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旅行与工作

　　{罗斯}我们的共同生活有高潮也有低谷，但从来也不乏味。一般而言，低谷在前，高潮在后。

　　1966~1976年间有三件事同时发生，使得这一时期既活跃又兴奋，最后以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而达到高潮。但是1972年，却从高潮开始，以低谷结束。

　　1966~1971年

　　米尔顿的货币研究(《美国货币史》在1963年出版)引来了许多商业与货币会议的邀请，既有在国内的，也有在国外的。另外，他与早期的尼克松政府的关系，尤其是他所主张的改革，如得到尼克松支持的志愿兵役制与负所得税改革，引来了大量的报刊与电视报道。他还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并接受了一些电视节目的邀请，如《与新闻界见面》、《面对全国》和《唐纳休谈话节目》，再有就是访问外国。他因捍卫自由企业体制(《资本主义与自由》在1962年出版)而为大众所知，许多人邀请他发表公开演讲。不断的邀请一度像潮水一样涌来，正当逐渐减少时，又因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而重新增加。

　　这一活动还伴随着报刊电视上广泛而充满赞誉的报道。先是《时代》的封面报道(1969年12月29日)，之后是《纽约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1970年1月25日)，两个报道都有米尔顿的漫画。我还保留着《时代》的封面和登在《纽约时代杂志》上的漫画。

　　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上这样描述我们如何被介绍给《时代》：“1969年12月，当我们短期访问纽约回来时，发现我们在佛蒙特的邻居非常兴奋。似乎是《时代》杂志的人曾向他们询问我们大概去了哪里，是否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当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回来的第二天，《时代》的记者和摄影师就来到我们家做采访，并为封面报道拍照片。”[1]

　　封面报道介绍了米尔顿的学术成就，也介绍了他这个人。举一个小例子：“弗里德曼是一个全身心专注于思想的人。他的基本哲学观很简单也并非独创：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中都一样。他与众不同的是将这一原则无一例外地应用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问题，不管此人他是喜欢还是讨厌，甚至不考虑应用时的实际困难。他在各界中引起的反响十分复杂，保守主义者、新左派激进主义者和大量中间派中的几乎所有群体，对他都是时而欣赏，时而气愤。”

　　纽约自由主义者米尔顿·维奥斯特在《纽约时代杂志》写了同样盛赞米尔顿的文章。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他在左派信奉政府管制的时代倡导经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右翼”经济学家，这一印象似乎又因为他1964年与戈德华特的合作而得到印证。

　　但是如果“右翼”的意思是指过度关注社会的既得利益，以至于沉溺于现存社会体制，那就太不符合事实了。弗里德曼不是商会经济学家，他肯定也不是伯奇分子①，无论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他提出的是一些受到社会赞同与拥护的计划，在我们的时代，纯属激进派。弗里德曼也许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但是当政府宣称是帮助穷人的计划却让富人更富时，他绝不原谅这样的政治体制。

　　《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也建议要采访米尔顿，让他谈谈自己的观点，这让他大吃一惊。他认为自己不是《花花公子》的恰当采访对象。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这份杂志有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读者群。从声称自己看了对米尔顿的采访的人，以及《花花公子》收到的评论这次采访的读者来信判断，读这份杂志的严肃人群的数量要比我们以为的多得多。例如，我们发现安东尼·杰伊在谈到《自由选择》时，首次提到米尔顿的思想就是在《花花公子》的采访中。

　　这一时期，新闻界对米尔顿的赞誉还是多于与之相伴的因为智利之行而引来的诽谤，这些诽谤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参见第24章)。

　　访问外国的机会很适合我们，尤其是我。我的母亲职责已经基本完成，这让我能自由地加入米尔顿那些与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国外旅行，其中大多数是发表演讲和参加学术会议，当然还有观光旅游。

　　戴维已经返回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读物理学的研究生，但是住在他自己的公寓里。珍妮特已经进了法学院，与卢·斯坦斯比订了婚，她是在伯克利玩桥牌时认识他的。卢是一位数学天才，正在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同时还是一位桥牌高手。他们的朋友大多数在湾区，因此这一地区显然会是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令人高兴的是，习惯在圣诞节与新年之间举行的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年会，1966年将在旧金山召开，这样一来，我们的许多朋友届时肯定也会在那里，而婚礼正好也在那时举行。

　　日本

　　继1963年在日本长期停留后，我们在1966年重访日本，这是此后八次访问日本的第一次。八次之中有些只是去日本旅行，其他是与去别的地方旅行结合在一起。无论旅行是长时间的还是偶然路过，米尔顿都至少要在《日本经济新闻》周刊的赞助下做一次演讲，这份杂志每年都要赞助一系列经济学讲座[2]。报社的社长总是在演讲的当晚举行宴会，西山一般都担任米尔顿的翻译，社长的副手总是会参加宴会。宴会总是在一个日本艺妓馆里举行，通常是在Kitchko。晚宴既有日本美食，也有日本娱乐，同时还有有趣的谈话。

　　西山几乎是我们整个旅行的导游及陪同人员，每次旅行无论时间长短，他都肯定地说，我们每次只看到了日本的一小部分。

　　{米尔顿}我们1966年旅行的目的是要与西山讨论立教大学的项目，他在这个项目中负责研究日本战后经济增长[3]。他的项目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基金会同时也资助我们的旅行[4]。这次我们再次访问了京都，除了观光外，我还参加了货币专题讨论会。

　　随后我们又去了内海的一个小镇—仓敷。西山认为我们应该参观仓敷，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日本小城，大原纺织公司就在那里。但是在仓敷最有趣的是参观艺术博物馆，这是纺织厂的创建人大原先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建的。艺术博物馆位于一组典型的日式建筑中，有一处专门收集日本纺织品。而博物馆的建筑是一个仿建的小型希腊神庙，看上去当然不伦不类。馆内收集的是我们所见到过的最糟糕的印象派画。许多画签有著名印象派画家的名字，如塞尚、杜飞、马奈、雷诺阿等等，但是显然不是这些画家最好的作品。我们从希腊神庙受到启发，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原先生想要让日本人了解当时欧洲最杰出的艺术。他向在巴黎学习艺术的日本学生提供固定资助，鼓励他们购买艺术品，以此扩充他的博物馆的展品。展品重数量甚于质量。

　　{罗斯} 1970年日本承办了一次国际博览会，主题是“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米尔顿被请去做系列演讲之一。他演讲的题目是《自由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类进步与和谐中的作用》。

　　主办方的招待极好。我们自始至终有博览会的导游陪同，此外还有一个全日制的导游，是一位说着流利的英语的年轻女士。我们多年来一直与她保持通信联系，十几年后她来美国时我们还见到了她。

　　据官方导游手册说，美国馆有着“椭圆半透明屋顶”，是有史以来“跨度最大、最轻的气承式屋顶”，因此很引人注目。空旷的空间里没有一根柱子，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再加上还有许多独特的展品。

　　{米尔顿}韩国银行邀请我做一次演讲，因为我们从未去过韩国，就决定在我们结束旅行时到汉城停留一天。尽管这次旅行很短暂，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这个东亚国家与日本非常不同。可惜，后来我们再也没能找到机会较长时间访问韩国。

　　此后1983年和1985年两次访问日本都是出席由日本银行的货币与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国际货币会议。这个研究所建于1982年，是为了纪念日本银行建立100周年。发起这次会议的是江口英一，他曾经参与过我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工作。他请我担任研究所的海外特别顾问，并在每次会议上做主题发言[5]。1985年，铃木良夫担任研究所的所长，组织了第二次会议。我在以前的访问中已经和他很熟，而且一直保持联系。他是一位学识广博而又有经验的分析家，专门分析日本经济，也是朝圣山学会的成员。他近年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成为日本议员。

