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诺贝尔奖宣布获奖

　　诺贝尔奖①宣布获奖

　　{米尔顿} 1976年10月14日上午7:00，我离开芝加哥前往底特律，然后在密歇根停留一天，为拟议中的密歇根宪法修正案做宣传，这个修正案即方案C，是为了要对州政府的开支提出最高限制，这与三年前里根州长在加利福尼亚提出的建议书的内容类似。我和卢·尤勒及几个当地参与宣传活动的人在底特律机场会合。我们开车去底特律新闻中心，参加已在 那里安排好的记者招待会。路上我们没有开收音机，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计划。

　　当我们到达新闻中心时，我被等在停车场的摄影师和记者包围了。我知道方案C非常重要，但是没有想到宣传活动会受到如此重视。我下了车，一位记者走过来说：“告诉我，你对获奖有何反应？”“获什么奖？”我问。他给我看了一份新闻稿，内容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名单，我方才得知此事。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巧合，因为虽然方案C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我在宣传活动中所受到的关注确实在多方面提高了方案的曝光度。从此后我不断地感受到获奖带来的荣耀。

　　{罗斯}米尔顿对获奖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对记者提问的回答，他说，这个奖“不是我事业的顶峰”，而且他不愿意自己“选择七个人组成评审委员会来决定谁获奖，并提交我的研究成果”。

　　这段话没有提到他的声明的其余部分，为某些记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演绎常有的那种添油加醋的评论。诸如，说他的反应是“特有的尖刻”，“让人难堪的直率”，“纯粹弗里德曼式的傲慢，别的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尽力表现得谦卑”。正如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中所写的：“虽然从来没有人说我丈夫谦卑，但是只有那些并不了解他或是刻意曲解他的人才会说他‘傲慢’或是‘特有的尖刻’。我也许应该附加一句，那些以这种方式形容他的记者一般都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

　　几乎没有人报道米尔顿是如何解释他所认为的事业顶峰是什么，他愿意选择的判断他的研究成果的评审委员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一个星期后，当他出现在电视节目《与新闻界见面》中时，一位主持人问到了这些问题，米尔顿回答说：“我相信，对一位学者的研究工作的真正检验不能看现在他做了些什么研究，而是要在25年或是50年后进行……我希望来评判我的研究工作的评审委员会不是今天的，而是25年后或是50年后的经济学界人士。而事业的真正顶峰应该是：将我所做的部分研究工作融入经济学的整体研究之中。”

　　记者招待会后的报纸评论也并不都是负面的。一位当时在场的美联社的商业评论人称：在底特律体育俱乐部停车场召开特殊的记者招待会是“完美无缺的采访环境”。米尔顿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典型的弗里德曼式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真诚，没有任何心计，他因此而得罪了许多人……他的哲学……及由此而来的行为都基于他对自由的人和市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政府也不能阻拦这种自由……他的影响广泛而又涉及多个层面。在不降低他的研究质量的同时，他还成为专栏作家、辩论人、评论家、咨询人和教师。”史蒂夫·拉特恩在《纽约时报》的社论《公众事业中的经济学家》中，历数米尔顿发挥过影响的公众政策后，再一次指出：“在提倡自由放任原则与货币经济学的许多年中，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同意，他从未牺牲过他的思想的完整性。他拒绝了若干个政府职位，因为他认为这使他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

　　{米尔顿} 1977年1月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我进一步阐述了我对获奖的感受。我注意到我个人从获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诺贝尔奖的整个体系在两个方面弊大于利。第一个方面是，公众普遍认为获得专业奖项的人的观点很重要。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让人们把莱纳斯·鲍林当成是维生素C专家，把威廉·肖克利当成是遗传学专家，把乔治·沃尔德当成是智利问题专家。

　　我在底特律停车场对我是否把这次获奖视为我事业的顶峰时的回答，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前面罗斯引用了我的回答。我的话被解释为是对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个人的批评，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的事。做出选择的这些人是非常杰出、有才干的学者，他们已竭尽所能。但是目前少数几位在某一学科有威望的学者，有权力决定哪项研究是值得重视的，其他学者如果想要别人承认自己的研究很重要就必须集中精力研究这个项目。是否所有学科都需要这样做？是否需要如此集中的权力来指导基础领域的研究过程？这种情况并不局限在经济学领域，在物理学、化学或是其他领域都是一样的。我的一位朋友高度评价了我的这种观点，他在写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还进一步提出，目前的状况很可能是只由一个人做出了选择。

