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智利

　　{米尔顿} 1955~1964年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智利天主教大学之间有一个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为智利学生提供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并由芝加哥大学派学者到智利天主教大学帮助他们提高经济系的办学水平。我们的人前往智利面试奖学金候选人，使得一批高素质的智利研究生来到芝加哥大学。阿诺德·哈伯格是芝加哥大学最积极参与这个项目的教授。他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从1955年起多次前往智利，与一位智利人结婚，而且担任智利学生的指导教师，他的学生中偶尔也有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我参与了这个项目，在芝加哥大学讲授经济学理论这门研究生的公共基础课程，并主持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研究室中有一些智利学生。

　　从阿连德到皮诺切特

　　1970年，在左翼政党的支持下，萨尔瓦多·阿连德成为智利三位总统候选人之一。他获得了36.8%的选票，多于另外两位候选人，但是没有超过半数，因此根据智利宪法，还要由参议院推选一位胜利者。根据长期以来的传统做法，政党间进行了广泛的谈判，阿连德被任命为总统。

　　1973年9月，在大范围波及的混乱与抗议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下的军队发动了政变，政变中阿连德被杀。

　　做为对政变的回答，在莫斯科指导下的世界范围……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目的是要推翻现在统治着智利的军事独裁政府，恢复将这个国家带到混乱边缘的统治。

　　“芝加哥男孩”

　　那些从芝加哥大学返回智利的学生，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摆脱困扰智利经济的停滞不前状态的一种办法。1972年下半年，当时阿连德的政策似乎已将经济推向崩溃……(他们)开始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到政变发生时，他们已经完成了189页的初稿，其中既有调查分析也有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个计划交给将军。”[1]

　　在头一年半的时间里，将军们对这些方案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们让军队负责发展经济。军队基本上无所作为，这毫不奇怪。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严重，世界性的经济萎缩又引发了智利的经济萧条，皮诺切特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这是后来以此闻名于世的一批经济学家，指定了他们中的几位担任政府要职。

　　我惟一直接参与智利事务的经历就来自于此，当时哈伯格请我陪他去智利，参加希波泰卡里奥银行资助的为期一周的公开研讨会，一起参加讨论的还有我们的博士生之一卡洛斯·兰格尼，他曾经积极地参与过巴西的经济改革。

　　在智利的六天

　　按计划，研讨会既要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又要让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第一印象。研讨会由我们和政府官员、公众代表及军队成员一起参与。按计划，经过讨论我们要告诉公众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及我们所推荐的解决措施。但是总而言之，正如我在有关这次访问的笔记中所写的，其结果是“日程始终十分混乱”[2]。

　　在我们的讨论还没有进入最重要的通货膨胀问题时,这一切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正如我在谈到与私人企业代表的讨论时所说的:“逐渐显现出的重要话题之一是通货膨胀给私人企业运营造成的巨大困难。一次又一次……我一再询问，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来处理那些与极高又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直接有关的问题。毫无疑问，许多人估计过高，他们回答说，花在这上面的精力从来没有少于20%，有时甚至高达90%。”

　　会议中，我们与皮诺切特有过一次讨论，这次讨论后来被夸大成为指责我是皮诺切特的私人顾问的一个证据。正如我在笔记中所写的：“讨论持续了大约45分钟，讨论中我们通过翻译交谈，很难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他对我们对智利形势的看法非常有兴趣。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对休克疗法非常有兴趣，但是显然担心它可能造成的暂时性失业。除此之外，他没有表现出他本人和政府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强调并催促我在访问结束后，为他写一个意见备忘录。”我在返回芝加哥大学后写出了我的看法[3]。

　　我认为“芝加哥男孩”已经得出了结论，应该使用休克疗法结束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结束通货膨胀和恢复经济都至关重要的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通货膨胀显然是因为政府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的①。我们的角色是审核他们的结论，盖章批准，后来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并且向公众与军政府推荐了这个办法。

