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为尼克松总统与里根总统做顾问

　　理查德·M·尼克松

　　{米尔顿}艾森豪威尔任期的最后一年，艾伦·沃利斯担任了总统的特别助理，在稳定物价及发展经济的政府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副总统尼克松。在艾伦的安排下，我与尼克松有一次长谈。我已经记不得我们讨论的起因或题目了，但是清楚地记得，我对尼克松的印象很好。他非常聪明，在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抽象理念时理解能力很强。他学识 渊博，喜欢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讨论，不管他起初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些观点。他的性格也容易与人相处。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期间，对阿瑟·伯恩斯评价很高，阿瑟当时担任艾森豪威尔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1968年竞选活动初期，尼克松请阿瑟担任竞选期间的“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邀请我参加这个委员会[1]。

　　顾问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项目小组，致力于研究不同的课题，大约共有20个小组、150人参加了研究，许多人来自学术界。组织这些小组不是为竞选，而是为当选后的政府提前制定规划。挑选参与者时并不考虑党派，虽然多数人属于共和党。各小组对安排给他们的任务都非常认真，完成的报告对新政府非常有用。选举结束后，尼克松会见了所有的小组成员，会见中各组组长陈述了本组的研究结果。

　　回顾往事，也许这些项目小组所做研究的最重要和最积极的作用是让尼克松注意到乔治·舒尔茨，使他开始了不同寻常的公职生涯。我们请他领导劳工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他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长期从事劳工谈判工作，当时正巧在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他的小组工作得非常出色，他就小组研究结果做的陈述也让人印象深刻，尼克松因此请他担任劳工部部长，乔治接受了这个职务。一年后尼克松又请他担任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主管。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两年，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兼总统助理。1974年尼克松辞职时，他离开政府。他离职时两袖清风，这在尼克松政府的高官中为数不多。在私人企业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罗纳德·里根的重要顾问，并在1982~1989年担任国务卿，总之非常成功。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位非职业政治家能获得总统提名并取得选举胜利，乔治会是一位出色的总统。在他开始他的公职生涯时，我曾经发挥过一点作用，我一直为此感到骄傲。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要提到他。

　　选举结束后，我与尼克松在他位于纽约的临时指挥部皮埃尔饭店会面，我交给他一份备忘录，日期是1968年10月15日，题目是《解决美国收支平衡问题的方案》，其中说：“新政府最初的几个星期将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使美元自由兑换，从而消除未来几年内收支平衡问题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束缚。”我在备忘录中继续谈道：“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我建议的)措施，新总统及其政府成员将不可避免地要就黄金及汇率问题发表声明并承担义务，采取此类政策必将变得非常困难，除非出现严重危机。”这显然是我做出的最好的预测之一[2]。我认为尼克松没有采用我的建议是因为阿瑟·伯恩斯不同意。他是尼克松的高级顾问，尼克松正准备任命他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长时间讨论中，我没能说服他接受我的观点。

　　我的备忘录中主要的特别措施是取消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所有限制，也取消商业银行对国外贷款的所有限制，并宣布：“美国将不再进行黄金交易。”最后，最重要的是：“美国将不再从事以影响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兑换汇率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既不将汇率钉在固定水平上，也不操纵汇率。”正如我当时预测的，总统迫于压力在1971年8月15日采取了基本上相同的措施，但是形势已经比以前严峻多了。

　　1970年年中，我会见了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约翰·康纳利。我交给他一份这个备忘录的副本，并说：“这是我两年前为你写的备忘录。”

　　尼克松想任命阿瑟·伯恩斯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比尔·马丁的任期还有一年，他拒绝辞职。尼克松便任命阿瑟担任总统顾问，作为下一年任命他担任委员会主席前的一个临时职位。马丁·安德森担任阿瑟的助理。还有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他现在是民主党纽约州参议员，虽然长期是民主党人，但是当时也进入白宫担任顾问。我提到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在尼克松所实施的两项新政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我也参与了这两项政策的制定。一项非常成功，另一项失败了。

　　志愿兵役制

　　第一项是中止征兵制。这是我多年来公开表示赞成的，最早是在沃巴什举行的讲座上和《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提出的。1966年，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索尔·塔克斯和一些同事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次为期4天的会议，讨论征兵制(1966年12月4~7日)。会议邀请了74位与会者，包括对征兵制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的代表，这些人都就此问题写过论文或是发表过演讲，此外还有一些学生。会议就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进行。会议对公众开放，惟一的限制是会场座位。正如索尔·塔克斯在后来整理出版的会议记录的前言中所说的：“这次会议召开时，选征兵役系统在大学范围内备受谴责，国会及政府也在严密审查这项制度的合理性。因此，会议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兴趣……会议本身非常令人兴奋，会场外面是以‘我们不去’为主题的学生集会，会场内是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3]