　　我到斯德哥尔摩后才意识到诺贝尔奖对瑞典意味着什么。你得把棒球世界系列赛、橄榄球超级杯、总统选举都加在一起，才会对诺贝尔奖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颁奖典礼是一年中的大事，我对斯德哥尔摩的某人评论说：“我知道诺贝尔奖与破冰是瑞典的两件大事。”他非常认真地说：“哦，破冰可比不上诺贝尔奖！”

　　{罗斯}我费了些周折才在芝加哥得到米尔顿获奖的消息。我们从佛蒙特回到芝加哥后，搬进了一个临时的公寓。这是米尔顿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将于下一年年初搬到旧金山去。当时乔治·施蒂格勒住在我们的公寓里，所以他最先得到消息，他把我们的新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电话打来时米尔顿已经去了机场。我不仅最先得到消息，而且被新闻界的电话包围了。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我和米尔顿一样，也让记者们感到失望，他们问我是否为我的丈夫感到骄傲—此时指的是他获得诺贝尔奖。我的回答是：“我从来都为我的丈夫感到骄傲，不是诺贝尔奖才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

　　正如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上说的：“美国国内外的报纸评论和我们收到的个人信件堆积如山……不仅有赞美之辞，还有许多涉及了我丈夫的人品与成就。占压倒多数的观点是认为他不仅当之无愧而且这个奖来之过晚……《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以祝贺开始：‘我们向瑞典科学院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它刚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米尔顿·弗里德曼。学院的这一选择是它成员的光荣。’伦敦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也和《华尔街日报》一样，这样开始它的社论：‘肯定应该向委员会表示祝贺，因为它将这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里德曼教授，这个奖早就应该属于他。弗里德曼无疑是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事态的发展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某些最重要的见解的正确性。’”

　　诺贝尔奖来得为时过晚的说法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它应该来得早一些，二是为什么它来得如此之晚。我曾经试图在《东方经济学家》上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谈到了一点经济学奖的历史：

　　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出现得较晚。它不是由诺贝尔设立的。这是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银行创建300周年而设立的。第一次颁奖是在1969年。

　　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奖的那一年，经济学界和经济学杂志对谁将是第一个获奖者有许多猜测。有两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所有与将要公布的获奖人相关的报道与谈话中—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当然，名单里还包括其他人的名字，但是我这样说是准确的，所有名单中列在最前面的都是这两个人。当第一年的奖授予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和荷兰的简·丁伯根时，做猜测的人先是吃了一惊，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过来，因为第一个奖授予两个欧洲人似乎比较合适。

　　第二年关于可能的获奖者的猜测少了一些，但是最经常提及的两个名字还是不变。那年保罗·萨缪尔森得了奖，我丈夫在《新闻周刊》的专栏文章中评论保罗·萨缪尔森时说：“将诺贝尔奖授予萨缪尔森教授对于他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荣誉。”

　　当第二年我丈夫仍未获奖后，在我和许多同行们看来，似乎经济学奖的评奖标准中有某些其他的东西在起着重要作用。至少我不再会为“谁将获得诺贝尔奖”而兴奋了。在这种想法下，当10月14日获奖消息来临时，我大吃一惊。

　　我丈夫的一位同行从法国寄来的祝贺信更好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感受：“我必须承认我大吃一惊。不是因为我怀疑你总有一天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你不能获奖这会成为丑闻，但是我以为他们会尽量拖延。这让我立刻想到你当时一定是病得很厉害。”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一个人认为米尔顿没有对经济学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而不配获奖。当获奖名单公布时，一个负面评论的理由是：“(他是)目前执掌智利经济命脉的经济学家小组的导师和非正式顾问。”

　　对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它来得这么晚？”两个评论人解释了这个问题。

　　拉里·马茨当时是《新闻周刊》的助理主编，他在专栏文章《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中说：“如果以投票决定他是否获奖，他早就获奖了。考虑到各种因素，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迟授予他这个荣誉只能是因为他喜欢参与右翼的政治活动。”