　　我们三个人都参与了许多次研讨会性质的会议，每个人都发表过公开演讲。在天主教大学和智利大学向学生发表的演讲中，“我不讲以前演讲中关于通货膨胀的话题，而是谈自由的脆弱，强调自由社会的可贵……以及福利国家出现对自由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从听众的反应看，这对他们显然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在听这样的演讲时，两派学生都深受震动。”[4]

　　六天的访问再加上我作为教授的重要角色，造成了我们始料未及的后果—在此后的10年中让我们疲于应付。其中包括我所到之处几乎都会发生抗议活动，最大的一次是发生的斯德哥尔摩1976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时，大约有5 000名抗议者。在做事先约定的发言时，我和罗斯都习惯了从厨房或是其他通道走上主席台，为的是避开在前排的抗议者。我的罪名是“一群经济学家的思想体系设计师和非正式顾问……他们操纵了智利经济”[5]。对于指责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里操纵智利经济，我从来弄不清是该觉得可笑还是气恼。

　　反响

　　两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件标志着反对我的活动开始了：

　　1.《纽约时报》1975年9月2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我是“军政府经济政策的指路明灯”，随后是《纽约时报》上由安东尼·刘易斯写的专栏文章，他的文章中写道：

　　美国应对之负责的一个有趣的领域是经济领域。智利军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为基础的。弗里德曼本人访问过圣地亚哥，是他向军政府建议了结束通货膨胀的严酷政策。

　　与芝加哥学派观点一致的这项政策是要削减公共开支、控制货币增长及出售公共设施。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如果贫富不均继续加重，将会导致预期的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

　　当然，任何经济或是政治理论都有可能被滥用，与其设计者的愿望相反。但是如果芝加哥学派的纯经济理论只能以镇压为代价在智利得以应用，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是否应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呢？这是一个关于学者的社会责任的问题，让人难以回答(这里暗示的假设是，还有一种可以避免镇压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应用。记者是否觉得有责任说出另一种选择是什么呢？)。

　　2.学生报纸《芝加哥放逐者》(Chicago Maroon)1975年10月3日在头版以《抗议弗里德曼的激进计划，谴责哈伯格》为题做了报道：

　　由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起，校园及地区的左翼组织成立了联合阵线，抗议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阿诺德·哈伯格参与为统治智利的军政府制定政策的活动。

　　联合阵线的正式名称是“反对弗里德曼-哈伯格与智利军政府合作委员会”。联合阵线号召今天在行政楼前的院子里举行抗议。

　　富于鼓动性的海报上这样写着：“用抗议与揭露把弗里德曼从校园驱逐出去。”

　　《芝加哥放逐者》要求我回答斯巴达克斯青年团的指责，我做了答复。他们在同一天(10月3日)，在报纸上发表了我在7月给一位严厉批评我的教授的匿名信所写的回信。我的信于1975年10月27日由《华尔街日报》再次刊载。

　　大约10天后，学生当局拒绝了拟议中的对我和阿诺德的指责。稍后，10月27日，学生当局成立了一个“调查弗里德曼-哈伯格问题委员会”，这种做法立即受到芝加哥大学校长约翰·威尔逊的批评，最后不了了之。

　　联合阵线组织的抗议很烦人，尤其是抗议中纠察队举着标语在我们住的公寓楼前走来走去，不过他们不是特别认真。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此后5年多时间里许多抗议活动的开始。

　　出现在报纸与期刊上的文章也像抗议活动一样烦人。例如，1976年1月《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智利的文章，题为《为智利经济症结所开的一剂烈药》，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我和阿诺德，其中毫无根据地公开指责我们与中央情报局有着“令人不快的关系”。1976年8月，曾经担任过智利驻美大使并在阿连德政府中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奥兰多·列特里尔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可怕的自由经济钟声》[5]。文章发表后不久，他在华盛顿被暗杀，这成了丑闻，激起了民愤，他也立即成了烈士。他的文章在《卫报》上重新刊登，也在许多其他报刊上转载，这毫不奇怪。