　　沃尔特·奥伊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最有说服力的，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沃尔特患有眼疾，视力逐渐减退导致失明。他从学校毕业时，已经完全失明，需要求助于导盲犬。尽管如此，他刻苦努力，获得了出色的专业成就，成为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他对军队的人员招募制度产生了兴趣，并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坚决反对征兵制。会议上，他提交了一篇有说服力的论文，从原则及实施可能性两个方面论述了中止征兵制的理由。他的发言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他双目失明，却准备并提交了这样一篇有说服力的、论证严密、资料翔实的论文，他的非凡能力实在令人钦佩。他旗帜鲜明地对征兵制进行了道德谴责，但其中绝无一己私利。我认为这是会议的高潮。

　　我参加过许多会议，但是从来没有一次会议像这次会议那样给与会者如此大的影响。会议开始时的民意测验显示，2/3的人赞成征兵制，而到了会议结束时已有2/3的人反对征兵制。我相信，这次会议是为中止征兵制而奋斗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

　　尼克松长期以来都支持征兵制。马丁·安德森是尼克松的亲密助手和支持者，他当时正在为尚未正式启动的总统竞选制定政策。他写道：

　　为尼克松准备的17页的备忘录就中止征兵制实行志愿兵役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论据，正反两面都有。

　　尼克松读了这份备忘录。他说“很有意思”，而且表示愿意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1967年11月17日，尼克松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华盛顿返回纽约……和他同行的是……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随着(采访的)进行，(记者)突然改变了话题，“你将如何处理征兵制？”他问，他知道尼克松曾经公开表示过支持……征兵制……

　　尼克松笑了笑，平静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中止征兵制，实行志愿兵役制。”[4]

　　在竞选活动的后期，尼克松发表了支持志愿兵役制的文章，并在主要的竞选演讲中表示他支持志愿兵役制。

　　但是尼克松总统的政策在共和党中并不是多数人的观点，他能写进1968年共和党纲领中的仅仅是：“当军队的人力需求有可能适当减少时，我们将以选征兵役系统作为备选方案，并通过恰当的报酬及职业激励推行志愿兵役制。”[5]

　　1969年3月27日，尼克松总统就职不到三个月后就宣布建立“以前国防部长小托马斯·S·盖茨为主席的志愿兵役制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15人组成。盖茨当时是摩根信托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马丁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并被委派负责志愿兵役制，他在推荐委员会成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5名委员中，5名宣布支持征兵制，5名宣布反对征兵制，5名没有表态[6]。

　　大多数总统委员会或国会委员会都在处理政治上的棘手问题。他们举行听证会，准备报告，然后就不再过问。然而，这次注定是一个例外。这次，委员会需要为现任总统提供思想上、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从而使政策得以推行。委员会履行了自己的职能，1970年2月20日提交了最后报告。征兵制在1973年1月27日中止。

　　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专门小组搜集证据，组织听证会，从事委员会希望的特定题目的研究。艾伦·沃利斯和我一样是委员会成员，威廉·梅克林担任委员会的执行主任。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他组织了一个能干的小组，沃尔特·奥伊是他们中最能干的一员。

　　正如汤姆向总统转交我们的最后报告时所说的，我们开了“许多正式会议，总共有100多个小时，通常是周末在华盛顿开会。除此之外，委员会成员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勤奋工作，阅读小组成员起草的数百页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研究并考察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7]盖茨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开放的、公正的主席，他逐渐改变立场并成为志愿兵役制的坚定支持者。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另外两位来自军界的人身上—阿尔·格伦瑟和劳里斯·诺斯塔德。虽然开始时各种意见势均力敌，但是我们最后递交了意见一致的报告，只有罗伊·威尔金斯因为生病不能参加最后三个月的工作，因而决定弃权。汤姆·盖茨在递交信中说：

　　我们一致认为，就国家利益而言，由有效的备用征兵制支持的志愿兵役制要比实施一种志愿兵役制与征兵制相混合的制度更有利。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向这个方向转变，首先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改善现有的第一期服役时报酬不合理的问题。

　　我们相信志愿兵役制不会损害国家安全，而且我们认为它将对我们的军队和社会的其他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8]

　　我们最后的报告同时由商业性出版社和政府印刷局出版。

　　观点的转变之所以能从一开始的缓慢变化到最后达成完全一致，是因为证据的力量—小组成员完成的一系列高水平的报告、赞成者与反对者在听证会上的论证和我们自己的讨论。多年来在对美国的征兵制所进行的讨论中，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反对征兵制的人因为证据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倒是许多赞成征兵制的人在了解了证据后，改变了的观点。

　　盖茨作为主席，在递交给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向公众代表广泛征求了意见，也征求了相关利益组织及兵役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军队高级官员的意见。”

