天下午又增加了一次彩排，从上午开始到下午才结束。下午还完成了一些其他工作，观众和主要发言人抵达，向他们做简单介绍。第四天大约3：00，观众和主要发言人观看了半小时的试片《谁保护消费者》，鲍勃·麦肯齐说了开场白之后，开始了这一集的讨论。第一天之后，讨论模式已经确定，问题也已经解决，于是下一周我们一天做两集讨论节目，上午一集，下午一集。因为是初次接触电视制作，让我们深刻印象的是需要做非常多的准备工作，拍摄中时间的掌握也要非常精确。

　　{米尔顿}所有的参加者都被告知，讨论内容不会被剪辑，只是要去掉噪音或是剪掉停顿部分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保不会对观点有所取舍。这就要求讨论只能比半个小时长一点从而剪掉停顿，而且不可能进行第二次拍摄。

　　与配音相比，拍摄的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最紧张的一周。到完成第二集的那天下午，我已经筋疲力尽，失去耐心，事先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两集半小时的节目会这样令人疲惫。但是我知道只能如此，因为没有第二次拍摄，也不能剪辑我说过的话，所以必须要集中精力听参加讨论的人在说什么，所有这一切使得这半小时的讨论非常艰难。每天结束后返回我们在德雷克饭店的套间，喝些饮料，吃一顿送餐服务的晚餐。九次讨论部分的拍摄在9月14日星期五完成。星期六又拍摄了我与劳伦斯·斯皮瓦克在罗比之家的讨论。这次拍摄很放松，因为没有观众，而且是一对一讨论，而不是一对三或是一对四。

　　讨论部分的拍摄结束时，我们和摄制组全体人员在马克西姆餐厅共进晚餐，不仅为了庆祝摄制完成，同时还为迈克尔·皮科克庆祝了50岁生日。

　　为系列片与各集命名

　　到底应该给这个系列片冠以什么样的片名，给各集节目一个样的什么标题，我们所有参与拍摄的人就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既有面对面的讨论也有通信讨论。从1977年的感恩节周末在波士顿的会议开始，到1979年时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1978年2月13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系列片”备忘录中，按顺序列出了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十集节目的标题，但是最后只采用了其中的一个(“谁保护工人”)。同样，在为系列片最后确定一个片名前，我们讨论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罗斯和我最初建议用“无形的手”作为片名，但是迈克尔·皮科特在1978年2月23日的信中告诉我们：“我们都不喜欢‘无形的手’这个片名。”1978年10月30日迈克尔给他助手发了一个备忘录谈到片名，在结束时说：“请提出更多的想法，冠军杯正等着脱颖而出的优胜者。”

　　1979年1月1日迈克尔·莱瑟姆致迈克尔·皮科克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要确定……(我们)都同意系列片的片名就是‘自由选择’。是我想出的这个片名，我宣布我获得法国冠军杯！”

　　背后的故事是：迈克尔建议以“自由选择”作为“谁保护消费者”一集的标题，据我的印象，我和罗斯立即认为这是系列片的最佳片名，后来证明它确实是。

　　各集的标题及播放顺序直到1979年7月底才最后确定。

　　《自由选择》一书

　　《自由选择》这本书是我们在摄制电视系列片的同时写的，它在几个方面不同寻常。无论对于我还是罗斯来说，它都是我们所写过的惟一有截稿期限的书。写它的时间是最短的。这是一本完全以口头英语而不是书面英语写的书。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它比我们所写的任何一本书都畅销。

　　这些特殊性源于写这本书的起因。写这本书不是从提纲开始的，而是从电视节目的脚本开始的，这是我们4月底在伦敦完成配音工作后带回来的。我们返回美国后立即开始写书，劳工节时①我们把手稿交给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公司。脚本需要做大量的修改，我们加进了许多材料，但是文章保留了当初所使用的口语风格。

　　乔瓦诺维奇将书推向市场的速度可以和我们将书交给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的速度相媲美，他保证这本书圣诞节前就会出现在书店里。这本书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非虚构类书的排行榜上连续几周名列畅销书之列。它是1980年美国最畅销的非虚构类图书。初版的精装本自1980年出版以来，卖了40万册；普通平装本1981年由Avon出版社出版，高级平装本由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公司1990年出版。我们不知道Avon版卖出的准确数字，但是我们相信在美国出版的不同版本共售出超过了100万册。

　　《自由选择》至少被译成了17种文字，包括所有主要语种及许多小语种。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俄国、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也已经得到翻译授权。