　　他至少愿意在阿连德政府试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形式中提供一个选择，但是刊登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文章与社论却连这点长处都没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处心积虑的，是卑鄙、肮脏、残忍的，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而只是暗示。文章说我们支持的是一个法西斯军政府，而这个政府以折磨人民为乐。文章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行的选择，有些思维敏锐的人可能已经提出建立，但是没有一位作者说出这种选择是什么。

　　这些公开攻击的特点是千篇一律，同时与抗议相伴。有一次我在旧金山俱乐部演讲时遇到了抗议活动，事后我们在街上捡到一张揉皱了的参加抗议的邀请函，上面日期和地点都是空白！在另一次抗议中我们明白了，不仅传单上的措辞而且参加者的面孔，无论在康奈尔、芝加哥、圣迭戈都是相同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了，对我们的抗议是世界范围内反对智利皮诺切特统治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更让我不快的是学术界表现出的怯懦。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其中一个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哈佛大学的兹维·格里切斯，他过去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他给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深红》(Crimson)写过几封精彩的信。但多数学者却躲躲闪闪，希望能站在“正确的”，即“进步的”一边，即使他们没有公开地谴责我。

　　阿诺德也饱受抗议之苦，但是不像对我的抗议那样频繁，尤其是在我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事实确实如此，甚至就像是克劳迪娅·罗塞特说的：“‘芝加哥男孩’……经常被说成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但是弗里德曼并不很了解他们，而且他对‘芝加哥男孩’在智利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直接影响。他们真正的指导者是阿诺德·哈伯格……他从1955年起就经常访问智利。”[6]她说的完全是准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听过我的课，少数参与过我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研究活动，但毫无疑问的是阿诺德与他们的关系比我密切。

　　我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与戈德华特与尼克松的关系，我在《新闻周刊》上主持的专栏，而获得诺贝尔奖更使我为公众所知，因而成为更有价值的攻击目标。

　　1976年10月14日宣布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催化剂是两封批评诺贝尔奖的信，这两封信发表在10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上，两封信的日期都是10月14日，都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每一封信都由两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一封由戴维·巴尔的摩和S·E·卢里亚签名，他们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另一封的一位签名人是乔治·瓦尔德，他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另一位签名者是莱纳斯·鲍林，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一次是化学奖，一次是和平奖。四位事务繁忙的科学家，在诺贝尔奖宣布几个小时内就做出反应，各自联合起来决定给《纽约时报》写信，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确实存在着无形的手。

　　我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的当天(1976年12月1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诺贝尔奖与诽谤》，社论中这样说：“假设有最微小的机会能枪毙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他还是秘密法西斯主义者和虐待狂，我们看到，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忍不住要扣动扳机。这一举动有强有力的冲击力，弗里德曼先生之谜在许多人心中已无法磨灭。但是任何人只要花些时间去了解真相都会明白，这些诽谤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时对左派的诽谤是一样的。”

　　诺贝尔奖庆典因为颁奖仪式上个别人的抗议而显得美中不足，而且发生了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参见第26章中的更全面讨论)。

　　因为我不是《纽约时报》的读者，所以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信刚刊登时我没有看到，但是很快我的朋友与反对者就提醒了我。几个月后，1977年5月22日，《纽约时报》又发表了后续文章，标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智利军政府及他们的合作》，其中包括我写给四位签名者的信、他们中的两个人的答复及我的复信。在此期间，《纽约时报》发表了争论双方的信，《华尔街日报》为我做了辩护。同时我也收到大量的信，既有表示仇视的，也有表示支持的，但是支持者比仇视者要多。

　　抗议并未随着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结束而结束。1977年9月，斯巴达克斯青年团还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议，当时我在康奈尔演讲，自由美国青年同盟也举行了反抗议。1977年11月，我在旧金山俱乐部发表演讲，题目为《自由麦卡锡主义》，我在演讲中讲了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应用于左派与右派的双重标准。与往常一样，演讲的同时伴随着小规模的抗议。

