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以色列

　　{米尔顿}自1962年在以色列做过短期访问后，我们又去过以色列四次：1969年作为以色列政府的客人；1972年参加霍洛威茨讲座；1977年在希伯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碰巧遇上贝京与他的利库德集团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1990年参加由丹尼尔·多伦与他的以色列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心(现在已更名为以色列自由企业中心)组织的以色列经济政策研讨会。

　　1969年之行

　　1969年的邀请是由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引发的。我是总统的非正式顾问，同情以色列的犹太人，又是《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因此以色列政府肯定把我列入了可资利用之人的名单中。但是这可能不是一次成功的邀请，因为1971年总统实施限制工资与物价政策后，我的非正式顾问身份立刻就结束了。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访问新以色列，此时“六日战争”结束还不到两年，我们想看一下作为占领者的以色列如何适应新的角色。

　　详细的访问计划是由以色列外交部礼宾司安排的。这次访问中最值得一提的内容是与占领西岸的军官会见并游览西岸。从以色列回来后，我在《新闻周刊》(1969年5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我的印象，题目是《无形的占领》：

　　最近在访问以色列期间，我游览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获得的西岸占领区。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占领的迹象。最显著的特点是看不见以色列士兵。约旦的阿拉伯人在和平的气氛中做生意。我没有任何身处占领区的感觉。

　　我们穿过以色列与西岸之间的边界线，再穿回来，没有遇到任何士兵的阻拦，也没有发现任何禁止自由行动的迹象。西岸主要城市之一杰宁的关卡，由腰间别着枪的约旦警察负责。甚至连以色列的文职管理人员也看不到，政府职能由战前的约旦文职人员负责。

　　我想先说说“达扬政策”。不设军事设施并维持原有的行政管理是有用意的。在占领初期，具有领袖魅力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确定了自由放任政策，请容许我用经济术语来形容类似的政治现象。以色列当局的干预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而且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干预也不是通过命令方式而是通过与有关的当地团体协商来实施的。

　　这项英明的政策几乎与经济领域中自由放任的做法完全相同，而且正因为采用自由放任的做法，所以才可能实施。政策允许约旦货币与以色列货币一起流通。西岸的农夫可以种植他们希望种植的任何东西，可以不仅在西岸而且在约旦按任何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因此约旦河两岸的贸易非常繁荣。战后，由约旦文职管理人员和一小批以色列专家提供的范围广泛的农业服务极为有效，已经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在像我这样一个偶然路过的观察者眼中，这个地区显得很繁荣。

　　对自由放任政策的主要干扰是限制农产品出口到以色列，以及限制劳动力流动。限制农产品出口是因为以色列政府已经接受了某种补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我们并不是惟一如此愚蠢的国家)。这些农产品从西岸进入以色列有可能迫使固定物价下降，并使产品过剩更趋严重化。限制劳动力流通部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要维持工会要求的工资比例，，另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没有道理的判断，以为这样可以缓解社会紧张关系并减少产生破坏活动的危险。

　　再说说贸易与援助问题。上面提到的这种限制鼓励了西岸向约旦而不是向以色列出售农产品。其结果是以色列对西岸的出口多于从西岸的进口，而约旦从西岸获得食品和其他物品反过来使西岸居民手中持有约旦纸币。最后的结果是，以色列间接地给了约旦援助！

　　另外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军人是以色列最强烈地主张自由市场与不干预政策的力量，而一般而言军人应该是习惯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指挥，用直接命令来管理事务的。他们从实例中认识到自由市场可以把他们从负担沉重的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还能消除潜在的冲突。他们还认识到，取消对商品、人员和资本流通的壁垒，将有利于西岸在经济上与以色列一体化，而不必要求实现政治一体化。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它可以证明一个普遍原则，即自由市场能够让人们在某些领域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并让他们在其他领域改进自己的生活。这个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在自由放任哲学的指导下19世纪是一个实现了国际和平与经济合作的时代。而20世纪，由于提倡中央计划与政府干预，因而造成了国际竞争与贸易冲突，混乱得一团糟。

　　?1969, Newsweck, Inc. AU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不幸的是，《新闻周刊》专栏文章中所描绘的幸福景象并不持久。“六日战争”后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占领区放弃了“达扬政策”中的自由放任立场，转而与以色列经济中的日益强化的政府控制政策保持一致。

　　我认为这对国内经济与对外关系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如果以色列在国内进一步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它就会更加繁荣，就会更接近达扬在占领区实行的政策，就会为巴勒斯坦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同时大大缓解政治紧张关系。

　　1972年之行

　　1972年之行是受戴维·霍洛威茨之邀发表演讲，霍洛威茨是以色列银行的前总裁，我在1969年访问以色列时见到过[1]。其余的活动纯粹是社交活动。

　　1977年之行

　　在我们对以色列的几次访问中，1977年之行在许多方面都是最难忘的，部分原因是正好碰上贝京在选举中获胜。

　　这次访问是为了去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这是由我的朋友—希伯来大学经济系主任唐·帕廷金提出的，并得到经济系其他教授的支持。由于我在以色列的私人关系，再加上我们系与唐和他的同事的密切关系，这个提议让我非常高兴，我很愿意接受。