　　我们没有国外销售的数据，只知道这本书在日本是畅销书，该书的精装日文版售出了大约20万本，按人口计算，与美国的销售量相当，甚至略高于美国。

　　在美国播出

　　那么多人三年的努力终于在1980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有了回报，公共广播系统在全美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播出了《自由选择》的第一集，其中多数是按照节目表的时间播出的，其他则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对这个节目有好感的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并安排重播，其他的台则选择相对较差的时段，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一般也都在其他时段重播了这个节目。最极端的例子在纽约城(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公共广播系统在纽约的地方台安排的播出时间与超级杯冲突。一些赞同我们观点的电视台的赞助人非常气愤，给电视台施加了足够的压力，最终电视台只得在更好的时段重播节目。

　　总体而言，反响极好。根据标准收视率，节目平均吸引了300万观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视率，我们听说，这个收视率高于《经典剧场》，而它是公共广播系统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报纸或是杂志的评论都是正面的，即使是那些不同意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评论者的态度也一样。

　　观众来信是这个系列片带来的最大回报。来信主要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在宾夕法尼亚的地方台的售价一美元的《收视指南》转给我们。宾夕法尼亚台的项目协调员巴巴拉·普雷采尔寄给我们“每天收到的信，我们每天平均收到200~300封信。送来的信中有一封持不同意见，因为虽然我们都收到过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信，但是每天不超过六封”。她寄来的那封持不同意见的信是这样开头的：“弗里德曼教授的经济学肥皂剧的第一集让人看了很遗憾，其他集更糟。因为一群令人尊敬的讨论者没有能指出其中的谬误。”然后是长长的三段话讽刺自由市场中的问题。多数支持的评论都很短，不过也有例外。

　　非常欣赏这个系列片，尽管我的政治与经济观点与弗里德曼先生完全不同。

　　我们全家看了你的节目都很兴奋。据我所知，电视史上还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节目……这里每周播3~4次，每次我都看。

　　目前最好的电视节目。

　　我非常欣赏这个节目。希望你能继续制作这样的好节目。顺便说一句，我14岁。

　　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公共服务节目。

　　有机会请告诉米尔顿，他很伟大。

　　评论中涉及最多的是讨论部分。一个最极端的评论是“在看完系列片的前三集后，我决定只听弗里德曼先生的陈述……除了少数几次例外……那些与弗里德曼先生‘讨论’他们观点的人，是在含糊、混乱并无法让人满意的评论中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是这样：“在哈珀图书馆的讨论是我在电视上所见到过的最好的讨论，讨论者用生动的例子来印证观点。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更长一些。”一些观众除了给《收视指南》写信，还直接给我本人和罗斯写信，索要我电视系列片中的评论与书，加起来大约有2 000封来信。虽然我努力要回复所有收到的来信，但是我被迫使用标准格式写信，叙述清楚明了，这样才可能回复所有的来信。大多数来信者都支持我们。还有些信讨论了具体的问题，提供信息或是批评我们的观点。这些我们也尽力一一回复。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最初的回报。随后的回报包括：(a)在其他国家播出；(b)将影片及后来的录像带用于中学和大学教学，以及特殊教育项目；(c)许多不同的出版物引用了书中的段落。

　　在其他国家播出

　　视觉艺术公司负责这部系列片在其他国家的市场营销。到目前为止，这个系列片的原型(一般没有讨论部分)已经在十几个国家播出，有些是用英语加字幕播放，有些是用当地语言配音。

　　我参加过的最重要的两次外国播出，一次是在英国，一次是在日本。

　　英国广播公司购买了其中六集的播放权，同时安排我与英国讨论者进行了五次讨论，并录了像。讨论由皮特·杰伊担任主持人。我已经找不到参加这个节目的英国人的名单，但是我确实记得，英国广播公司请到了一批出色的人，其中至少有一位部长，几位工党政府的前部长。新的讨论是在1980年2月中旬连续五天录制的，这个节目连续播放了六周，从2月中旬开始(第一集是《市场的力量》，没有讨论内容)。这个节目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非常成功，由于英国广播公司没有公共广播系统那么多的节目可以选择，在英国的潜在观众几乎比美国还多。