　　在我看来，咨询过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是美军驻越南最高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在听证会上的发言。“我想他当时是陆军参谋长，也出席了听证会。他和几乎所有出席听证会的军人一样，在证词中反对志愿兵役制。在听证过程中，他表示不愿意指挥一支惟利是图的雇佣军。我打断他说：‘将军，你更愿意指挥一支奴隶军队，是吗？’他挺直身体说：‘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我们应征入伍的爱国者说成是奴隶。’我回答说：‘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我们爱国的志愿者说成是惟利是图的雇佣军。’我继续说：‘如果他们惟利是图，那么，先生，我就是一个惟利是图的教授，而你，就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将军。惟利是图的医生为我们看病，我们聘请的是惟利是图的律师，从惟利是图的商贩处买肉。’”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这位将军说惟利是图[9]。

　　在共同努力中委员们产生了友情，我和三位素昧平生的委员成了好友，他们是：阿尔·格伦瑟、克劳福德·格林沃尔德和史蒂夫·赫比茨。格伦瑟思维敏捷、性格开朗，他对范围广泛的各种议题都有兴趣，而且有能力深入探讨这些议题。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我们在委员会工作结束后的很多年中一直通信。

　　克劳福德所受的是化学专业的教育，无疑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商人。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没有杜邦血统的杜邦公司领导人，他是与杜邦家的人结婚而成为家族成员的。他对拍摄美丽的蜂鸟十分着迷，为此走遍世界各地，并出版了受到高度评价的图片集。他有广泛的兴趣，并多年担任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我们经常一起参加这个学会在费城召开的会议。

　　史蒂夫·赫比茨是一位年近30岁的法律专业的学生，他曾经在国会工作过几年，因此对征兵制的争论产生了兴趣。他被作为青年代表任命为委员，并做出积极贡献。报告完成后他又在国防部工作了几年，协助完成政策过渡。他后来被西格拉姆公司雇用，并迅速升到高级管理职位。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在我所参与的公共政策活动中没有一项像志愿兵役制这样让我满意。十几年来我一直为此做演讲、写文章。担任委员使我能够更直接地为终止征兵制做出贡献，这项工作在学术上富于激励，于个人也有收获。总的来说，这项工作成功了。它不仅是从立法角度结束了征兵制，更重要的是各界普遍认为志愿兵役制在20多年的实践中体现了我们在报告中所宣扬的有利之处。显然，政策颁布的时机恰到好处，舆论也转为反对征兵制。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委员会报告及报告中所提供的证据，终止征兵制的政策不会推行得如此之快。

　　家庭援助计划

　　尼克松基于我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的负所得税设想进行了改良，提出了相关方案。这是我参与制定的第二项政策，但这一次我参与得比较少。提交国会的方案主要是由帕特·莫伊尼汉起草的，马丁·安德森和阿瑟·伯恩斯，当然还有尼克松本人，都参与了起草工作。我与帕特、阿瑟和马丁讨论过方案，但是我没有起多少作用。我确实支持最初的方案，这个方案被定名为“家庭援助计划”。但是当这个方案进入国会批准所要求的政治程序后，我对它不再抱任何幻想，正如我在1970年5月18日的《新闻周刊》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说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支持福利改革议案，并且为福利改革制定过总原则，现在这个议案正在国会讨论。但是我将对已在众议院通过的那个议案版本投反对票……计划中的改革的主要思想是要让人们在享受福利的同时，也要有能够使之自立的机会与激励措施。问题在于由政府提出并在众议院通过的议案与这一设想并不一致。相反，对大多数领救济金的人而言，这个议案比现行福利制度还要缺少激励措施……这个议案偏离了改革的初衷。

　　最初的设想是要取消食品券，根据每多挣1美元就减少50美分的比例，减少救济金的数额。但是在国会通过时，食品券又恢复了，而且每多挣1美元减少的救济金数额要多于50美分。到了最高的收入等级，一个领取救济金的人每多挣1美元就可能失去多于1美元的救济金，因此“许多家庭最好少挣钱而不是多挣钱”。现在已经过去1/4个世纪了，福利改革又重新成为头条新闻，我的专栏文章的最后一段具有预言性：“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我们曾经扼制了救济人数的无情攀升，让那依赖救济的不幸的人们有机会脱离救济成为独立的、有责任心的人。如果由于政府的无能或是政治摩擦而坐失良机，这将是一个悲剧。”

　　有趣的是竞选中尼克松接受电视采访时，有人问他：

　　(我对实施负所得税政策的提案)对你所批评的现行福利制度是否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性选择……

　　尼克松先生说：不，我不这样认为，但是我希望它是。顺便说一句，我对米尔顿·弗里德曼非常敬重。

　　在他当选后，他支持负所得税政策，而我却反对它了！

　　白宫研究员委员会

　　1971年初，尼克松总统任命我为白宫研究员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由约翰逊总统建立的项目，现在还在继续。每年要举行一次选拔，23~35岁的公民无论男女都可以参加。要从中挑选出15~20名年轻人获得一年的研究员资格，担任总统、副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助理。争取研究员资格的选拔吸引了来自各阶层的人。由地方委员会先挑选出大约35名候选人进入决赛，他们和委员会的15名成员共度一个周末，委员的配偶也可以参加，聚会地点是位于弗吉尼亚州艾尔利的一处属于政府的房产。委员会从决赛者中选出最后的研究员。一个常设办公室负责安排会见与旅行，以帮助研究员为政府官员工作。这是一个值得一争的奖励。