　　旅行在选举前就安排好了，这次选举中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获得了意外的胜利。但是正是这个发生在我访问前不久的事件让我们延长了访问时间，以便为新政府做一些咨询。正如我从以色列返回后在《新闻周刊》的文章中所说的：

　　贝京总理及其政府宣布，希望缩小政府规模，进一步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就我赞成的大部分目标而言，他们要想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因为政府补贴关系到许多集团的既得利益，其中包括许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我在以色列与许多商人、农场主与银行家讨论时，商业界的领导人表示支持取消政府补贴，但是要从农业开始。农业界的领导人也支持取消补贴，但是这个过程要从商业开始。银行界也是这种态度。

　　如果贝京和他的政府能够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这将是领导能力与理想主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胜利对以色列及世界各地的自由人士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他们能够胜利[2]。

　　我抱着巨大的希望，但是对贝京能够取得成功并不抱太高的期望。我持这种态度是出于两个理由，这使特殊利益集团变本加厉地施加压力(我在和他讨论时曾经说过“你的人民是有效改革的最大障碍”)。第一，正如我和罗斯在《现状的专制》中所说：“新政府有6~9个月的时间进行变革；如果它不能在这段时间里抓住机会采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它将不会再有机会。”[3]第二，在我与贝京先生长时间而又友好的会见中，我发现他全身心考虑的是军事与政治战略。他在会见中总是称我为“米尔顿教授”，他知道经济很重要，需要加以注意，但是他对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兴趣，也没有悟性。再加上他的胜利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他没有具体的经济政策。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的经验使他们认识到应该提前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蜜月。然而，由于私利集团与新任命的官员之间无休止地争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贝京政府把政治蜜月浪费了，结果则是徒劳无功。

　　真正的结果是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增大了而不是减少。政府影响增大播下了加速通货膨胀的种子，最后还是1985年的货币改革才制止了通货膨胀[4]。这次改革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非常成功，但是在减少政府对各种经济活动的控制与干预方面却无所作为。

　　在我(1996年)写下这些话时，历史正在重演。和1977年时一样，一位有争议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成为总理，他的政府宣布：“希望缩小政府规模，推行自由市场经济。”这位新总理就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他对经济事务表示了比贝京更大的兴趣，并显示出减少政府干预的决心。在以色列，此时对扩大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至少有两个智囊团一直在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并为私有化准备方案。另一方面，他面临着更困难的任务，因为政府的干预自1977年以来已大为扩展。现在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要比当时高得多，政府法规也比当时更多更细，各种政府特许的领域更加广泛。我不知道内塔尼亚胡先生就职时是否有一个将在经济领域中实施的详细计划，但是和1977年一样，以色列有许多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他们肯定愿意也能够为政府制定这样一个计划。

　　正巧，1977年7月4日在希伯来大学授予我荣誉学位的仪式上，我发表的演讲谈的中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在以色列的作用。据我的记忆，其中的某些内容从来没有发表过。

　　我首次访问以色列是在15年前，当时我作为客座教授在这所大学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在讲述访问以色列的印象时说，两个犹太人的传统似乎正在以色列互相较量：一个体现在百年家长制传统的集权政府，以反对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拒绝；一个是两千年来在流浪中形成的传统，依靠自己，自愿合作，机智地躲避政府控制，靠犹太人的足智多谋不让愚蠢的政府官员抓住把柄。我的结论是，对以色列来说幸运的是，更古老的那个传统力量更强大。

　　以色列真正的希望(也是全世界自由的希望)在于公民个人的进取心、创造性、智慧、干劲与勇气，互相之间的自愿合作，它们必将在各个领域创造进步的奇迹，这些奇迹只能来自个人的成就。不幸的是，来自邻国的威胁使以色列必须在军事上付出巨大努力，而这些军事行动必须由政府来协调和管理，你们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大政府。但是一部分政策可以一如既往地较为有效地保留下来，只要自由的人民与强大的、高效的私有经济能继续提供支持。

　　以色列的奇迹是由自由的男人与女人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而创造的。这一奇迹将成为象征，将自由的火炬继续传给年轻一代。将要走向新的历程的你们，终将认识到你们继承的遗产是多么珍贵。你们会保护它、爱惜它，把它传给未来的一代，让它永远燃烧。

　　1990年之行

　　丹尼尔·多伦是第四代以色列人，当时在纽约与以色列做艺术经纪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建立了以色列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心，提倡自由市场经济。该组织既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探索必要的政策变革，也为推动公众对这些政策的支持出力。丹尼尔先列出了支持者，既有知识界也有金融界的人士，他所列的人多数在美国或是以色列，他任命戴维·列夫哈里为负责研究工作的主任，戴维·列夫哈里当时是希伯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是以色列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还鼓励并组织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以色列的经济问题。