　　安达信公司1985年正在建立“未来金融中心”的日本分部。他们计划的开幕时间正好在会议之前，因此我同意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另一位国外发言者是利奥·梅拉梅德，是他使我卷入了此后的争论(参见第21章)。我们和利奥与贝蒂·梅拉梅德一起在东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我们最后一次去日本是1988年参加西山组织的朝圣山学会会议。这次会议不寻常是因为会议在一天内分别在东京和京都两地举行。有机会会见我们的日本朋友使这次会议更加有吸引力。会后，我们从日本第二次前往中国访问。

　　我与日本的友好情谊的最高潮是1986年天皇为我授勋—“一级神圣大绶带”。根据规定，天皇应在东京授勋，但是我不愿意为此专程前往日本。因此日本驻旧金山领事破了一次例，由他在旧金山领事馆授勋，他的解释是这是海外领土，在理论上是日本的土地。在难忘的正式仪式后，我们和一些朋友享用了美味的晚宴。绶带是一件珍贵的物品，它尤其让我想起奥地利经济学家尤金·庞巴维克的著名画像：一条宽宽的绶带斜搭在他的胸前，镶满珠宝的勋章别在绶带上。

　　在多次访问日本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变化。1955年我去印度途经日本时，它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战争的伤痕还明显可见。八年后，我们有了一次在日本停留时间最长的访问，我可以说，日本是我喜欢的国家，因为我这个不足一米六的人在这里像是一个高个子。这时战争的痕迹尚未完全消除，但是已不太明显，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有目共睹的，而且统计数据证实了所见所闻：日本发生了迅速的进步。以后的每一次旅行都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我关于日本人身高的评论已经过时，在两次旅行之间我眼看着年轻一代越长越高。我们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是1988年，当时正处于后来被称为泡沫经济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股价和地价膨胀到了难以控制的高度，最终在若干年的经济萎缩和萧条后出现了1990年的股市崩盘，日本经济至今(到1997年)还没有恢复过来[6]。

　　伊朗

　　1970年9月，我们受伊朗中央银行的邀请在伊朗度过了一周。我在银行以《发展中社会的货币政策》为题做了一次演讲。银行后来在它的简报上发表了我的演讲[7]。此外，我还主持了几次研讨会，与政府官员讨论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计划。这一周中的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这个国家游览。

　　伊朗国王当时还在位，也许正处于他统治的巅峰。表面上(当然是对短期访问者而言)，一切都平和有序。一个外国垄断公司与政府公司共同管理着伊朗最重要的资源—石油，根据协议，伊朗能得到50%的利润。国家控制着多数经济部门，但是小规模的行业与零售业方面的私人市场非常繁荣。

　　{罗斯}在德黑兰我们住在希尔顿酒店，在那里吃了许多鱼子酱，以至于在一周结束时，我们宣布在今后的几年内都不会有任何兴趣再吃鱼子酱。著名的自由集市因其商品数量及种类繁多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忍不住给我姐姐和自己各买了一条做工精美的金项链，还买了一个带有国王头像的纪念章。

　　我们从德黑兰驱车前往伊斯法罕，它是著名的地毯中心。和多数旅游者一样，我们参观了地毯厂并为所见所闻而震惊。织机矗立着，高度也许有两米多，甚至更高。在架子顶端上织毯的是小姑娘，顶多十几岁，在我们看来只有八岁。我们被告知，她们在编织方面技艺过人，而且每次只在上面干一个工作日。我们参观时，她们正在为教堂编织一个巨型地毯。

　　我们又从伊斯法罕去了设拉子，这是偏远的波斯帝国遗址的所在地。我们租了一辆很旧但是维护完好的梅塞德斯出租车去遗址，米尔顿问出租车司机他的出租车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他所说的价格足够在德国买一辆新的梅塞德斯汽车—这是我们在印度观察到的同类现象的另一个例子(参见第20章)。伊朗为了发展国有汽车工业，对进口汽车实施禁止性关税，同时限制进口二手汽车。

　　这是一个面积广阔的遗址，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由大流士国王开始修建，他将这里作为他的庞大帝国的首都。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发现了波斯帝国的遗址并开始挖掘工作。伊朗方面后来接手了挖掘与修复工作。

　　遗址虽然面积广大而且保存完好，但也只能隐约看出当年恢弘的结构。大约有50英尺高的柱子顶端擎着雕像，一般是双头的牛，或是狮子，或是鹰。这些雕像有几吨重，却被安置到高柱子的顶端，放在那里非常安稳地度过了两千多年。就像我们参观其他许多古代遗址一样，我们在拿自己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与古人比较时产生了一种自卑感。

　　当我们询问如何将一个雕像举到柱子的顶端时，我们的导游解释说，先把沙子在柱子周围堆起来，然后再用大量的人力(也许是畜力)将雕像沿着沙子的斜面拖上去。我们无法判断这种解释是否正确。然而，这种原始方法所能取得的成就无疑让我们叹为观止。令人惊叹的成果犹存于世，但是为创造这些成果遭受的苦难却随着时间消失了。

　　在阿帕达纳宫东楼梯间柱子上画着波斯皇帝封建统治下，诸侯国使臣带着礼物、贡赋和本国特产献给国王的情景。当我们走近柱子时，印象最深的是画面非常清晰、生动。我们一行人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你估计这是复制的吗？它们看上去太好了，不像是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另一位正在仔细查看柱子的旅游者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很有把握地说：“它们当然是原作。它们面朝下埋在沙子里，因而一直被保存了下来直到20世纪被发现。”我记得后来似乎也在旅游书中读到过这种说法。

　　南西班牙，1971

　　{米尔顿}我们参加了1971年9月在蒙特勒举行的朝圣山学会的特别会议后(参见第21章)，又参加了由《世界》(Mundo)报组织的关于货币政策的研讨会，这是一份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周报。这次研讨会宣布的主题是《没有通货膨胀的发展：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但是我记得会外活动要比我参加的会上讨论更好，其实邀请信就预示了结果，信中说：“(9月)13~16日的日程是宣读著作与论文；17~19日，邀请外国教授游览西班牙，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他们可以因此而了解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计划的几处参观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世界》报社社长，同时也是有影响的天主教人士—塞巴斯蒂安·奥格安排我和另一位与会者—著名的公共财政政策权威人士理查德·马斯格雷夫一起拜访了胡安·卡洛斯亲王，他已经被佛朗哥定为未来的国王和国家首脑。佛朗哥死后，他在1975年宣誓成为国王。亲王曾在哈佛学习过，在那里修过马斯格雷夫的课。他是一位极聪明、极讨人喜欢的年轻人。

　　{罗斯}有人建议我们去参观一个有私人斗牛场的农场，我们犹豫了一下才同意。1953年我们曾去过马德里斗牛场，因为我们的朋友兼同事厄尔·汉密尔顿说：“你在西班牙必须要看斗牛。”我们去看了，然后发誓今后再也不看斗牛。但是在私人农场的表演很不一样，主人让几头牛参加角斗，表演很专业，只是没有最后用剑给牛致命的一击。客人被邀请参加部分角斗活动，不过米尔顿没有接受。我们听说，尽管这种模拟斗牛不杀死斗牛，但是牛第二天也要被屠宰，因为它们获得的经验使它们太危险了。

　　我们参观了在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的几处酒店，观看了如何将多年陈酿的葡萄酒经过搅拌最后制成雪利酒，同时还要保持产品的均质性，这个过程漫长而又复杂。当我们看望住在桑卢卡尔的杰拉达·德·奥林斯-波本时，又去参观了桑卢卡尔一家极棒的酒店。我们是1981年在秘鲁认识杰拉达的，当时她是赫南多·德·索托的妻子。我们和杰拉达一起去参观的酒店的店主在雪利酒桶上收集客人的签名，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签名收藏。应他的要求，我和米尔顿为他在桶上签了名。在这个酒店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仪式：品尝正在酿造的雪利酒，鉴定其是否达到可以装瓶的程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品酒人的潇洒风度，他一把抓住酒桶长长的出酒斗，高举过头，把酒倒进另一只手拿着的酒杯里，一滴酒都不会溅出来。