　　路易斯·鲁凯泽说：“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更多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更少地参与争取人的自由的问题，他可能多年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鲁凯泽还提到了选择他时“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如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中所说的：“(我们)当时并不清楚的是这个报道和其他报道中提到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所指的不是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进行的推荐获奖人时的争论，而是在瑞典科学院的一个扩大的委员会中进行的。委员会中多数人不是经济学家，但是要由他们来确定人选。一般而言，由一个扩大的委员会来批准只是一种形式，但是这次显然不是。瑞典和其他地方的专业经济学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丈夫对经济学的贡献已经被持各种政治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和承认，这些经济学家的立场从极右到极左都有。而那些委员会里的非经济学家只知道他更公开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同意在我们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的政治牛虻。”

　　预备阶段

　　{米尔顿}诺贝尔是一位杰出的瑞典人，一位天才的发明家，他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创建了一家跨国公司，虽然这个词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但是诺贝尔公司是由遍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公司组成的跨国公司。他死于1896年，在遗嘱中特别指定要设立诺贝尔奖。他规定了五项奖、颁奖的程序以及负责评选获奖人的相关机构。因为他提到的顺序中第一是物理学，第二是化学，医学是第三，文学是第四，因此无论颁奖仪式如何，物理学奖都是第一个颁发，化学第二，以此类推。第五项奖是和平奖，在奥斯陆由挪威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来颁发，1976年这个奖没有颁发。

　　正如罗斯所说的，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其建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其程序完全模仿那些原有的诺贝尔奖。

　　1976年对美国与芝加哥大学都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七名获奖者都是美国人(有七个人是因为医学奖和物理学奖都是由两个人分享)，其中的两个获奖者—获得文学奖的索尔·贝娄和我都是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媒体因此倾巢而出，《芝加哥论坛》派了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去斯德哥尔摩，所有地方电视台都派了记者组去拍摄颁奖典礼。这并不是芝加哥大学头一次获此殊荣，10年前，即1966年，芝加哥大学也有过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罗伯特·马利肯教授，他获得了化学奖，另一位是查尔斯·哈金斯博士，他获得了医学奖。

　　{罗斯} 12月6日，星期一，我们到达斯德哥尔摩，正好还有24小时让我们调整时差。我怀疑，我们到达斯德哥尔摩机场的经历对诺贝尔委员会和斯德哥尔摩都是新的体验，当然对我们肯定也是新的体验。我们估计会有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到机场接我们，但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不少人在接待室欢迎我们，从我们到达的那时起到我们从机场离开，保安人员一直包围着我们。

　　委员会指派给每一位获奖者一名来自瑞典外交部的服务员，在他逗留的一周内为他服务。他们把获奖者送到指定地点，安排他的日程，确保他到达目的地，不过一般不做跑腿听差的事。约翰·利勒胡克是我们的服务员，他确实使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停留更加快乐。他也到机场来欢迎我们了，但是我们只在接待委员会名单的最后面看到了他的名字。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因为事情来得如此之快，我完全没有弄清程序。我们被送到贵宾室，瑞典科学院秘书卡尔·伯恩哈特教授、诺贝尔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埃里克·伦德伯格教授、美国大使馆的代表，再加上其他几个人在等着我们。办完了入境手续，我们的行李神奇地出现了。

　　在十分友好的欢迎仪式之后，我们得知不允许新闻界人士进机场，而且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全部时间都有警察24小时保护。这里一直有游行，报纸上也有人抗议，都由一个名为智利委员会的组织资助，抗议伦德伯格教授和诺贝尔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米尔顿。当我们离开机场前往获奖者住的饭店时，分配给我们在这一周内用的车在前面走，警察的车一直跟在后面。从此时起到我们离开，两个保镖从未离开过。这是两个快乐的小伙子，我们非常喜欢他们。除此之外，我们的房间日夜有警察守卫。我们发现，在没有警察陪同的情况下，甚至连女仆都不能进入我们的房间！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危险，但是也非常感激瑞典政府和诺贝尔委员会如此谨慎的安排。

　　原计划要在我们到达当天的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米尔顿要求推迟到第二天的下午，记者招待会因此而推迟。这可能是举行过的最大型的一次获奖者记者招待会(索尔仁尼琴那次除外)，但是这种场面不是因为记者与其他人渴望听到米尔顿对经济事务的看法，或是任何涉及他获奖的事情，所提的问题中显然没有经济学问题。人们的兴趣与问题都集中于指控米尔顿担任过智利军政府的顾问，但除了少数几个之外，这些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敌意。我感触最深的是，一旦人们因错误的消息来源而形成了某种观点，要消除这些观点有多么困难。阿诺德·哈伯格教授曾安排了米尔顿去智利的六天访问，他有先见之明，给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巴伦·斯蒂格·拉梅尔写了一封详细的信，澄清他和米尔顿参与智利事务的事实。这封信在美国和瑞典被广泛传阅(在美国是由《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但是这依然不能制止人们依据错误消息而做出的对米尔顿的攻击。