　　在我工作的三年里，研究员都是一些令人难忘的青年男女，来自各领域，包括商业、教育、军队及政府部门，以及独立执业人士。参加了三次选拔后，我在1973年10月辞职时写给尼克松总统的信中说：“你给我的在这个委员会服务的机会对我是一次极有收获的经历。它重新唤起了我对这个国家青年男女的素质、人品与能力的信心。”

　　来自军队的候选人的素质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科林·鲍威尔是我们挑选的白宫研究员，在里根总统授予我自由勋章时他提醒我，我才想起来。亨利·西斯内罗斯是我想起来的另一个研究员的名字，他后来是圣安东尼奥市的市长，担任过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几乎所有的白宫研究员都因此获得了良好的职业前途。

　　所有入选决赛的候选人的素质都非常好，以至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密集型挑选程序作用甚微，所选中的半数人纯属运气。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

　　限制工资与物价

　　我认为尼克松1971年8月15日所实施的对工资与物价的限制对这个国家所造成的损害，要比后来导致他辞职的行为更严重，而且这也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物价管理署的律师时起就一直反对的政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短期实行物价限制的结果是什么？1971年8月15日实施的物价限制是政治上的需要，短期内大受拥护，但是我认为从长远考虑这是一个错误。做任何事情都要承担后果，背离正常的经济运转规律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0]

　　以尼克松的观点，何为政治需要？英国要求以法定35美元1盎司(1盎司=28.35克)的价格进行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这“迫使我们迅速加快我们的经济时间表”[11]。显而易见的对策是关闭黄金窗口，让美元随之浮动，这是我将近三年前建议的措施。

　　但是简单地关闭黄金窗口将被舆论及新闻界视为负面的和被动的措施，报纸头条标题会是《尼克松让美国放弃金本位》。在我看来，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总统才决定接受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早先建议的，目的是用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在经济战线打一场全面战争，包括实行全面限制工资与物价的措施”，即使如此，康纳利在6个星期前还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说：“不会有……强制性的工资与物价限制。”

　　8月13~15日在戴维营的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接受这个计划，尼克松说：

　　对于冻结工资物价及其他国内措施，虽然也有人表示怀疑，但是支持这些措施的人相对多一些……同时也同意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是最坚决的反对者，他希望我能再等等……

　　我历来重视伯恩斯的观点，因为我敬重他超人的智慧，因为他永远从实际出发。他曾经对我说他坚持的原则是：“告诉总统他需要听的，而不是他想要听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我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这是其中之一。我决定关闭黄金窗口，让美元浮动。随着事情的进展，这个决定成为一件好事，引出了我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的经济计划[12]。

　　阿瑟在汇率上的观点始终没变，但是这次尼克松没有听他的。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并没有将阿瑟作为冻结工资与物价的反对者而记录在案，但是阿瑟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限制工资与物价政策的最激烈、最公开的批评者。但是他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后，态度变得缓和了。1971年春天，他发表了一次有影响的讲话，提出自愿控制在某些情况下是可取的。这个讲话给了企业家自由，让他们能公开建议限制物价与工资。他们无疑期望对工资的控制要比对物价的控制更严格，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这证明了一句老话：“进什么庙，念什么经。”

　　8月15日后，我为《新闻周刊》写的第一篇专栏文章的题目是《为什么冻结物价与工资是一个错误》(1971年8月30日)。当年我写了三篇专栏文章，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批评限制政策。

　　出售公债

　　1959年10月30日我在保罗·道格拉斯担任主席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出席听证会时，批评了现行的拍卖(公债)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是自欺欺人。我建议改为后来众所周知的降价式拍卖方式。我最初的建议虽然在专业杂志上引起了短暂而热烈的讨论，但是对财政部的政策没有任何影响。1972年，当乔治·舒尔茨担任财政部长，杰克·贝内特担任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时，我才有机会劝说他们试验一下以降价方式拍卖某些长期证券。这个试验于1974年结束，这时威廉·西蒙成为财政部长。西蒙有着令人称赞的素质，但他不久前还是华尔街的证券商，不可能欢迎职业公债经纪人强烈反对的试验。

　　两位在财政部工作的经济学家后来对用降价式拍卖方式和用标准程序出售的两种可比证券的操作情况做了对比与评估。结果明白无误，财政部在降价式拍卖中得到了更好的收益……

　　作者将他们的文章投到专业杂志，杂志同意发表。但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财政部拒绝授权发表，直到1979年才同意授权(但是论文还是没有发表)。