　　我们参观巴塞罗那的日程还包括参观毕加索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专门收藏毕加索早年在巴塞罗那(“蓝色时期”)的作品。博物馆陈列的作品涉及传统的风景、人物和诸如此类的题材，在我们看来，这些作品要比后来的前卫作品更触动人心。

　　高潮与低谷，1972年

　　1972年对我们确实是极端的一年。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一年里，同时也发生了最令人难堪的事。我们的第一个孙辈—理查德·凯尔·斯坦斯比出生了，他生于7月4日，那天是他的外公60岁的生日。9月，我们的儿子和黛安娜·福沃特结婚，我们家又增加了新的成员。我们还补庆了米尔顿的生日，在夏洛茨维尔举行了激动人心的聚会，他的许多学生和学术界同仁参加了聚会。这是这一年中最欢乐的三件事。在另一极端上，这一年的最后几周是在担忧中度过的。米尔顿一直身体健康，但是此时他因冠心病在芝加哥大学医院做了两个星期的观察与治疗后，证明治疗无效，在梅奥诊所做了心脏手术。

　　这一年开始时，米尔顿在洛杉矶参加了一个保守党的电视节目，这是一个与克莱尔·布斯·露丝斯、威廉·F·巴克利及詹姆斯·巴克利一同参加的谈话节目。巴克利兄弟要去南极洲，我们要去夏威夷，米尔顿计划在那里教授冬季学期的课程，而克莱尔要回她在夏威夷的家，因此在节目做完后我们一起飞往夏威夷。这是一次令人怀念的旅行。旅途中我们继续讨论节目中提到的有趣话题。让我觉得更加有趣的是在米尔顿和威廉聊天时，我和克莱尔与吉姆讨论天主教的教义。到夏威夷后，我们一起到克莱尔家中吃早餐，由威廉·巴克利担任厨师。这是在夏威夷令人愉快的四个月的开端(参见第15章)。

　　幸运的是，我们在夏威夷的家离克莱尔美丽的家很近，她的家中摆满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寻常的手工艺品，这是博物馆与家的结合。我们认识她后和她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她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谈话者，我们有许多共同兴趣，总是有许多可以讨论的话题。她和我最近都做过白内障手术，因为这是在植入式人工晶状体出现之前，当时只能用隐形眼镜，我们两个人对使用隐形眼镜都有一些问题，因此经常互相探讨。

　　米尔顿应该在以色列的戴维·霍洛维茨系列讲座中做两次讲座(参见第27章)，当我们计划夏威夷之后的旅程时，发现从夏威夷直接去以色列比从芝加哥去更好，那样能够多给我们几天时间顺路去日本。因为我们历来喜欢访问日本，哪怕是短期访问，所以我们顺便在东京停留了四天。米尔顿会见了首相佐滕，和他讨论了汇率政策及经济政策。我们还去了香港，然后去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的时间很短，因为已经离家几个月，我们归心似箭。我们转道波士顿飞回佛蒙特，在波士顿海关有一次气人又稀奇的经历。我们认为自己可以自由通过，可是当我们正在叫搬运工时，一位官员拍拍米尔顿的肩膀，让我们和他还有一位女官员一起去旁边的办公室。一进去，他们就直截了当地要求检查米尔顿的钱包和我的手袋，接着就彻底地翻了一遍，也不说他们在找什么。男官员在翻米尔顿的钱包时，偶然看到他的一张名片，态度立刻就变了。此时是充满尊敬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说：“你应该问问我就好了。”立刻就让我们走了。让我们生气的是，他改变态度是因为在仔细检查时知道了米尔顿的名字，却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怀疑我们什么。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要申报的，但是无辜并不能抵御官僚主义。

　　后来在我们见到乔治·舒尔茨，他当时正担任财政部部长负责海关事务，我告诉他我们的故事，还发了牢骚，但是乔治只是说他也遇到过这样的事，这可能只是随机挑选乘客以检验海关程序的效率。

　　除了去加利福尼亚欢迎我们在7月4日出生的外孙，我们平静地在佛蒙特度过了夏天，一直工作到9月，然后去瑞士的蒙特勒参加朝圣山学会为期一周的第25届年会(参见第21章)。

　　夏洛茨维尔

　　1970年夏天的某个时候，米尔顿以前的学生、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书的理查德·塞尔登来和我们商量，想要为米尔顿庆祝60岁生日。他说，米尔顿的一些学生想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米尔顿的感激之情，因为米尔顿为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学家付出了许多，同时也感激米尔顿对经济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希望知道我对这样一个庆祝活动有什么建议，还有我对出一本在这种情况下照例要出的纪念文集有何想法。但是我对此没有什么想法，只是从过去的经验判断米尔顿对出个人文集一般没有什么热情。

　　最后决定1972年10月20~21日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举行一次会议。塞尔登当时是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的主任，是主要的组织者。他同时编选了一本书《资本主义与自由：问题与展望》，这本书包括了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与讨论。正如塞尔登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可能会猜想为什么为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举行的会议，参加者中有许多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但是会议却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并由该大学的威尔逊经济学系提供赞助。解释很简单……詹姆斯·威尔逊经济系长期以来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着密切的联系。系里五个现有成员……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过研究生……而且弗里德曼是他们(五个人中三个人的)博士论文的导师。”三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塞尔登本人。还有一个人是沃伦·纳特，他的论文是米尔顿指导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既然已经决定开会，剩下的问题就是将在会议上讨论的范围具体化。塞尔登写道：“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广泛而又深远，涵盖了价格理论、货币理论、方法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周期、公共财政政策、统计学、货币政策、劳动经济学与国际金融等，要评价他的影响需要开十几次会议。”他继续说，大家认为“重新评价由弗里德曼在10年前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的全面而广泛的经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次会议计划完成这一任务。这次会议的讨论将包括这些经济政策专题，如“政治病理学”、“福利国家的特许权”、“财产权”、“污染与权力”、“城市问题”、“执法问题”，最后还有“弹性货币政策”。

　　这次活动我和弗里德曼都难以忘记。我们深受感动的是许多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庆祝活动。我们的两个孩子，甚至我们三个月大的外孙也来了。但是我必须承认，与他外公所提倡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是，他没有得到决定是否参加庆祝活动的权利！会议本身非常有趣。这次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还得到两本会议期间的照片作为纪念。

　　心内直视手术

　　{米尔顿} 1972年夏天的某个时候，我认为自己在夜里发生过心绞痛。我父亲49岁时死于心绞痛，我清楚地记得他痛苦的样子，他要吃一小粒硝酸甘油丸才会缓解，因此我总是非常关注自己的心脏。返回芝加哥后，我去看了雷斯纳科夫医生，他是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专家。他试图用药物控制病情，证明无效后，他建议做造影，这样可以显示血液在动脉中流动的详细图像，能够清楚地看出哪里堵塞了。芝加哥当时还没有设备做造影，因此雷斯纳科夫医生建议我去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

　　去梅奥诊所和我每年一次的体检不一样。他们根据我的病情而为我指定了罗伯特·O·布兰登堡医生，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脏病专家。然后，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从一个诊室到另一个诊室，做了所有要做的检查。第二天早晨我又去看了布兰登堡医生，了解检查结果。造影显示出一个严重的堵塞。布兰登堡医生诊断，心肌梗塞不会立刻发生，但是近期有可能发生。用心内直视手术解决堵塞是惟一防止心肌梗塞的办法。我们在罗切斯特花了一个周末认真考虑是继续做手术还是推迟一段时间再做。

　　{罗斯}米尔顿说他不愿意生活在随时可能发生心肌梗塞的不安状态中，他想要摆脱这种状态。

　　我们决定，除了孩子和亲密朋友外在手术完成前不告诉任何人。但是米尔顿犯了一个错误，他第一次到罗切斯特时接受了当地报纸的采访，谈论经济形势。结果媒体得知了他将要做手术的消息，全国的报纸都做了报道，几家电视台也报道了这条消息，各个地方的大量电话涌来。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米尔顿虽然有学术上的对手，这些人的世界观和他不同，但是他没有私敌。