　　日本的主要酒类生产商三得利公司购买了这部系列片在商业电视网上的播放权，他们的广告代理商电通公司安排了一位制片人和一个摄制组，在5月底到卡皮塔夫拍摄了对我的采访，由西山担任翻译，我们还对各集节目做了介绍。他们还将卡皮塔夫的美丽景色拍进电视片中。9月，我们在三得利公司的赞助下在日本停留了10天，拍摄了一些与日本嘉宾讨论的内容，还出席了由三得利公司组织的研讨会，我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所有这些他们都将作为系列片的内容予以播放。我们在日本时系列片正播出，这是我们看到过的他们在佛蒙特拍摄的片子。看着自己在电视上说着流利的日语，但是对自己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这种感觉非常有趣！

　　对日本那种极为客气的传统我们已经习惯了，电通公司不仅用美酒佳肴招待我们，还安排了非常特别的旅游活动。

　　苔藓庙是京都的主要旅游点。这是一个美丽的日本花园，地上长满了50多种苔藓类植物。我们到的时候，苔藓庙已经对参观者关闭几个月了，这是为了让苔藓恢复生长，因为太多的参观者已让苔藓受到了损害。电通公司安排了专门的导游陪我们参观了几乎已经完全恢复的苔藓庙。这次游览特别让人高兴，这不仅是因为整个花园只有我们，还因为担任导游的阿部和尚是这个庙的主持，也是佛教界的领袖。他非常睿智、知识丰富，而且能说流利的英语，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导游。花园也很了不起，几乎已经可以对参观者开放了，当时正是它最美丽的时候。

　　在德国，联邦政府电视台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电视系统一样，持左派立场，因此最初拒绝播放这部系列片。朝圣山学会的成员之一、巴伐利亚地区电视台的主持兼制片人伊莎贝尔·米尔芬策尔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她说服地方电视台播放了这部系列片。结果节目非常受欢迎，这让联邦电视台很惭愧，只好在全国放映系列片。

　　朝圣山学会的支持者与追随者泽里-梅里莫先生为让这部系列片能在意大利、法国和瑞士播放而竭尽全力。他是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主要的业余爱好就是电视。他的文章在他所说的“现实中”的意大利电视自由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他所写的：“至于意大利，我认为没有希望在国家电视台播出。”但是，他成功地说服一家主要的私人电视台—米兰电视台在意大利播放这部系列片。

　　在法国他碰了壁，但法国电视台播放了加尔布雷思的13集系列片《不确定的年代》，还是自己买的版权。泽里-梅里莫为了促成这部系列片的上映给法国全国电视协会主席莫里斯·乌尔里克写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说：“我认为这部系列片所涉及的内容已经包括在2频道的节目中了。”泽里-梅里莫立刻回信说，他马上就去巴黎，希望能看到同样内容的节目，请乌尔里克先生找人把有关的录像带准备好让他看。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些负责2频道这类节目的人，尤其是信息部门的人，为了引起公众对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兴趣，已经决定在报纸和杂志上讨论有关问题，而不是在电视上播放系列片，系列片的长度与‘技术性’会让观众在观看之前就失去信心。”但是观众并没有因为加尔布雷思更长的系列片而失去信心。

　　泽里-梅里莫从地方台也得到同样的答复，他沮丧地得出结论：“也许我们过于天真和自欺欺人，以为无论如何，人们还是愿意知道真相的……我们显然错了，因为那些国家电视台认为他们的任务和功能是娱乐观众以及助长公众趣味中最糟糕的那部分。”我相信法国是欧洲国家中惟一没有播放这部片子的国家。

　　用于教育目的

　　在鲍勃的安排下，我们与不列颠百科全书教育公司签订了合同，制作并分销这部系列片。这很贵，每集300美元，全套十集是3 000美元。我不知道卖出了多少。我只知道美国教育联盟(这是一个免税的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基金会)存有十几套影片，他们免费将该片借给教育研究所在一定期限内循环放映。据他们说，总计有几百所中学与大学放映了这部系列片。

　　我们非常想要尽快让个人与中学能以较低价格得到影片，家庭录像机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性日益增大。但是公共广播系统在宾夕法尼亚的地方电视台的一个附属公司—宾夕法尼亚传播公司拥有系列片的版权，不列颠百科全书教育公司拥有经销这部系列片的惟一授权。1987年与不列颠百科全书教育公司的合同到期需要重续时，我和罗斯想要买下版权分销《自由选择》，从而出版更便宜的录像带。这样做遇到了一个障碍：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曾经以实际上无利息的贷款资助过最初的制作，它预计可以从宾夕法尼亚传播公司所获利润中得到回报，但是这部分利润并不足以还贷款。买版权就意味着要承担贷款，这是我们没有能力承担也不愿意承担的。由于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在分销系列片中已在最大程度上分享了我们的利益，因此鲍勃与他们谈判后达成一致，将取消贷款。作为回报，由他们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介绍原系列片的录像带。因此，由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主席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介绍每一盘录像带。