　　杰克·贝内特离开财政部后，返回埃克森公司，他在那里进行了最低限度的降价式拍卖，以还清埃克森的债务。这种做法从此传播开来，不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13]。

　　1991年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指控操纵财政部拍卖证券，后来他们承认确有此事。这让我重新关注起自己很久前提出的方案，并因此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上面的引文。在巨大压力下，财政部根据降价式拍卖方式修改了原有拍卖方式，但是我不知道到底修改到了什么程度。

　　总之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却最有启发性。它说明人品很重要。如果乔治·舒尔茨还是财政部长，我相信拍卖证券的方式早就彻底改革了。一个好的设想也许会被忽视，但是不会消失。这件事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政府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技术性问题上，都会如此僵化。

　　椭圆型办公室会见

　　1970~1971年，我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与尼克松有过四次会面。他对经济实情与可选政策了如指掌，没有理由怀疑我以前对他的智力与知识所做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他绝不说粗话，完全不像他的政敌指责的那样。

　　有两次会见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因为它们加深了1968年尼克松竞选时在加州米申湾会议上给我留下的印象：他随时准备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他有一次在与他的顾问讨论时，表示对支持纺织品保护措施非常犹豫。他的理由完全是政治上的：他相信他在纺织品保护措施方面的立场将决定是否能得到南方几个州的选票。他并没有请教顾问，因为他知道他的做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1971年6月我与他在椭圆型办公室会见时，他希望我说服阿瑟同意授意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货币供应的速度加快。我对此表示反对。我说，加快货币增长不可取，因为这将导致今后的通货膨胀。尼克松表示同意，但是他说，这首先将促进经济增长，在1972年大选前确保经济发展。我回答说，也许不值得以今后的严重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赢得大选。尼克松这样说：“我们担心的是它在何时发生。”

　　1971年9月，在尼克松实施工资与物价限制后，我和舒尔茨与他一起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当时我已准备离职，所以尼克松表示限制工资与物价是个不正常政策，要尽快取消，然后又说：“不要因为这个不正常的政策而责备乔治(当时他正负责限制工资与物价政策)。”我记得，我的回答是这样：“我不责备乔治，我责备你，总统先生。”为了弄清我的记忆是否准确，或者我是否不恰当地修饰了这件事使之对我有利，我询问了国家档案馆是否有可能得到臭名昭著的“尼克松录音带”中这部分的记录。他们做出了得体的答复，列出了我与尼克松总统会见的日期，但是说明这部分录音带“还没有解密”。

　　另一件我记得的发生在米申湾会议上的事体现了尼克松的分裂人格。在我们和他会面的那几天里，他沉着冷静，不苛言笑，和他进行的讨论很像大学教授间的深入研讨。下午晚些时候是为新闻界举行的烧烤，这时出现的尼克松完全是另一个人：快乐随便，嘻嘻哈哈，挥舞着胳膊，热情洋溢，完全不是当天早些时候看到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当然我们认为这是装出来的，当天早晨我们见到的那个尼克松，或是将近10年前我见到的那个尼克松才是真实的尼克松。但是谁知道呢？

　　1968年我坚定地支持尼克松，1972年却不那么坚定了，但是我仍然投了他的票。现在回顾往事，我必须承认，我对这种支持是否合理表示怀疑。几乎没有一位总统曾经表示过与我一样的哲学观点；高智商的总统虽然有但也不多，而且表演能掩盖言辞与能力。限制工资与物价虽不是惟一的但却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尽管舆论认为尼克松主张小政府，主张政府少实行干预，但是联邦政府开支在他离任时与他就任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一样的。重新检验证据后我吃惊地发现，联邦管制活动的激增始于尼克松时期。尽管他被认为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但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建立了环境保护局(EPA)及其他常设机构，这些机构有：职业安全及健康管理局(OSHA)、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法律服务委员会(LSC)与能源部。此外，又以平等就业委员会(EEOC)取代约翰逊总统此前建立的职权范围较小的同类机构。在联邦公报的政府立法记录中，1968年联邦规定有2万项，到1974年增至4.6万项，尼克松正是在这一年辞职的。

　　从积极的方面说，尼克松提出了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从总体上说也是有成就的，而且正是他结束了征兵制。他的执政记录和他的人品一样，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是一个内向(甚至应该说是腼腆)的人，但是他一生中的多数时间生活在公众的注视下。他极富野心，但是似乎随时准备为了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而放弃自己信誓旦旦的原则，不过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这么严重。最后再举一个说明他复杂个性的例子，尽管我公开抨击他的限制工资与物价的政策，当我1972年12月到梅奥诊所做心脏搭桥手术时，他曾亲自打电话给我的主刀医生华莱士，表示他对我的关心。从个人角度，我感激尼克松总统给我的机会和对我表示的好意。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反尼克松的势力团体。相反，我认为他的天赋从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我非常同情他由于超常的傲慢与野心而让自己深受折磨。