　　这个研究中心就范围广泛的问题成功地制定了可供选择的政策，组织学术会议与研讨会，这些会议的召开都是为了探讨和传播有关这类政策的信息。中心还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功能，以色列公众的态度也像美国公众一样发生了变化，不再盲目地接受中央集权论而是转为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中心为此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幸的是，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口头上的接受并不等于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效果。

　　该中心1989年安排播出了我们的电视节目《自由选择》，同时出版了同名书籍的希伯来文版本。中心为庆祝成立15周年，在1990年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1990年我们决定去以色列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正如以色列著名记者平赫斯·兰多在文章中所说的，这次会议“从美国、苏联、英国、匈牙利甚至新西兰为以色列带来了一批睿智而有趣的人，他们就改变以色列的经济形势发表演讲，进行讨论”。会议同时还吸引了以色列政府、准政府组织及商业界的大多数活动家，他们以与会者或是听众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几个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就以色列经济提出了建议。根据所提出的建议改善以色列经济状况，将任重而道远。

　　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在特拉维夫为会议开幕举行了盛大宴会。我参加宴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演讲中我强调自13年前(1977年)我访问以色列以来，这个国家缺少进步。平赫斯·兰多这样评价我的演讲：

　　发生变化的是他周围的世界，这个世界历经周折才接受了自由经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最小干预，以及为其作为消费者的公民提供最大的选择自由等概念……

　　他恳请听众不要向20世纪的美国学习，因为它开启了增加政府干预的道路。他说，应该遵循的是19世纪美国的模式，当时经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增长，公共服务因为掌握在私人与自愿者手里，甚至也比今天运转得要好。

　　我在耶路撒冷的闭幕宴会上也发表了讲话，我说：“在我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合理之处是它的道德力量，而不是它的超级效率，但是这目前尚未经证实。而政府扩展自己的职能，深入到与它无关的领域，其结果则是它不能恰如其分地完成完成的任务。”

　　作为讲话的一部分，我比较了以色列与中国香港的经验，这是令人惊讶的绝好对照，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与中央计划经济的相对优势进行的对比试验。以色列推行中央集权政策；中国香港实施的是几乎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以色列和中国香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小但是很重要的实体。1948年当以色列建国时，它的人口是72万人；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时，香港的人口是60万人。两地在此后的10年内都经历了蜂拥而入的移民潮。欧洲、也门、伊拉克、埃及和北非的犹太人进入以色列，中国大陆的人进入香港。两地的移民都有着维护公民自由的优良传统，而且中国人和犹太人都以擅长经营久负盛名。

　　以色列的不利之处是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使它被迫将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军事防御。然而，以色列的经济效益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所得到的外国援助，1946~1988年，以色列仅从美国得到的官方援助就达140亿美元，而香港只有4 4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以色列从世界各地收到的私人援助。在经济学中，国防是一项出口工业。我1977年在以色列时，曾经对以色列的国防的纯成本做过仔细分析，我记得结论是它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足15%，与别的国家相比很高，但是并非不可接受的负担。

　　香港的不利之处是资源短缺，只是一个大港口，还有就是面积很小，而以色列的自然资源要丰富得多。1994年，香港的人口密度是以色列的22倍。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就以美元表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50年以色列比香港高50%，到1967年以色列比香港低7%，而1994年要低44%。而且这还是在香港人口增长更快的情况下。香港的人口从1945年的60万增长到1994年的600万，而以色列人口则从1945年的72万增长到1994年的530万。

　　如果以色列采用与香港相同的政策，我相信，它的人口会是现在的两倍而国民生产总值会是现在的4倍。它的政治地位会更加稳固，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与其阿拉伯邻国的冲突会少得多，其邻国也会发展得更好。

　　现在当然为时已晚，但是这可以说明，内塔尼亚胡先生如果真的能实施他的经济改革目标，是有可能成功的。

　　会议后我们又在以色列多停留了几天，看望罗斯的亲戚并会见一些政府官员。最值得一提的是与当时的财政部长西蒙·佩雷斯的会见。这不是一次令人满意的会见。虽然没有语言问题，因为佩雷斯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他显然是一个知识丰富的聪明人，但是我们却没有思想上的交流。佩雷斯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急于平息要求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呼声。他态度友好和善，但是我的感觉是他试图要辩论而不是认真讨论这些问题，会见成了一种表演而没有实质内容。我没有谈话记录，几乎不记得细节了，因此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下我对这个人的大致印象。

　　注释

　　[1]演讲收录于注释：Milton Friedman的作者Money and Eoononmic Development(New York: Praeger, 1973)。

　　[2] Mieton Friedman, srael Other War,Newsweek, August 22, 1977, p. 57.

　　[3] Mieton and Rose frideman, 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eanovich, 1984), 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