　　虽然招待会上的记者并没有敌意，但是我们得知，在瑞典科学院的大厅里和街上聚集着示威者。伯恩哈特教授成功地让记者招待会的气氛缓和了下来，会后他陪我们去瑞典科学院的图书馆参观。我们在图书馆参观欣赏了各种家具和纪念品，直到保镖和警察来安排我们离开。由于官方为我们安排的汽车被示威者和其他汽车堵住，我们找不到出口，因此警察把我们从旁门带到旁边的街上，警察的汽车在那里等着。尽管这样谨慎，还是有少数示威者挡在路上，设法拍了几张照片，不过仅此而已。

　　记者招待会当晚，我们参加了由伦德伯格教授与夫人为我们举行的非正式晚宴。其间我想起了1954年访问瑞典时我们和孩子一起去伦德伯格家的情景。

　　和其他获奖者不同，我们的家人没有陪我们一起去斯德哥尔摩。我们的孩子都已成年，有了自己的家庭，忙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很高兴父亲获得这样的荣誉，但是并不觉得必须要亲自参加。不过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并不孤单，我们的好友特里格夫·霍夫博士与夫人借此机会从挪威的奥斯陆来到斯德哥尔摩看我们。与特里格夫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47年朝圣山学会第一次会议时，多年来我们的友谊不断加深，并扩展到两个家庭。

　　伯恩哈德教授在瑞典科学院主持了欢迎仪式与晚宴，这是诺贝尔颁奖周的第一项正式活动。迎宾队列中的大多数人我们都不认识，其他获奖者和他们的妻子我们也不认识，除了索尔·贝娄和他的妻子，我们在芝加哥大学就认识他们了。

　　欢迎仪式后的晚宴上，我们坐在一张大约有10个人的小桌子上，开始相互介绍。到了这一周结束时，我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了，甚至经常能把名字和人对上了！晚宴快要结束时，伯恩哈德利用这个机会详细解释了获奖者是如何评选出来的。我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是否每年都做这种解释，或是只是今年做解释，因为据报道对经济学奖的获奖者有争议。

　　12月9日，星期四，美国大使戴维·史密斯在大使馆举行午宴招待获奖者和他们的妻子，参加者还有诺贝尔基金会的几位成员和正巧在斯德哥尔摩的几位美国人。因为这一年所有的奖项都授予了美国人，所以美国成了瑞典之外惟一积极参与庆祝活动的国家。

　　我们直接由大使馆前往诺贝尔基金会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我们再次见到已经见过的人，当然还有几个陌生人。这次招待会有一个新的内容，就是为获奖者及其家人放映过去庆祝活动中颁奖典礼的记录片。这当然非常有趣，因为这让我们知道了颁奖典礼是什么样的。碰巧我们看的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奖那年的影片。

　　当晚斯德哥尔摩经济学俱乐部为我们举行了晚宴。他们请米尔顿在晚宴结束时发表简短讲话。我问他准备讲什么，他说：“1954年，我在斯德哥尔摩曾经以《为什么美国经济免于陷入萧条》为题做了演讲，演讲中的预见显然是正确的，我在当时讨论过的推动力现在依然在起作用。因此我要以1976年的模式谈同样的内容。”讲话后，与会的年长学者提出了问题，并有一番争论，许多内容和1954年也是一样的。米尔顿后来收到一封与会的年轻学者的信，请他不要以在这个俱乐部的讨论为依据来判断斯德哥尔摩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颁奖典礼

　　这一周中让人印象最深刻也是最难忘的三项内容是：颁奖典礼、典礼后在市政大厅举行的宴会和国王宴会。随后是连续不断的电视采访和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宴会和诸如此类的活动让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这八天非常忙碌。

　　1976年12月10日，星期五，这一天是诺贝尔逝世80周年暨75届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每年的这段时间，斯德哥尔摩并不让人兴奋，每天的日照只有四五个小时，很少见到阳光。星期五比前两天更加阴暗，因为下着雨，天很黑。但是举行颁奖典礼的音乐厅灯火通明，装点着鲜花，一点儿也不阴暗，来宾席中女士们色彩鲜艳的服装映衬着男士们黑白两色的正装。