　　罗纳德·里根

　　我第一次见到里根是在1967年，当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客座教授，他刚成为该州的州长。我在第15章提到过，我是由亨利·索尔瓦托利介绍，到里根家里和他会面，亨利是里根助理班子的成员，在帮助里根竞选州长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会见很愉快，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全面而详尽地讨论了教育经费问题。当时有人建议提高州立大学学费，作为州长他有点儿犹豫不决。反对者声势浩大，但是让我高兴的是，里根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不提高学费对那些纳了税而又没有进州立大学的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是为进入了州立大学的人所享受的优惠付了钱。他同时也意识到应该给那些小学学生的家长更多的择校机会。

　　我多年后从我的朋友萨姆·赫斯本兹处得知，我与里根之间还有另一种联系。萨姆当时参与共和党的政策制定。在里根竞选州长期间，一次午餐会上，里根稍微早到了一会儿，当萨姆出来引领他去午餐会时，发现他正在读一本平装书，他迅速将书放进口袋里。萨姆说，这本书是《资本主义与自由》。

　　此后不久，里根说他想要颁布一个宪法修正案，限制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年法定开支的总额。他指派办公室的卢·尤勒草拟一个提案。卢便组织了一个小组草拟提案，并请我合作。由此我开始参与拟定限制开支修正案的工作，加利福尼亚州和联邦政府接受了这个提案。

　　经过努力后，提案于1973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投票。当时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州，里根希望开展宣传活动以促使提案通过。1972年12月我在梅奥诊所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后，到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休养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卢来看望我，问我到2月中旬能否康复，陪里根参加争取提案通过的巡回宣传活动。结果是我康复了。陪同里根的这次经历相当难忘。我们乘坐小型私人飞机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在各处召开记者招待会宣传提案。在旅行间隙，里根坦率地谈到他的生活与观点，我因此更深入地了解了他。在洛杉矶的大型记者招待会结束时，有人问我是否会支持里根参加1976年的总统竞选，我说我会。

　　这个提案在后来的投票中以微弱的差距被否决，但是它引发了一场日益壮大的运动(参见第21章)。

　　1976年，里根与杰拉尔德·福特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他起步很晚，最后失败了。1977年11月，我在希伯来大学之友的晚宴上获得斯科普斯奖，里根和南希是这次晚宴的嘉宾，里根还发表了讲话。我们走到前台就坐，背后是典型的好莱坞式铜管乐队，我对里根说：“它应该演奏‘向总统致敬’。”里根笑了笑，南希则显得极为失望，她的表情让我和罗斯第一次意识到她对总统职位抱有多么大的野心。

　　1980年，里根很早就开始了他的竞选活动，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先是获得提名，最终当选总统。里根的首席研究人员是马丁·安德森，我和他接触频繁。1980年里根建立了一个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一个他一旦当选可以实施的计划。他请乔治·舒尔茨担任主席，而我成为13名委员会成员之一。[14]他同时建立了其他政策的顾问小组，不过我和他们没有什么接触。

　　组建一个这样的小组预先制定计划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多年来，我深有感触的是这对一个新政府能否成功是多么重要。一届政府的蜜月时间是有限的，在其任期内的第一年就会遇到严重冲击，甚至在头几个月。里根就是这样，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是这样，两个人的第一届任期都是充满风雨的。与之相反的是贝京，1977年他在一次大动乱中意外地当选以色列总理，但是由于没有预先制定好的计划，政绩甚微。

　　我们这个协调小组在选举前不定期开会，就不同方面政策的草案交换意见。11月16日，即过渡期的初期，我们与已当选的里根总统会面，与他讨论草案，并交给他一份最后的报告，题为《里根政府的经济战略》。里根一就职便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并着手实施。但是我并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建议，还是因为他选择的顾问人员与他的观点一致。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我们建议他“立即行使总统权力，取消对原油与石油产品的价格限制”，而这的确是他就任后最早采取的政策之一。

　　大选前夜，我和罗斯与舒尔茨一起吃晚饭，收听大选结果，以便完成最终的报告草案。当晚结果就出来了，我们为胜利而狂喜，按照事先约定，BBC电台给我和舒尔茨打了电话，让我们参加电话讨论，主题是“白宫倒计时”。这时加利福尼亚时间已是深夜(英国时间已是午夜)。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据说可能会参加讨论(此时玛格丽特·撒切尔已取代他成为保守党领袖)，但是讨论到一半时他才进来。此前我见过希思两次，一次是在白宫晚宴上，那是我和罗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白宫晚宴，[15]晚宴是为希思举行的。第二次是我们在英国时，正是在他的首相任期内。两次会面他都非常友好，也热衷于谈论政策问题。这次却非常不一样。很明显，他已经离开了政治工作，而且深受这一改变的影响。他对里根的崛起感到不快，正如当初撒切尔的崛起一样。他对撒切尔和她的顾问，也包括我在内，发起了攻击，非常无礼。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应的了，只记得我很震惊。节目主持人极力想让希思消气，态度和缓一些，但是没有什么用，他后来向我表示歉意。希思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我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虽然我受到的公开谴责来自另一大陆，但是还是很不愉快，这一事实有力地揭示了政治斗争中发泄出来的某种情绪。同样感情用事的反应几年后又在美国舆论对里根及其顾问的攻击中重现。我猜想，布什也有同样的反应，不过要和缓一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当选总统后，要尽力摆脱里根的影响。