　　现在，搭桥手术已成例行手术，但是在1972年却不是这样。第一例成功的搭桥手术仅在六年前完成(在克利夫兰诊所)。梅奥诊所很快就同意为米尔顿做手术。

　　梅奥诊所的治疗与照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米尔顿接受手术期间，我观看了全过程。如果我离开休息室，必须要通知服务员我去了哪里。在米尔顿住院期间他们一直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手术后的第一夜最重要。米尔顿血本来就止很慢，手术医生(华莱士医生)认为应在白天就能止血了，但是没有，他决定让米尔顿回手术室。接近午夜时我在汽车旅馆(这家旅馆从医院穿过一条街就到了)接到一个电话，希望我能去医院，因为他们正要送米尔顿回手术室。电话打来时我正巧在和我们的好朋友阿瑟·伯恩斯通电话，电话占线让我们在华盛顿的朋友和梅奥诊所的人都很担心。当我穿过街道来到医院时，米尔顿已经去了手术室，我就在护士值班室焦急地等待着。值班护士和梅奥诊所中所有的人一样，对病人的家属也关怀备至。他们给我拿来毯子和枕头，我太过紧张时，他们给我拿来咖啡和香烟(我一直抽烟)。华莱士医生做完手术后，就进来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这让我深受感动。他因不得不让米尔顿返回手术室而表示歉意，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很快我就可以去监护室看他了。看见他让我放心多了，但是所看到的景象却让人很难受。

　　在医院里的一周(或是10天)，时间过得很慢。在监护室的头两三天，我只能在白天去看他很短一段时间，然后他被转到单人病房，不再限制我探视。有几天过得很艰难，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了。例如有一天，他神志不清，坚持要我为刚考完的博士生预选考试的经济学理论试卷评分，我因绝望与疲惫而失声痛哭，他才同意由他的一个研究生来为试卷评分。但是慢慢地，情况一天天好起来，他的行为也正常了。

　　最让人高兴的是朋友和一些陌生人的关心，他们说：“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在为你的康复而祈祷。”还不到一周，医院的病房就变得像是花房了，我们很高兴能把鲜花送给那些没有这么幸运的人。这次经历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折磨，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既有痛苦也有快乐。我们一直觉得有许多好朋友在保佑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朋友有这么多。

　　为了米尔顿的康复，我们决定去棕榈泉。这时正是圣诞节期间，离开明尼阿波利斯的航班的机票都售完了。就像在此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又有朋友来帮忙了。舒尔茨帮我们订到了票。在芝加哥停留是为方便乔治·施蒂格勒在机场见我们，他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飞机起飞。我们一到棕榈泉就去了阿尔钦为我们租的房子。当我走进车库时，发现一辆车停在那里，这是特洛伊·艾伦为我们安排的。我们在棕榈泉住了大约两个月。头几个星期，米尔顿虽然在恢复但是很慢，到了一月底他已经可以进行更多的活动了。里根办公室的几个人来棕榈泉和他讨论一项计划，欲提出宪法修正案限制州政府开支。在我们离开棕榈泉之前，他已经和里根州长开始在全州巡回演讲争取对修正案的支持(参见第23章)。2月17日，我们离开棕榈泉，米尔顿的康复期至此结束，从此医生不再限制他的活动。

　　我们非常喜欢梅奥诊所，因此我和米尔顿决定到那里做每年的体检。手术一年后，米尔顿的体检报告非常令人满意，布兰登堡医生决定不必再做一次造影来检查是否一切正常。我们第二年去梅奥诊所做的检查证明，我们对这个诊所医务人员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年度体检中，我的医生发现我的右乳房有一个小肿块。他决定拍X光来证明是否是恶性的，但是他对结果并不满意。他请来了外科医生，他们认为这个肿块太令人怀疑，应该不考虑X光的结果而是做活组织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是阳性的。我们一致同意如果活组织检查是阳性的，就由外科医生做乳房切除。后来确实做了这个手术。

　　我已经不记得是否讨论过做什么样的乳房切除手术。我们很信任外科医生，让他们实施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案。康复后，我又提出了进一步治疗的问题。和我谈话的医生非常坦率，他说这个诊所正在对治疗方式进行研究，当时对放疗和化疗的结果还不是很确定。如果我愿意，他可以给我一个参加研究的机会，但是他并不极力地劝说我参加。我们回到芝加哥，和几位医生朋友谈到下一步应该如何做，普遍的看法是，什么都不做也许是最好的。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只是做了年检，此外什么也没有做。幸运的是，此后肿瘤并没有扩散。虽然我们现在已不再去梅奥诊所做年检了，但是我每年都收到一张表格，填上我的健康状况。他们的统计调查肯定还会继续。

　　更多的旅行

　　南斯拉夫

　　1973年3月17日我们前往欧洲访问。我们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投资研究所将米尔顿的论文集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并邀请我们作为他们的客人访问南斯拉夫。迪米特里杰·迪米特里杰维奇为我们的访问做了安排。米尔顿和迪米特里杰就他在中央银行所做的研究有过通信，并于1967年和沃伦·纳特一起去南斯拉夫旅行时见过他。随后，迪米特里杰1969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米尔顿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过一个学期。

　　除了访问南斯拉夫的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及讨论它们面临的问题以外，我们对这个国家自1962年以来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也有兴趣(我们最后一次到南斯拉夫是1962年)，当时人均拥有汽车的数量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有汽车，这个比例要高于罗马。如果工资像他们说的那样低，我们不明白这么多的人怎么负担得起。我们听说，个人有许多办法可以获得工资之外的收入。

　　{米尔顿}我们逐渐了解了南斯拉夫不同地区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比起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显然更为发达，经济也更为先进，而黑山地区就比较落后。同时我们还发现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和敌对情绪，但是这些差异在我们的接触中从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来。我在南斯拉夫不同地区与人们讨论时，几乎意识不到与之谈话的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穆斯林、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还是阿尔巴尼亚人。

　　1967年和1973年的旅行中，在参观工业企业时，我们的主要兴趣都是工人所有制与自主管理是如何运作的。这种体制与它所取代的、在苏联实行的严格中央控制的体制相比，显然生产效率更高。但是这对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选择吗？在观看这类企业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车间走过时，雇员对经理毕恭毕敬。这种关系与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中是一样，虽然在原则上经理是由工人选择的而不是从其他途径来的。实际上，经理是由管理委员会选择的，任期通常为几年，而管理委员会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一个能干的经理。

　　在公司层面上，关键问题是不一样的：如何分配公司的年利润？是更多地给投资者，还是用来增加投资和工资或是工资补贴(如住房)。工人对未来的投资没有什么积极性，因为一旦他们离开企业，就无法从企业今后的所得中得到任何利益。几个经理告诉我们，他们鼓励雇用亲属以便解决这个问题，即优先雇用工人的配偶与子女，为了让工人对公司的未来有更大的兴趣。

　　另一个问题是，现有工人反对增加新工人，因为这会减少人均利润。增加外部资本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只允许工人所有制企业保留资本或是借钱给其他同类企业。中央政府不断向地方商业银行(也是工人企业)施加压力，要它们提供此类资本。而为了使地方银行有可能这样做，中央银行不断向地方银行输入资本，这是造成困扰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

　　我的结论是，基本缺陷在于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来资助风险企业。设想一下，一位经理有一个自己相信是正确的想法，但是他只有1/10的机会，要冒50倍的风险。如果这是一个私有企业，自身的利益将驱使他们冒险。但是，在南斯拉夫(及苏联)的体制中，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如果失败，9/10的可能是经理会丢掉工作。如果成功了，至多是在他的后背上拍一下表示鼓励，也许会加一点工资。资助风险企业的惟一办法是由政府补贴，但是任何政府官员都同样没有批准财政资助的积极性。