　　{米尔顿}离题说一下白领带与燕尾服。诺贝尔委员会的着装规定通知中有一个说明：如果你能提供尺寸，可以根据你的要求为你租一套正式服装。我正准备告诉他们尺寸时，我在芝加哥的裁缝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听说你去斯德哥尔摩需要白色领带和燕尾服，我有一位租赁服装的朋友，他跟我说他很愿意为你提供白领带和燕尾服，我可以提供你的尺寸。你可以穿这套衣服，并把租金捐给芝加哥大学，这就是他希望的。”这样我有了一套非常合身的套装。

　　{罗斯}我们得知在我们离开饭店之前，有人在音乐厅外面示威，示威者与我们到达斯德哥尔摩前举行示威活动的是同一批人。我们的保镖和警察做了许多工作，而我们和坐在车里陪我们去音乐厅的霍夫夫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示威。这是因为我们进入音乐厅走的是示威者不知道的门，而且我们被便衣警察包围着所以没有看见示威者。围着我们的警察总是穿便衣不穿制服，我们的专门保镖则和米尔顿一样穿燕尾服打白领带。

　　进入音乐厅后，米尔顿和其他获奖者坐在一起，霍夫夫妇和我坐在为我们安排的座位上。在人们陆续进入音乐厅的过程中，乐队演奏了电影《西区故事》中的曲子，这是所有美国人都熟悉的旋律。音乐厅很快就坐满了，到了4:50，所有的座位似乎都坐满了。5:00，一声号响，卡尔国王在西尔维亚王后的陪同下，与伯蒂尔亲王及妻子莉莲王妃在斯德哥尔摩交响乐团演奏的《国王之歌》的音乐声中从主席台左边的门走出来，奖者从右边的门走出来，每个人都由一名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陪同。他们按照诺贝尔规定的顺序进来，乐队也鸣号宣布他们到达。获奖者在主席台右侧就座，他们的陪同坐在左侧。在国王与他的随行人员到来之前已经在主席台就座的是前几年的获奖者，他们坐在今年的获奖者的后面，诺贝尔基金会的成员坐在中间偏后的坐位上。所有来宾在国王到达的号声吹响时都要站起来，直到获奖者就座才能坐下。典礼进行过程中一直演奏着音乐。

　　正式的演讲在由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苏恩·伯格斯特龙教授用瑞典语致辞后开始。诺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的代表起立用瑞典语发表长短适度的演讲(我们事先已阅读过英文版车)，说明将该奖授予某位物理学家的理由，这次是两位物理学家。在讲话结束时，陪同用获奖者本国的语言宣布获奖者的名字，同时获奖者起立(因为这一年所有的获奖者都是美国人，所以英语是瑞典语外惟一使用的语言)。这个过程很短，以获奖者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诺贝尔金质奖章、证书及奖金汇票结束。

　　此刻，按照习惯，一声号响，获奖者从他这一侧，国王从另一侧走到舞台中心。获奖者从国王手中接过奖章和证书，与国王握手，国王与获奖者之间说几句谁也不记得的话，然后国王退回他的座位，获奖者面对来宾，向欢呼者鞠躬。

　　每个获奖者都按照这种程序领奖，在物理学奖后面依次是化学奖、医学奖和文学奖。到此时为止典礼都是按由来已久的程序进行着，然后就改变了。诺贝尔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伦德伯格教授以瑞典语说明了颁奖理由。然后，他又用英语发表简短的讲话，讲话结束时照例请米尔顿从国王手中接受证书，米尔顿从座位上起立，就在此时，一位穿燕尾服的人在后面的包厢里站起来，伸出手，用英语喊到：“打倒资本主义，给智利自由。”这个插曲很短但是气氛十分紧张。我不知道是侍者还是警察，迅速把这个示威者弄出了音乐厅。伦德伯格小声向米尔顿道歉，最后说：“还好没有更糟。”因为示威对我和米尔顿已不新鲜，我们觉得确实还不算太糟。米尔顿和国王走到舞台中心，在接受了奖章和证书并与国王握手后，米尔顿站在台上接受了比前面六位获奖者历时更长的欢呼。