　　同样，1977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上，餐厅外面正举行抗议，而餐厅里面正在为我获得诺贝尔奖举行宴会。这次我和罗斯也是经厨房进去的。

　　除了因我获得诺贝尔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外，其他抗议的规模都比较小，最多只有几十个狂热分子。抗议者加起来也没有听众多，而听众一致站在我这边。这里引用一段报纸对我在斯坦福大学演讲的报道，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这类场合下的气氛：“星期二晚上，弗里德曼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演讲时，大约十几个和平的抗议者在会场外举着标语，唱着歌，一小群人在会场内对弗里德曼发出嘘声，而挤满会场的热情听众有1 100多人。”[7]

　　“休克疗法”的结果

　　与所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几乎完全一样，也正如我在智利的讲话中所预言的那样，放慢货币增长的最初结果是经济萎缩，这和1981~1982年时的美国一样。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里根总统的支持下，在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采取措施制止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滞胀，结果也出现了经济萎缩。随后，价格增长趋缓后，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这与预期的效果相符。1975年是智利经济严重萎缩的一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13%的比例下降。到1975年年底，价格增长率已降到一半，国内生产总值以年3%的比例增长。此后的5年，经济状况得到迅速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以年7.5%的比例增长。

　　引人注目的是对这些现象的不同反应。1978年，一位刚从智利访问回来的观察者写道：“阿连德时代我从智利收到的一封信这样说：‘我们就像是汉普蒂·邓普蒂②，谁能把我们再凑在一起？’我们在智利的所见所闻让我们对私有企业体制充满了信心。在被称为‘芝加哥男孩(或是弗里德曼男孩)’的群体的指导下，智利经济发生了神奇的转变，走出了混乱的绝境。”几乎与此同时，《底特律自由报》(Detroit Free Press)的一位专栏作家刚从智利访问返回，他写道：“(在智利实施的经济政策的)后果是公共教育、卫生及社会项目惨遭损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被颠覆。人们付出的代价是日趋严重的文盲、卫生问题、经济停滞与萎缩。”[8]同一件事可以说得完美无缺也可以一无是处！

　　到1981年，负面评论已大量消失，智利被广泛地称赞为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智利国内，公众也认可了经济政策，这表现在皮诺切特政府在对宪法的公民复决中获得了多数。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局因通货膨胀率下降和经济增长而欣喜若狂，在1979年决定将智利比索钉住美元③。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较低的两位数，这对美国是高通货膨胀率，但是低于智利。智利当局希望能用固定汇率将智利的通货膨胀率降到美国的水平。由于里根1981年开始实施的经济政策，通胀率的下降要比他们希望的快，里根的政策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因此，固定汇率给智利造成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其结果是严重的经济萎缩。国内生产总值1982年下降了13%，1983年下降了3.5%。固定汇率政策的制定者、财政部长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于1982年4月被免职，同年8月废除了固定汇率政策。

　　各界对智利的评论迅速反应出了上述变化。代替赞美经济奇迹文章的是这类文章：《流产的经济试验》，《弗里德曼主义在智利经济崩溃中难辞其咎》，《智利出什么问题了》[9]。

　　一旦废除固定汇率政策并允许汇率浮动，真正的经济增长又重新出现了。然而，严重的经济衰退产生了不良后果，这也是为什么1988年对皮诺切特政府全民公决的结果与1980年大不一样的原因之一。这次，民众抵制了皮诺切特的独裁。让许多批评智利的人吃惊的是，皮诺切特接受了人民的裁决，在1989年12月安排了总统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当选总统。新政府基本上继续执行由皮诺切特政府开始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最后的评价

　　1982年1月，我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以《自由市场经济与将军》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概括了我对智利发展的看法。我写道：