　　让我们感兴趣的，也是我们在所到之处都问及的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差异的程度。在想像中，南斯拉夫应该遵循共产主义原则，其中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现实中收入几乎是一样的，因此在工厂、银行和大学我们都要问最高收入与最收入之间的差距。这方面的差距似乎很小。例如，在萨格勒布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子产品工厂中，有大约4 000名雇员，年销售额为3 000万美元，但是总经理的工资仅为最低收入雇员的7倍，这个比例要比同类的美国工厂低得多。

　　但是工资并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人们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额外收入。例如，贝尔格莱德的国民银行为其高级雇员提供住房，其中许多是非常现代化的公寓，而雇员只需付低得不可思议的房租，而且在规定的年限后还有希望得到产权。我们发现由雇主提供住房的情况，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自主管理的企业中都非常普遍。而且与其他地方一样，收入的分配要看一个家庭中有多少人工作，有多少人兼职及以不为人知的方式挣钱。我们无法将在贝尔格莱德所看到豪华汽车与想像中的平等联系到一起。真正有特权的人多数是高级领导人，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一个工厂经理的平均收入的很多倍。

　　{罗斯}经过两周的观光与对南斯拉夫不同地方与部门的访问后，我们拜访过的斯洛文尼亚国家银行派了一辆车和一位司机送我们去威尼斯，这是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

　　在威尼斯为经济史研讨会的学生与教授做了几次演讲后，我们继续最后一个星期的旅程，这一周纯粹是度假。在锡耶那和佛罗伦萨作短暂停留后，继续前往冈多尔弗城堡(这是教皇夏宫的所在地)，意大利商人吉多·泽里-梅里默邀请我们到那里做客。我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但是他一直就许多问题与米尔顿通信。他多次邀请我们去他家。他是一位非常慷慨而且志趣相投的朋友。他的房子和花园令人惊叹。

　　巴西

　　因为米尔顿的心脏手术，我们将原计划在1972年12月对巴西的访问延期到1973年12月。一到圣保罗，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城市中到处都在修建高楼。从新建筑的建筑阶段看，大量建造楼房是最近的事。我们猜想，巴西会不会和西班牙一样，最终留下许多未建完的楼房，若干年后还要修缮，但是始终没有竣工。

　　{米尔顿}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巴西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并用迅速增加货币供应量来补贴赤字。这造成了超过100%的通货膨胀率并发展成为极度通货膨胀。政府为了压低通货膨胀率，采取了诸如固定物价与工资、控制外汇兑换、引进多重汇率等多种措施，但结果就是造成浪费、低效率和黑市交易。货币紧缩政策在三年内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大约30%，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萎缩与失业率升高。在最初的冲击缓和后，巴西进行了调整政策(被称为“货币纠正”)，再加上放开市场和政治稳定，经济释放出不容置疑的活力。正如我在从巴西返回后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1974年1月21日)中所说的：“(其结果是)一段时间出现了名副其实地‘经济奇迹’般的飞速发展。发展的速度对一个偶然来访的过客都是显而易见的。堵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街道上的汽车几乎都是新的；高层建筑伸向天空，鳞次栉比，这些建筑不是新建成的就是正在建设中；起重机吊杆几乎和电视天线一样多，喧闹的气氛显然与圣诞节前的购物热潮不一样……‘这真能持久吗？’—这是一个虽然没有人问，但是已经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问题。”

　　不幸的是，这并不持久，巴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几次遭受了极度通货膨胀。

　　我在全世界旅行，去过许多国家，其政治制度与经济组织形式、发展阶段、文化和许多其他因素都各不相同，这些访问让我明白了影响它们的经济问题是一样的，解释明显不同的现象，几乎用不着什么经济原则。在每一个国家，出现在参与者面前的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要求了解当地的详细情况。但是无论这个问题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是商品匮乏还是商品过剩，是收支平衡还是失衡，繁荣还是萧条，经济增长还是停滞，应用于普遍现象与特殊环境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些原则可能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则也是一样的。当然，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力度要依当地情形与社会状况而定。解决措施必须专门为特定国家而制定，但是困扰政治实体的弊病就像折磨人的疾病一样，体现出的更多的是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

　　我们去了巴西利亚，这是位于北部的首都，从1957年开始建设的一个新城市，在离里约热内卢580英里的高原上。巴西人为他们的首都而深感自豪，证据就是将它形容为“划时代的成就”。它类似一个博物馆，充斥着令人难忘而又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但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展示，这让我大为吃惊。我们的印象是这个首都主要用于正式场合，例如新总统就职，进行政府的某种例行事务，而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是在里约热内卢进行。政府的主要建筑物像艺术品一样令人惊叹，规划中的生活区让人联想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都是整齐划一的公寓楼，楼的样式都一样，只有阳台可以区别不同的公寓。这让我想起了1962后年在莫斯科的所见。离开巴西利亚时我们的感受是，这是一个没有活力的首都。

　　在巴西期间，我们还去了北部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这是一个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喧闹形成鲜明对照的、令人愉快的城市，古老、安静、历史悠久，是这个国家里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们在萨尔瓦多、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遇到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

　　澳大利亚

　　去智利(参见第24章)后，我们在1975年3月30日去了澳大利亚。这次和1981年两次去澳大利亚的旅行都是由莫里斯·纽曼安排的，他是澳大利亚一个重要股票经纪公司康斯特布尔-贝恩公司的合伙人。莫里斯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是朝圣山学会的成员，和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两次访问澳大利亚他都为我们做了细致的安排，访问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陪着我们。

　　到悉尼时正逢假日。我们被带去观看这个星期里最盛大的表演—皇家复活节表演，这是由皇家农业协会组织的活动。许多内容我们都很熟悉，类似我们在新英格兰看到的乡村交易会，不过让我们难忘的是获奖牛的大游行。然后就是晚会，通常在演讲与记者招待会之间举行。我们坐船在悉尼港巡游，从海上眺望了悉尼歌剧院，然后再从近处欣赏，最后，我们在离开悉尼前听了交响乐音乐会。

　　莫里斯·纽曼问我们是否愿意乘火车穿越这个国家去德宾，而我们认为肯定还有比这更有趣的方式在澳大利亚度过三天。我们改为参观其他地区：大型的牛羊养殖场，几个露天煤矿，昆士兰的世界上最大的矾土冶炼厂，美丽的公园，还有大堡礁。最后一次旅行中我们还参观了19世纪的金矿区，矿区现在已经作为博物馆保留下来。

　　虽然我们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也看到过许多放牧的牛羊，但是从未见过剪羊毛。让我们难忘的是剪羊毛的高效过程，工人用电动剪刀熟练地几下子就把羊身上的羊毛“外套”脱了下来。

　　去露天矿的旅程让我们穿过了这个国家广阔的原野，第一次领略了澳大利亚广阔的国，它的陆地面积大约与美国相等，但是人口只有美国的6%。对此的一种解释是：这是因为大陆中央地区都是沙漠。即使是我们乘飞机经过的那些用来放牧或是种植一些谷物的地区，看上去也相当贫瘠。一个结果是我们称之为“牧场”的地方，他们称之为“站”或是“产业”，这些地方在范围上非常广阔，人们经常说起4 000~7 000的牧场。

　　煤矿开采是一个说明澳大利亚从外国投资中得到好处的例子。这是犹他发展公司的业务，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家美国公司。拉德蒙诺维奇博士负责采矿工作，他还担任了我们的向导，他指出：“如果由澳大利亚人自己经营，他们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许多年后他们才能有效地实现露天开采。”

　　宏大的开采场面尤其是巨大的机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两种规模的挖掘机，都带有吊篮，一种能够一次吊起20~24吨的土或是煤，另一种能够吊起46吨的煤，两种挖掘机都有自行驱动的车(它们看上去更像是战舰)，可以在地面上慢慢行进。它们先挖走表面的土层，露出蕴藏丰富的纯煤层，然后再一条一条地挖煤，把煤装车、运走，在装船前洗净。在挖下一条煤时，挖掘机把挖出的弃土先放回因挖走煤而形成的深沟里，这样就可以一条一条地继续向前挖。