　　我认为里根选择布什做副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错误。我认为这不仅对于竞选而且对于他担任总统来说，都是最糟糕的决定。我支持的候选人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如果选择他，我认为他会继里根之后成为总统，而令人遗憾的布什-克林顿时期就不会出现。有一个与此有关的有趣插曲。拉姆斯菲尔德离开政府后，担任了赛尔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一天在芝加哥，共和党提名大会之前，我在电梯上遇见赛尔先生。我向他说起我对拉姆斯菲尔德的高度评价，并表示我希望里根能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赛尔先生强烈反对，他说，他不能承受失去拉姆斯菲尔德的后果。

　　大选结束后，里根在其国内政策顾问马丁·安德森的建议下，建立了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PEPAB)，他请我参加这个班子[16]。委员会由12名经济学家组成，所有的人都没有在政府任过职，虽然多数人都曾经为政府工作过。我们所有的人都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虽然有时会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的分歧，而且我们享有独立思考者的声誉，可以自由表达我们的观点，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总统的意见。简而言之，我们不是言听计从的人。

　　乔治·舒尔茨是第一任主席。1982年他被任命为国务卿后，由花旗银行主席沃尔特·里斯顿担任主席，直到里根任期结束①。马丁·安德森担任了两年总统政策分析特别助理，组建了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然后又负责安排我们的会议，直到他离开白宫。他后来也成为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除此之外，在里根的八年总统任期内，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只有一次人事变动[17]。

　　“在关键性的第一年里，里根总统与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有过6次见面，每一次会见都进一步坚定了他长期以来持有的经济政策观点。”[18]每次会见之前，先后担任主席的乔治·舒尔茨和沃尔特·里斯顿都会通知我们总统有兴趣讨论的主要议题，并请与会委员就这些问题准备一个简短的分析，在会见前传阅，然后我们到白宫与总统会见。会见一般是在上午10:00，为的是让坐飞机从纽约来的委员有时间赶到这里，然后我们先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讨论这些问题，争取达到一致或是澄清分歧所在。然后与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会合，包括副总统布什、白宫办公室主任(在第一次任期内是詹姆斯·贝克，第二次任期内是唐纳德·里甘)，在第一次任期内，随行人员还有埃德·米斯和詹姆斯·迪弗。经常会有对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兴趣的其他官员参加会见，他们偶而会和我们讨论，一般只是旁听[19]。

　　副总统布什几乎永远是里根总统参加会议的随行人员之一，我不记得他曾对会议讨论的内容发表过任何评论。我和他的接触仅仅是互道你好与再见。我理解他这样做是严格遵循例行的副总统职责，但是在热烈的讨论中这并不让里根高兴。这意味着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因此在他成为总统后全面推翻里根经济学时，我对此毫无准备[20]。

　　总统加入后，主席先简要介绍委员会就将要讨论的议题，然后由总统主持讨论。我们非常自由地讨论一小时左右，然后是非正式的三明治午餐，总统很不少参加，偶尔也会有很正式的午餐，这时总统就会参加。

　　里根非常喜欢会见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许多委员是他的老朋友，当他在罗斯福房间或是内阁房间和他们一起讨论时，他就会眼睛发亮，满面春风。他们的工作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让他确信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他们让他坚决反对任何增税计划，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催促他削减联邦开支，是他们推行了减少限制的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是，正是他们当面赞扬他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为美国经济复苏做出的努力……

　　这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意见受到高度尊重……

　　他们的作用在第一年任期要结束时非常重要，因为里根的许多高级顾问，包括斯托克曼、贝克和里甘，迫于预算赤字增长的压力，要求他改变反对增税的强硬态度。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当面向总统保证，正确的是他，而不是要求增税的顾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威廉·西蒙—这两位里根最欣赏的经济学家，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21]。

　　对那些总统要求我们讨论的议题，虽然不总能得出最终的结论，但是总统总是渴望听到不同观点并希望了解更多的论据。在头几年中，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税收政策是经常的主题，这可以理解。里根的货币知识非常丰富，他理解货币增长在经济中的主导性影响，因此完全明白通货紧缩政策的最初冲击会造成经济萎缩，而且可能是相当严重的经济萎缩，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为了得到降低通货膨胀带来的长期收益，他决心要这样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虽然在紧缩程度上有某些分歧。