　　来宾中多数是瑞典人，显然不同情示威者。后来的几天里，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发生的事情表示歉意。诺贝尔基金会深为懊恼，立刻要求调查这位示威的年轻人是如何进入音乐厅的。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入场券早在2月份就分发了，获得一张入场券是极高的荣誉。我们后来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瑞典语学校的校长，因而他得到了两张入场券，儿子说服父亲给了他一张，然后利用父亲的慷慨做了一次自我表演。

　　{米尔顿}这类示威就像通常那样，总是适得其反。这次示威的直接结果是这位年轻人立刻被警察拉出去，而我得到了两倍于别的获奖者的欢呼。

　　{罗斯}在颁发完最后一项奖后，国王一家离开了主席台，获奖者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跟随其后。这时，我们的保镖之一突然出现，陪着我和霍夫夫妇去休息室，获奖者在那里等待自己的妻子和家人。然后我们乘自己的车从音乐厅去市政厅，诺贝尔奖贺宴将在那里举行。

　　诺贝尔奖贺宴

　　我们得知大规模示威活动正在音乐厅外面举行。根据不同报纸的报道，示威人数从2 000人到6 000人不等，人群举着旗子在街上来回行进，抗议米尔顿参与智利的政治活动。服务人员为了保护我们，带我们从音乐厅到市政厅时结了些路，因此我们只看到远处的示威人群。群众性的示威给来访者带来非常严重的不便，他们进入音乐厅和后来步行从音乐厅去市政厅都很不方便。这使人们并不同情示威者。

　　到达市政厅后，我们和其他获奖者及妻子被引到一亲王厅，在那里举行了一个仪式，有关国家的外交官向王室成员介绍获奖者及其妻子。这一年史密斯是参加仪式的惟一一位外交官。和所有其他的诺贝尔奖颁奖活动一样，这个仪式也特意设计得让人觉得随意些。获奖者和他们的妻子沿着大厅的一边站好。国王由王后和其他王室成员陪同走进大厅，跟着迎宾队列缓步前行，由大使一一介绍。对话简单、友好而且随意。

　　这个小型仪式结束后，国王和王后带着这些人，成对地从精美的楼梯依次下到金色房间。陪同当然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一切有条不紊。贺宴总是在金色房间举行，这个房间灯火辉煌，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在国王一行人进来之前，其他来宾已经坐在错落有致的桌子旁边。

　　贺宴的主要礼节是祝酒，先由诺贝尔基金会向国王敬酒，然后是国王替诺贝尔祝酒。贺宴结束时，一位诺贝尔基金会的代表用英语向获奖者发表简短致辞，并请获奖者依次致答谢辞。每位获奖者都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简短讲话。米尔顿的讲话就像他的诺贝尔学术演讲一样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过，我记录如下：

　　让我感到极大荣幸的是，今晚能在这里与杰出的同行分享荣誉，还有以往的更多获奖者，是他们在75年的时间里使“诺贝尔奖得主”这个词成为一个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标志。

　　我的学科是后来者，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1968年为庆祝其建立300周年而创建的。我必须承认这让我感觉到某种观点上的冲突。正如你们中有些人可能知道的，我从货币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银行可以由恰当的计算机代替，并由它来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这样将更有效。对我个人及其他当选的经济学界同行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个结论还没有实际影响，否则就不会有瑞典中央银行，而正是它设立了这个我有幸获得的奖项。我是否应该优先考虑道德因素？尽管道德有时也无能为力。无论我是否这样做，我怀疑是否会有其他经济学家这样做。

　　为获奖而高兴之余，我必须坦率地说，在过去八周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不仅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奖项。正是由于诺贝尔奖的世界性威望，一旦获奖，获奖者就被当成全能的专家，世界各地的报刊杂志与电视台的如饥似渴的记者和摄影师蜂涌而至。我本人就被问及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从如何治感冒到一封有约翰·F·肯尼迪签名的信值多少钱。不必说，这些评论毁誉参半。我们急需一剂良药，既能防止别人对诺贝尔奖得主超出其能力之外的过分要求，也能预防我们有可能产生的自我膨胀。我自己的专业提供了一个药方：建立更多种类的奖项引起竞争。但一个如此成功的成果是难以替代的。因而，我怀疑，我们的自我膨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安然存在。