　　人力的使用要比开采地下煤矿少得多。据拉德蒙诺维奇博士说，按煤产量算，比例是1:10。露天采煤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节省人力，尤其是考虑到地下采煤是一个危险而又艰苦的职业。

　　{罗斯}在参观了另一个效益不那么好的煤矿后，我们离开布莱克沃特飞往格拉值斯通，第二天一早乘直升飞机前往赫伦岛，这是大堡礁的一个小珊瑚岛。我们在赫伦岛度过的周末是这次旅行的高潮。乘直升飞机从大陆飞往小岛让我们提前欣赏了前面的风景，水下大片黑色的平地清晰可见。当我们从直升飞机出来时，又幸运地看到了另一个难忘的景象：一窝刚孵出的小海龟。海龟上岸把蛋产在沙子里，所有的小海龟是同时从蛋里孵出来的，因为有成群的海鸥和食肉鸟类，所以小海龟不能单独穿过沙滩到海里去。这是真正的壮举，数以百计的小海龟从沙子里钻出来，立刻上路，急急忙忙地向海里爬去。到夜晚就有困难了，热心的人就把小海龟装进桶里，把它们送到正确的方向。

　　赫伦岛是一个小岛，面积大约四五十英亩，完全是由珊瑚构成的。美丽的沙滩和赏心悦目的度假小屋环绕着小岛。我们有幸认识了罗德博士，他是一位研究寄生虫的专家，在以小岛为基地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他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告诉我们许多知识，带我们乘坐研究站的小船去离小岛一两英里外的珊瑚礁，我们可以在异常美丽的珊瑚和鱼群中潜水。退潮时，他还带我们在礁石上散步，边游览边介绍礁石上的动植物。我们乘船游览，在温暖的海水中游泳。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过完周末，我们回到赫伦岛，像我们来时一样，乘直升飞机返回格拉德斯通，又从拉德斯通前往布里斯班，再到悉尼。在悉尼我们见到莫里斯·纽曼，和他一起飞往堪培拉，看到堪培拉第一眼就让我想起了巴西利亚。

　　和巴西利亚一样，堪培拉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城市。这是一个像巴西首都一样的城市，到处是纪念性建筑，仿佛是受到保护的人而不是常人居住的地方。另一方面，它比巴西利亚更具人气，因为它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首都，使馆也都在这里。另外，住在私有住房中的人分布在城市的各处。它即使不是澳大利亚平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也应该是平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与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相比，要比巴西利亚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相比，更像是金融中心。

　　{米尔顿}在澳大利亚和在巴西一样，我们会见了许多商人、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尤其是关心经济政策的官员、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与他们的会见有些是讨论有共同兴趣的题目，其他是由我就不同的主题发表演讲。在这两个国家，与当时及此后一样，主要话题是控制通货膨胀，因此许多会见与谈话都涉及通货膨胀的根源和解决办法。例如在悉尼，我在有500人参加的晚宴上演讲的题目是《能否在通货膨胀扼杀自由社会前治愈它》。我在澳大利亚的其他演讲都没有这么多的听众。

　　在堪培拉，我们本来预计要会见总理惠特拉姆，但是他的办公室取消了会见，理由是他很忙，取消了所有预约。但是我们后来听到传闻，他取消会见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他读了报纸对我的演讲和我前一周发表的谈话的报道，我在谈话中严厉谴责政府对通货膨胀负有责任，因此他就不愿意见我了。

　　莫里斯想办法弄来票让我们在议会质询时间坐在后排座位上旁听。这里和英国一样，质询时间议员可以直接向部长与总理提问。

　　惠特拉姆先生是一个聪明的辩论人。一位反对党议员问他是否读过我的评论，我在评论中认为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与政府开支造成的，他是否还相信通货膨胀的根源是提高工资；如果他仍然认为原因是后者，他是否已和罗伯特·霍克(澳大利亚全国总工会主席)接触过。惠特拉姆先生的回答是这样的：提问者的主张有两个论据显著的论据，他认为两个中的第二个比第一个更符合澳大利亚的特殊形势，因此他愿意接受后者。

　　澳大利亚迫在眉睫的问题是15%~20%的通货膨胀率，伴随着工资的高增长，其结果是经济萎缩与失业。这种情况的根源与现代所有的通货膨胀一样，是因为快速的货币增长。澳大利亚之所以这样做也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为了从财政上补贴政府的开支。产生的特殊后果，尤其是工资迅速增长，是由本国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决定的，其中突出的原因是法定工资及几年前工党政府当选。

　　我于1981年到澳大利亚时，许多活动与1975年时相同。例如，与相同的人会见和讨论，参加广播与电视节目。我们再次去赫伦岛度过了愉快的周末。

　　在我们参加的许多公众活动中，几乎每次都会提出一个一成不变的问题，这就是亨利·乔吉特力主土地价值税是解决澳大利亚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多年来，我与乔吉特有许多接触，他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只是他过分强调土地的独特性。一般而言我能与乔吉特达成一致，同意单纯的土地税至少是可能实施的害处最小的税种。

　　在我们第一次访问堪培拉时，工党正在执政，正如上文所说的，与总理惠特拉姆会见的预约被取消了。现在是自由党执政②，我们再次预约了与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见面。这次总理兑现了承诺，但是要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让我们大为震惊，进入总理办公室要比我进华盛顿的白宫麻烦多了。堪培拉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它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规模太大了，发展也太快了。澳大利亚大约有1 400万人口，大概相当于伊利诺伊州的人口。堪培拉与议会应该相当于斯普林菲尔德，但是他们却要和华盛顿特区相提并论。

　　在我们参与过的讨论中与弗雷泽的讨论不属于友好之列。他是一个冷漠傲慢的人，没有兴趣听别人说话，除非是重复他自己说过的话。他一上来就先问美国的形势，尤其是里根总统的预算。他最初的打算是要贬低削减预算的做法，要对里根打算在美国实施的政策与他成功地在澳大利亚推行的政策做一个不利于美国的比较。但是，幸好我既知道澳大利亚的数字也知道美国的数字。这是不和谐气氛的第一个表现。

　　讨论继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般而言，我们(我和莫里斯还有罗斯)始终对他态度友好，也高度评价他的才智。让人不解的是，他怎么能够维持住他的政治地位，因为他除了某些优点之外，留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无能的领导人。结果，他的领导地位确实没有维持多久，两年后自由党下野，工党重新执政，这回的总理是罗伯特·霍克。

　　会见总理后，我们见了一些自由党与乡村(保守)党的议员。我们还见了反对党工党的领袖比尔·海登，和他说了一些客套话后就去与一些工党成员共进晚餐。

　　这次访问澳大利亚时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游览我在《货币灾难》中提过，是去索弗仑金山历史公园。这是一个重建的澳大利亚重要的金矿镇，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时期。展品中包括一份广告，内容是来自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窖藏冰块。这些冰冬天采自马萨诸塞州，包裹在锯末里，装船绕行南美经太平洋到达墨尔本，卸船后再由马车拉着走100多英里到矿区，全程大约15 000英里。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一小部分暴富的金矿主喝冷饮的需求！我想像不出梭罗对他的窖藏冰块用于这一目的会有何想法？

　　我在书中用这个事例说明黄金对个人与对社会能够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最先挖到金子的幸运儿显然会成为富人，但是整个地区会如何呢？在淘金热结束时，整个矿区状况更加恶化了。”当新的黄金在全世界流通时，其主要影响只是提高那些坚持金本位的国家的价格水平。在这些国家里，所有以正常货币单位持有财富的人都遭受了资本损失，因为实行了等值财产税。这部分资本用以补贴参与采掘并分配新黄金的活动，其中包括从马萨诸塞州把冰块运到澳大利亚的费用[8]。