　　事情的结果是我们花2.5万美元买下了所有录像带的版权，和鲍勃一起成立了自由选择公司，鲍勃和我们是联合所有者，掌握了最初与后来节目的销售权。我们将录像带的价格定为110美元一盘，这使许多中学与大学完全可能将系列片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许多个人也购买了录像带。

　　我们从这个节目中得到的真正回报是，更多的人在我们参与的公众事业中站到了我们一边。在街上或是餐厅里，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在课堂上看了我们的系列片，而且非常喜欢。

　　最近，经济学教学基金会开设了经济学暑期强化课程，参加学习的有学生领袖和中学的经济学教师。课程不仅在美国开设，而且在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也许还有其他国家开设，《自由选择》是他们授课的主要教材[7]。这本书在其他组织的许多项目中也承担着同样的功能。

　　《现状的专制》

　　{罗斯}我们在电视业中的第二次冒险是在三年之后，这次低调一些，花钱也少一些，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这次是在胡佛研究所拍摄，由鲍勃·奇特斯特担任制片人，内容是由米尔顿与七个学生讨论一系列问题。我们称这个节目为《现状的专制》，也写了一本书，书名与节目的片名一样。鲍勃没能说服公共广播系统把这部系列片列入核心节目，因此节目用卫星转播，任何一个电视台都可以收看。

　　在节目中，米尔顿提出一系列问题，涉及诸如高等教育、农业补贴、犯罪和毒品等等方面，然后主持学生讨论，他自己也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我们看了这个节目后不太满意。我们的看法是这太像是米尔顿在给学生讲课，如果能由某个与他们水平比较接近的人来主持讨论似乎会更好。

　　现在回头看，这本书成了这次冒险的最大红利，它虽然从来也没有达到《自由选择》那样的畅销书的地位，但也售出了相当多的数量，并得到了好评，而且仍在加印。

　　结论

　　自我们制作《自由选择》以来已经过去17年了，我们决定再看一遍录像带，以便重新回忆一番。看过之后，我有两个感受：第一，我们当时探讨的问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更严重了；第二，我们的观点在思想界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支持，虽然也不乏批评，但是他们今天提出的目标与解决方法，与当年参加节目的人所提出的是一样的。

　　当我们回顾本章中提及的往事时就像是在做梦。不过，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米尔顿在退休后还能通过电视向世界各地几百万人宣传人类自由的信念，更多的人通过我们以电视系列片为基础而写的书了解了这一信念，还有无数人通过录像带对它有了了解。

　　但是不管电视播放有多么重要，将系列片用于教育才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人是在年轻时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极少有人在二十几岁以后还改变自己的观点。年轻时是受教育的最佳时间。

　　梦想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难以置信的幸运，有了参与制作《自由选择》的那批人：鲍勃·奇特斯特，他是人物名单中第一关键的人物；乔瓦诺维奇，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来自视觉艺术公司的安东尼·杰伊、罗伯特·里德和迈克尔·皮科克，他们把演讲转换成可供电视播放的节目；迈克尔·莱瑟姆，他是实现我们目标的理想制片人。另外，还有四位电视专业人员，埃本·威尔逊、格雷厄姆·马西、玛格丽特·扬和杰基·沃纳，我们感谢他们热诚的合作，更感谢他们的友谊。

　　{米尔顿}还有一个人必须加进人物名单—罗斯。她的头衔是副制片，这绝不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她是不可或缺的。她参加了所有的计划会议与所有的剪辑过程；所有的拍摄她都在现场，她还参与了所有关于我的陈述内容的讨论；她是我的表演技巧的最佳评论者，也许最重要的是，她是惟一愿意直截了当地批评我的人，而且正是她帮助我走上了正轨。

　　注释

　　[1] Peter Bernstein The Man Who Brought You MiLton Friedman,?Fortune, February 25, 1980, pp. 108-112.

　　[2] Laurence Javik, PBS (Rocklin, Cal.: Forum, 1997), pp. 278-279.

　　[3]我原来希望由杰伊担任制片人，但是他说自己年纪太大不适合担任这种费力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两方面得到了最好的人选：以杰伊的才智帮助设计节目与内容，而借助莱瑟姆的超凡能力完成实际拍摄及节目制作。

　　[4]录像带的标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演讲》(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ranovich, 1980)。随录像带附赠包括问答部分在内的所有台词脚本。

　　[5]罗斯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