　　我对你们深为感激，不仅因为你们授予我的荣誉，还因为你们长久以来的友情与善意。

　　贺宴以表演告终，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为欢迎获奖者而表演的节目。表演令人难忘。学生出场前，我们先听见了歌声，然后才看见他们进入宴会厅上方的阳台。第一个出来的是一位举着瑞典国旗的学生，然后是学生合唱团，所有的人都从阳台的尽头走到开放的楼梯口。一小部分学生跟在合唱团后面，举着各种学生团体的旗帜，再后面的男女学生大约有几百人(也许是看上去有几百人)。所有的学生都穿着燕尾服系白领带或是穿着长裙，所有男生都戴着标准的学生帽，那是一种用白色软质材料做的海员帽。

　　歌声停止后，一位学生走上前，摘下帽子，用完美的英语向获奖者致辞。这一年被选中致辞的学生是拉斯·威杰克曼，他的致辞让我们听了非常高兴。

　　{米尔顿}威杰克曼极为明确地阐述了对自由的信仰，指出由于政府控制及政府规模扩大而对自由造成的危害，说明维护一个自由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自由社会才能保证个人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的致辞措辞得当，阐述清晰，而且用的是英语。致辞给了我们希望，因为这种观点已在瑞典的年轻人心中生根。威杰克曼为自由社会呼吁的响亮声音，与示威者鹦鹉学舌般的附和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我怀疑示威是有预谋的。

　　{罗斯}学生们像他们来时那样唱着歌离去，贺宴结束了，但是晚间的庆祝活动并没有结束。我们跟着学生去了蓝色房间。学生已经开始在这里跳舞，我们和他们一起跳，但是不久就发现和周围的学生聊天更有意思。不等晚会结束，米尔顿已经有了一顶学生帽，是一位学生送给他的，第二天他又收到斯德哥尔摩大学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也许这是他们表示歉意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位在颁奖仪式上表现得非常无礼；也许只是因为米尔顿历来与各地学生都能建立亲密关系，或是正好相反，是学生与诺贝奖得主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说不清，但是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在午夜时离开晚会，因为知道接下来还有许多活动要参加。

　　圣露西亚

　　我早就听说过圣露西亚传统：在庆祝宴会后的第二天早晨，一位现代圣露西亚—不是那个公元304年死于锡拉丘兹的基督教殉道者，而是一位戴着蜡制王冠的年轻姑娘扮演的圣露西亚，会与她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房间唱小夜曲，带来咖啡和圣露西亚点心。兴奋之余，我们完全忘记了原来的那个当地传说。

　　{米尔顿}那天早晨大约7:00时，有人敲门，门是锁着的。我打开门向外看，一位娱乐摄影师拍了一张我穿着睡衣与可爱的年轻姑娘站在一起的照片，她们穿着白色衣裙，带着蜡制王冠。我必须说，这张照片比为我拍的任何一张照片都更暴露(在双重意义上)。姑娘们进到屋里来，为我们送来咖啡和圣露西亚点心，还唱着歌。这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习俗。

　　国王宴会

　　{罗斯}在贺宴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去王宫参加为获奖者举行的国王宴会。到了指定时间，我们得到通知，让我们去饭店大堂。我们过了桥，穿过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市场，最后来到王宫所在的岛上。穿过卫兵把守的王宫大门，汽车一直开到王宫带有天篷的入口。因为我们的保镖和外交部的服务人员都不在邀请之列，所以只剩下我们进入王宫。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路，沿着铺着地毯的楼梯，一层一层地上去，最后到了衣帽间。我们把外衣放在那里，又经过一段楼梯来到一间休息厅，其他获奖者和他们的妻子已经在那里了，还有一些男士和少数女士。不知什么时候，就在王室成员进来之前休息厅里设置了一条迎宾线，王室成员毫不张扬地穿过迎宾线走了进来。谈话虽简短，但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友好的欢迎。

　　这个简短仪式后，国王带领大家进入宴会厅。各人就像在贺宴上一样，先找到自己的陪同，有了陪同就简单了，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在这次宴会上男士比女士多，我们被告知这是因为诺贝尔基金会的代表多为男士，而且没有邀请以前获奖者的妻子。

　　席间有许多次祝酒，不断地打断优雅的宴会，但是幸运的是没有讲话。宴会结束后，国王带领大家去楼下的休息厅，人们分组交谈，直到有一位年轻女士(我估计是王室管家)悄悄地过来请我们过去和伯蒂尔亲王及王妃谈话。我们跟着她去见亲王和王妃。亲王是一个可爱的人，直率，一点也不装腔作势。