　　新西兰

　　在第二次访问澳大利亚的前一年，我几次收到邀请，询问我是否有可能访问新西兰。其中的一个邀请来自唐纳德·布拉什，当时他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布洛德银行的行长，他读了《自由选择》后很受鼓舞。还有一个邀请来自新西兰电视台的制片人，这是在他们播放了《自由选择》的电视片后。因此我们请莫里斯·纽曼把访问新西兰安排进他为我们制定的旅行计划中。他以其特有的高效率安排与贝恩公司(康斯特布尔-贝恩公司的前身)有关系的一家新西兰经纪公司的约翰·麦克道尔在新西兰接待我们。我们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的访问后，莫里斯陪着我们在新西兰进行了10天愉快的访问，其中包括访问中通常都有的与经济学家、商人和政治家的讨论，公开演讲，参加广播和电的节目。我们的访问时间在新西兰电视台播出《自由选择》节目后不久，因此公众对我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其他地方。

　　我们的新西兰东道主也和莫里斯在澳大利亚那样，陪我们游览了许多地方，让我们能够把观光和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这让我们的旅行非常愉快。

　　{罗斯}唐纳德·布拉什和他的妻子陪我们去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还去了克赖斯特彻奇，这是新西兰的工业与教育中心。我们发现在克赖斯特彻奇游览最有趣的是看克赖斯特彻奇学院集体宿舍窗户的朝向。宿舍建于19世纪，是由来自英国剑桥的建筑师设计的，他们根据通常的习惯将窗户设计为朝南，因为这可以照到阳光。但是新西兰位于南半球，白天太阳在天空的北部而不是南部运行，于是，根据建筑师的规定，宿舍楼的所有窗户都对着没有阳光的南面！

　　唐纳德还在议会有一个席位。他竞选失败后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对货币与经济问题的理解能力，以及他所具备的广博才学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约翰和朱莉·麦克道尔陪我们游览了陶波，这是北岛一个可爱的湖。我们还去了昆斯敦，这是位于南岛的沃卡蒂普湖的一个旅游点，因能钓鲑鱼而闻名。那里有一家租船公司，是由一位参加过奥运会的运动员经营的。他在广告中说，他保证让任何租他的船的人满意。约翰雇了他并租了他的船带我们去钓鱼。米尔顿历来认为自己是钓鱼活动的灾星。一个早晨，我们乘一艘精美的船，带着与同行人数一样多的钓具出发了。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吃完美味的午餐，开始关心起钓鱼这件正事了，但一直没有鱼咬钩，最终一无所获。最后我们的导游催促，我们应该回去了，就在这时鱼咬钩了，米尔顿紧紧地抓住钓竿，在别人的帮助下，他成功地钓到一条大鲑鱼，我们的导游夸下的海口也终于兑现了。

　　{米尔顿} 1981年我们在新西兰时，控制政府的是保守的国家党，总理是罗伯特·马尔登，政府全面管制外汇，实行固定汇率，限制工资与物价，广泛干预经济，控制通货膨胀。

　　1984年工党执政，政府首脑是戴维·兰格。在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的推动下，掉头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取消了汇率管制，让汇率、物价、工资及私人企业获得自由。其中一个重大步骤是将中央银行改为与政府签订合同的准私有实体，负责消除通货膨胀。唐纳德·布拉什被任命为行长。他与政府签订了合同，双方同意：由银行遏制通货膨胀率(0%~4%)。如果他失败了，将中止他的合同。唐纳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通货膨胀率从银行建立时的20%下降到大约2%。这是新西兰这个西方最具福利性质的国家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转变之一。

　　转变遭成的短期影响是通常都有的一个困难的调整阶段，工党政府因此在选举中失败。但是它的政策并没有被废止。随着变化的深入，新西兰经济获得了迅速增长且没有引发通货膨胀，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长期受益者。

　　最后谈一下畜牧业。在新西兰，鹿历来被认为是有害的动物，很难不让它们进到花园。它们在野外游荡，人们一旦发现它们就会举枪猎杀。这非常类似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第二个家的情况。尽管努力把鹿挡在篱笆外边，但是它们经常站在路当中，这对罗斯的花园也是一个威胁。问题是我们不能开枪射杀它们，因为加州对狩猎有严格的限制。

　　在新西兰，形势正在转变。因为人们发现鹿角粉在东方被认为是一种壮阳的药，有很大的需求量，鹿迅速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制造重要保健品的有价值的动物。

　　南非

　　1976年初，我们受开普敦大学商学院院长迈耶·费尔德伯格的邀请，在南非和罗得西亚(津也布韦)待了将近3周。

　　我们的东道主迈耶·费尔德伯格和南非其他白人一样，在我们访问后不久就移民了。他先是在西北大学谋到一个教职，然后成为伊利诺伊技术学院商学院的院长，1984年他再次邀请了我们，他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

　　我在大学发表演讲，参加公众论坛，出席商界宴会，会见储备银行、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讨论南非的主要经济问题。南非的主要经济问题有：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汇率管制及汇率政策。这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其解决方法与我们访问过的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我们这次访问的主要收获是了解了一个我们从未接触过的复杂社会，这个社会正处于解决其基本矛盾的初级阶段。我们的访问加深了我对政府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厌恶，但是这也让我们意识到现实形势有多么复杂，而这是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

　　访问中最有趣也最增长见识的是与盖夏·布特莱齐在一起度过的一天，他是祖鲁人的酋长，相当于夸祖卢地区的总理，这是南非国民党建立的第二个先进的家园。布特莱齐当时是此时仍然是南非的领导人。

　　夸祖卢由28个零零碎碎的小块领土组成，有些比较大，有些很小，其建立是为了确保白人不能占有这些土地。我们见面是在位于祖鲁人领土中的一块白人聚居地上的饭店里。种族隔离的结束已经改变了政治形势，但是并没有产生让布特莱齐和祖鲁人满意的结果。

　　这一天的时间被分成两部分，上午我们参加了布特莱齐与南非国民党政府的白人顾问的会议，会议是为了讨论在即将投入建设的祖鲁人家园发展工商业而制定的特别计划的细节。布特莱齐表现得非常合作，谈话中他同意白人顾问所说的，一个独立的祖鲁人家园应该按照特兰斯凯地区的建设③原则建立成一个独立的地区。这就是说，国民党的种族隔离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与布特莱齐和白人顾问共进午餐后，我和布特莱齐还有他的黑人顾问一起到安静的地方进行了更深入的谈话。女士们则到镇上去观光。这时谈话的性质完全变了。布特列茨强调，他现在之所以追随南非政府，是为了让他的人民能有更多的工作和机会，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同时他表示对长期发展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将夸祖卢地区拆分成小块的独立地区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他谈到了他的人民的态度及要求使用暴力的压力。激进的年轻人质问他，从国外访问回来为什么带回的不是枪，而是书。这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当前的形势多么难以控制，过渡时期有可能血流成河。当时我们尚未看到种族隔离结束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流血事件已经被制止了。

　　布特莱齐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几年后，他访问旧金山时我们又再次见到他。我现在还在用他送给我做纪念的精美的象牙雕刻的手杖。