　　在智利，在以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之下，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得以推行，这引出了一种荒谬的说法：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事实并非如此。智利的情况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遵从规律的产物。军队实行等级制，其人员注重传统，有的人发号施令，有的人服从命令。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的。自由市场正好相反。它是自愿的，权力是分散的，它的座右铭是讨价还价而不是服从。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下而上的。

　　其他南美国家的军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也是独裁的，就像在政治领域里一样……

　　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通货膨胀率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降到10%。经过一段困难的过渡期，智利经济迅速发展，1976~198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实际工资与就业率迅速上升，而失业率下降。在取消出口补贴并将关税一律急速降到10%(多数汽车的暂时性高关税除外)之后，进出口出现波动。许多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汽车运输业及其他行业取消管制，并在中小学实行教育代金券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允许个人选择是参加政府的福利体系还是由私人提供养老金。

　　智利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政治奇迹。一个军政府支持改革，使国家的作用迅速减弱，将控制从由上而下改为由下而上。这一政治奇迹是一些非同寻常的形势造就的。1973年军队推翻了阿连德政权，然而该政权已造成了混乱，使人们不信任中央控制经济。在整顿形势的努力中，军队采纳了由一群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制定的综合经济计划……

　　智利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曾经因为自由市场政策获得成功而销声匿迹的反对者现在又开始大声疾呼，这在军队内外都有。

　　暂时的阻碍很快就可能克服，但是我预言，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据军政府宣布这也是它的愿望。经济自由迟早将会屈从于军队的独裁，而且这种局面可能很快到来。(新闻周刊公司，1981年版。版权所有，获准使用)

　　对智利来说幸运的是，军事独裁政权已由民选政府所替代。

　　古莫辛多·鲁伊斯在1977年在西班牙文报纸《先锋报》(Vanguardia)上发表的一篇严厉批评智利的文章中得出结论：“真正能证明芝加哥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与政党)。也就是说，惟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10]

　　正如我所写的，在“芝加哥男孩”获得授权20多年后，效果已是有目共睹。从1973~1995年，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半还要多，通货膨胀率从500%降到8%，婴儿死亡率从6.6%降至1.3%，预期寿命从64岁升至73岁[11]。随着政权由军队转到选举的政府手中，真正的政治自由也得到恢复。智利确实做到了“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

　　注释

　　[1] Rosett,ooking Back on Chile,?pp. 25-26.

　　[2]后面的所有未注明的引文都引自我当时口述的笔记，但不是在智利而几天后在斐济岛的斐济饭店，我们在那里短期休息后前往澳大利亚。

　　[3]此后的几年里我还几次写信给他，请他宽大和释放犯人，这些人的案件引起了我的注意。

　　[4] 1975年12月我在杨百翰大学做过基本类似的演讲，“The Fragility of Freedom”，并出版了经修订的版本，“The Line We Dare Not Cross”载Encounter(November 1976, pp.8-14)。并以“The Path We Dare Not Tabe”为题出版过节选。载Reader Digest( March 1977, pp. 110-15)。

　　[5] Orlando Letelier,conomic‘Freedom Awful Toll,?The Nation, August 28, 1976, p. 137.

　　[6] Rosett,ooking Back on Chile,p. 25.

　　[7] San Jose Mercury News, February 11, 1978, p. 3b.

　　[8]第一段引自：Robert and Frances Tracy,“Chile Revisited,?( June 22, 1978)。第二段引自：Maryann Mahaffey,hile Suffers in Friedman Economy,?Detroit Free Press(July 3, 1978, p.9A).

　　[9]第一篇：Claudia Rosett, New York Time( July 3, 1983)；第二篇：Steven K. Beckner, Washington Times(August 18, 1983)；第三篇：Larry A. Sjaastad, National Review(September 16, 1983)。

　　[10] Vanguardia, March 1977,由格洛丽亚·瓦伦丁翻译。

　　[11]我感谢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为我提供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