　　{米尔顿}伯蒂尔亲王是古斯塔夫国王的小儿子，在国王古斯塔夫的孙子成年前他是王位继承人。但是古斯塔夫国王规定：伯蒂尔亲王如果和一位平民结婚就不能继承王位。出于责任感，伯蒂尔亲王没有和那位平民结婚，我们应该称她为他的“重要的另一位”。他们没有结婚，但是过着未经教士祝福的幸福生活。古斯塔夫国王去世后，他的孙子卡尔国王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国王，他允许亲王与一位平民结婚后仍保留他的王室成员身份。国王不可能把亲王怎么样，因为他自己也娶了一位平民。亲王一两个星期前才结婚，这在瑞典是一件大事。我们告诉伯蒂尔亲王我们已经结婚48年了，他说他曾经过了33年非婚生活。

　　{罗斯}和亲王谈话让我们觉得很愉快，另一位宫廷管家(这回是一位男士)，过来告诉我们，国王和王后希望和我们谈话。和其他活动一样，以这种方式让每位客人都有机会与国王和王后交谈是经过周密安排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非常随意，是非正式的。正巧，国王春天刚访问过芝加哥大学，当时米尔顿参加了为国王举行的午宴，见过国王。我们谈起那次访问和其他事情。国王与王后见过所有获奖者后，离开了休息厅，晚宴至此结束。

　　国王宴会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诺贝尔奖庆祝活动。但是对我们来说，诺贝尔周并没有结束。星期天我们的服务人员为我们安排了一天的休闲活动。我们第一次乘车游览了乡村，最后在一家瑞典乡村风格的餐馆吃了一顿美味的斯堪的纳维亚菜。

　　最后一天，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又经历了一次圣露西亚的访问，这次米尔顿穿戴正式。最后，米尔顿做了诺贝尔奖演讲。

　　诺贝尔奖演讲

　　我们事先很担心有可能再次出现示威活动。虽然我们的保镖和其他保安人员紧紧地围着我们，但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担心。大学里没有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而且，至少在最近几年还有一些地方专门用来举行各种示威活动。证明我们的恐惧没有根据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多数情况下只有经济学家才出席这类演讲，因为演讲估计会是学术性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房间里坐满了人，所有的人来这里都是因为想听听米尔顿会说些什么。

　　{米尔顿}经常有人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理由是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或医学不同，而是哲学、政治或现实事务的一部分，因而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不可能对研究做出客观评价。我本人不认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在这方面有任何不同。政治对其他学科的影响至少和经济学一样多。爱德华·特勒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没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并非与他的政治立场无关。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奖是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名字命名的，他的伟大贡献是发明了高能炸药，肯定会有人因为他发明了高能炸药而拒绝向他颁发诺贝尔奖。

　　我的演讲就是要说明：经济学过去是，或者可以是和物理学、化学一样的实证科学。我没有详细讨论方法论，而是举例说明。我选择的例子是，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专业学者的观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观点的变化不是因为价值观的变化，不是因为任何政治考虑，而是事实使得他们不能再继续坚持某些当初已经被人接受的假说。例如当初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认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反比关系，但是因为事实与其矛盾，所以无法自圆其说。这种情况与其他学科完全一样，一种科学假说被否定是因为与事实不符。

　　另一个假说是，重要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的通货膨胀与预测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它之所能够站住脚，不是因为价值观或是信仰，而是因为它更符合事实，它能够解释其他假说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在引用证据说明这不是政治而是科学时，我认为，思考菲利普曲线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根据期望调整菲利普斯曲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我们正在迈向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猜想是否有一条正向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在介绍第三个阶段时，我举了英国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和加拿大政府白皮书的例子，为的是要说明事实并不与人们已有的认识一致。然而，虽然这是我演讲的要点，但是大部分的媒体评论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而是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当天夜里离开。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周，我和罗斯都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电视节目—《这就是那样的一周》。

　　最后说一件有趣的事。总统卡特决定给1976年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打电话表示祝贺。当他让秘书给我打电话时，她给另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打了电话，他是福特总统的发言撰稿人，已从农业部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当这位米尔顿·弗里德曼得知新总统卡特给他打电话时，以为时来运转，自己会在新政府里得到一个职位。不幸的是，结果是弄错了人。卡特的秘书最后在佛蒙特找到了我，我与卡特进行了愉快的谈话，这是我与他从那时起至今惟一的一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