　　我们和海伦·舒茨曼在约翰内斯堡她的家里一起吃了午饭。她曾是公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最著名的人士，15年里是议会中惟一的进步改革党议员，这个党派一直致力于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集中于这个话题：一个多元社会要发展，只有通过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舒茨曼夫人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索韦托的形势，她清楚地知道黑人社区中的大量问题与面临的困难。在这次午餐中，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中一样，让我们深有感触的是：说英语的人，尤其是犹太人与南非白人④，对未来的看法非常不一样。我在这次旅行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在南非白人中……没有任何真正想要移民的迹象……但是我们所遇到的说英语的人，几乎人人都在私下考虑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提供第二条出路。以舒茨曼为例，她显然已经深深卷入南非政治，而且她也不打算离开，但是她所有的孩子都在国外，一个女儿在伦敦，一个女儿在马萨诸塞州。而且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在美孚石油南非公司由南非白人主席主持的午餐会上，所有的客人都是南非白人，这种差异就表现得更明显了。正如我在笔记中所说的：“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控制形势，对南非的形势和稳定表现出强烈的信心。这些人谈到自己的先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并后代还将在这里继续生活几百年。”当然，最后还是一位南非白人—弗里德里克·德·克勒克与纳尔逊·曼德拉合作，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种族纯粹性的重要性，种族纯粹性理论是为让各自分离的族群能够更加接近。在我们访问南非时，卡特总统可能会因为在美国使用种族纯粹性这个短语而受到谴责，但是现在这已经十分常见了。我们对种族纯粹性(例如多元化)的强调，正使美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胁。

　　一件值得怀念的事是参观西部深井金矿区，它当时也许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金矿。参观从换上矿工的衣服开始，这套衣服包括白色外衣、很重的矿工靴子和一顶帽子，可以把安全灯放在帽子上。我们向地下走了大约一万英尺，被带到金矿的底部。我们连续乘了三段电梯，每一段电梯都把我们带到更深的一层。

　　当我们到达一万英尺深处时，开始步行走过通道，这像是在科幻电影里。矿井里有许多空间，里面都是机器设备。为了工作，心须要有空调，因为每下降100英尺左右温度就会升高0.5摄氏度。这意味着到达地下一万英尺处时，温度要比地面上高50度，这太热了，没有空调根本不能工作。

　　极不寻常的事情是挖出黄金的整个工程要在非常狭窄的长条地带上进行，其宽度也许只有铅笔那么宽。我们听说，平均而言，要把两吨矿石送到地面再经过加工才能得到一盎司黄金。

　　回到地面，我们简要地了解了金矿的劳工问题，知道了他们是如何管理这些从南非和邻国招到金矿来工作的工人的。这些人都是非熟练工人，而且不识字。因为工人的方言不同，相互之间无法交流，所以人们发明了一种在金矿中使用的独特语言。这是一种简单的混合型语言，一教就会，让矿工们可以在矿井里互相交流。虽然工资与城市的工资相比非常低，但是与其他可选择的工作的工资及这些矿工原先可能得到的工资相比却相当高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工人从别的国家涌进来。

　　坐直升飞机飞越环绕开普敦的水域时看到的景象让人难以忘记。那里的一个小岛是海狮喜欢栖息的地方，岛上到处都是海狮，当飞机从这个岛上飞过时，噪声吓坏了它们，我们看到几百头海狮从岩石里钻出来跳进海里。

　　罗得西亚

　　{罗斯}我们从南非去了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我们在索尔兹伯里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两天半，拜访了各种私人团体、政府和储备银行的官员，然后又花了三天时间游览公园，还观赏了维多利亚瀑布。

　　罗得西亚与南非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最鲜明的不同是白人的相对数量：在南非白人占总人口的1/5，在罗得西亚占1/20。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能够实施，在罗得西亚则根本不可能。在我们看来，罗得西亚的民族关系要比南非好得多。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种族隔离的证据，没有按人种分开的邮局入口、厕所及等等类似的地方。这些地方曾经是美国南方的耻辱，而我们气愤地发现在南非这样地方还存在着。黑人教育正迅速发展，罗得西亚大学的学生中有一半多是黑人。

　　索尔兹伯里的街道给人的印象是一片黑色的海洋，偶然有几张白人的脸，很难将这种印象与广泛存在的黑人受压迫现象联系在一起，也很难让人感觉到黑人受到了压迫。如果存在着这种压迫，罗得西亚就很难实现内部和谐与经济繁荣，而这正是当时的情景。

　　在维多利亚瀑布的一幕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罗得西亚黑人与白人(至少是部分白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到维多利亚瀑布时，遇到了迪伊·吉尔平小姐，她是安排我们行程的那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她开车送我们到公园，然后带我们去看瀑布。她把钥匙交给了一位黑人侍者，用当地的语言请他停车并帮助我们照看车。我们对她这样轻易地信赖这位黑人侍者表示惊讶，而她说当地人非常可靠，这不算什么。无论是她与警察或是公园管理人员说话，还是午餐时她与侍者说话，他们对她的态度都会明显的变化，只要她说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会十分热情。同样，她对他们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

　　吉尔平这么做是因为她的父母55年前就来到了罗得西亚，并成为了成功的农场主。她和两个兄弟都生在罗得西亚。正如我在笔记中所说的：“她是一个极端的、刻毒的、沙文主义的罗得西亚爱国者，但是这只是在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对立态度表示蔑视时才会表现出来……她和我们在罗得西亚遇到的所有人一样都有些偏见。同样，她和她的父母，至少还有一个兄弟，无疑都准备在罗得西亚度过余生，而且对于能够这样生活非常满意。”

　　1976年在家里度过的时光

　　{罗斯} 1976年是米尔顿在大学教书的最后一年。和以往一样，他在秋冬季上课，我们在佛蒙特度过春天和夏天。

　　在离开芝加哥去佛蒙特前，我们把在多切斯特大街的公寓转给乔治·施蒂格勒，又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

　　这年夏天，7月29日，我们的第二个孙辈—戴维和黛安娜的儿子帕特里在弗吉尼亚的布莱克斯堡出生。当时他们刚刚搬到那里，戴维计划秋季开始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书。

　　夏末我们从佛蒙特返回芝加哥的路上，去布莱克斯堡看了新出生的孙子，却发现戴维和黛安娜的婚姻出了问题。此后没有多久，黛安娜就带着帕特里回芝加哥和她的父母住了。

　　戴维和他的父亲一样，很爱孩子，他被婚姻破裂和今后不能再完全拥有儿子的前景压垮了。他们的分居虽然很让人伤心，但是双方的关系还是友好的。黛安娜拥有监护权，她理解戴维希望经常来看帕特里的心情，他也确实经常去看帕特里。黛安娜后来再婚，搬到宾夕法尼亚州，住在费城郊外的主干线上。帕特里在那里上学，每年夏天和戴维住在一起。这样双方都感到满意。

　　注释

　　[1] Oriental Economist, December 1976, p.30.

　　[2]我认为，《日本经济新闻》在日本是发行量最大的报刊，而且和《华尔街日报》一样，有一些地方版。1964年，该刊建立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米尔顿成为名誉研究员，他可以要求得到任何他希望得到的有关日本的资料。此外，美国记者也不定期地采访他，他也为他们写过少量短篇文章。他们每周还会出版了一份英文摘要，刊登他们日报内容的摘要，米尔顿发现这是了解当前日本信息的最佳来源。

　　[3]我们后来还分别在1969、1970、1972、1978、1980、1985与1988年出访过日本。另外，我还在1983年独自去过日本。

　　[4]我向Chiaki Nishiyama建议的项目致力于对日本货币史的研究，包括在货币证券、物价、收入等领域的一系列长期研究。Kokichi Asakura and Chiaki Nishiyama，A monetary Analysis and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Economy，1868-1970(Tokyo：Sobunsha，1974)。

　　[5]其他两位特别顾问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科·莫迪里亚尼和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

　　[6] 1990年2月7日，路透社报道：“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接受一家意大利报纸采访时预测东京股市面临崩盘。”几天之内，日本股市即发生崩盘，我则因为做出了成功的预言而获得恶名。其实，这纯属巧合。我对东京股市的评论是就长期走势而言的。“以目前的汇率而言，”我对记者说，“东京股市交易总额在世界股市交易中占到了40%-50%。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是否与事实相符。”我继续说，这种异常情况只有通过“汇率或东京的市场交易中的物价的剧烈下跌”才能得以纠正。

　　[7] Bank Markazi Iran Bulletin 9(March-April 1971)：700-712。

　　[8] Money Mischief, pp. 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