　　我怀疑自罗斯福总统以后，还有哪位总统能采取与里根相同的举措。白宫的标准做法是在刚刚出现失业增长的迹象时就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放松货币供应限制，而不是从长远考虑(我自己在尼克松政府的经历就是见证)。里根拒绝这样做，而是鼓励保罗·沃尔克坚持限制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膨胀。其结果正是我们预见的：最初的冲击是1981年和1982年的严重经济萎缩，在此期间，里根在民意测验中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随后，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当1982年联邦储备委员会放松对货币发行量的限制后，经济开始增长。而通货膨胀率在下降一半后，又轻度上升，然后继续下降。公众支持随之反弹，1984年，里根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踏上了政治坦途。这说起来看似简单，但是做起来并非如此。里根不仅要继续面对政治短期利益的压力，而且要面对当时广为流传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我和其他委员都激烈地批评联邦储备委员会出尔反尔的做法，这种做法使得货币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通过货币紧缩可以扼制通货膨胀，为此值得遭受一次经济萎缩。我毫不怀疑是我们的支持鼓励了里根。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疑，尽管他有坚定的原则性及坚持原则的意愿，这能否对他后来实施的政策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所谓的日本进口汽车“自愿”配额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他反对我们的建议，同时也违背了他自己支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汽车制造商在作为主要出口商，并占据着美国国内市场时，曾经热情地捍卫自由贸易。但是当高质量而价格又相对较低的日本进口汽车抢占了他们原有的美国国内市场时，这些汽车制造商中的大多数便向华盛顿求助。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建议限制对美国的汽车进口，我相信这是他与日本政府经过谈判后达成的一致意见。

　　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所有委员，还有政府中的所有经济学家，都反对这样一个协定。我当时既吃惊又失望，因为里根竟然一意孤行。他的政治顾问和鲍德里奇的理由是：“自愿”配额是一个较小祸害，如果得不到批准，国会将通过更强硬的法案，为美国的汽车销售市场设定市场份额的底线，并会获得压倒性支持以推翻否决。我始终认为，里根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同意这项政策的，而是因为他有一种忠实支持自己任命的属下的心理，在这个具体例子中是鲍德里奇。我在《新闻周刊》上就这个问题和其他保护性措施所发表的评论文章中，阐述了我的观点：“里根政府为不可靠的短期政治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2]

　　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附带好处是有机会对参加会议的人施加影响，就我而言，在早期我一直试图影响唐纳德·里甘。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中，会议前后的有关讨论中，我都试图劝说他同意由财政部发行购买力债券，这种债券的息票与赎回价值都要根据通货膨胀做出相应调整。不过，我一直都没有说服他，虽然当时和当今的许多国家都发行了这种债券。当时我与里甘的主要分歧是政府如何完成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承诺。我指出财政部公开发行的债券的高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补偿远远高于政府的承诺，这是言行不一。只有发行购买力债券，政府才能做到言行一致，同时还可以从短期的低利息获得好处，从而降低账面上的赤字。不幸的是，我从来了没有能说服里甘接受我的建议。

　　最近又讨论了购买力债券的问题，这种债券对货币政策的支持措施，而且财政部也开始发行这类债券。我过去的学生，目前在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工作的罗伯特·赫策尔建议财政部发行名义上的购买力债券。依据两者的差异在于可以预先估计通货膨胀率，他认为这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推行货币政策极有价值。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支持这一建议。我走得更远，建议国会下令让联邦储备委员会将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保持在一个水平以下，例如3%，如果做不到就要对董事会成员罚款，例如，将他们的工资减半。

　　主张由财政部发行购买力债券的观点，和证券问题一样，已经是明日黄花，但是一直得到专业经济学家的支持。

　　唐纳德·里甘在里根总统第一次任期解散后，接替詹姆斯·贝克成为白宫总管，他试图结束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而且险些成功。里根知道后，推翻了里甘的决定，坚持继续保留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23]但是在里根的第二任期中，让政府担忧，也许可以说是焦头烂额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引人注目的伊朗门事件，因此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减少了。

　　我总是认为，里根在第二任期中没有在第一任期中那样有所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里根1984年参加竞选时“感觉良好”，也没有特别的承诺。这与1980年的竞选形成鲜明对照。当时他提出过一些当选后想要实施的特别政策，尤其是削减最低所得税率。因此他在当选后做出了特别授权。再次当选后就不同了。

　　对里根的结论性评论

　　对于里根政府，我没有对尼克松政府的那种矛盾感情。我以为1980年将成为转向小政府的决定性时刻，这个希望破灭了，但是这不是因为里根时代的政策。那些年里，因为里根采取支持限制货币发行量的政策，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下降了，而且规范与限制政策也明显减少。虽然由于民主党坚持限制房租，政府开支与税收的削减比里根所希望的要少，但是这是一个开端，如果不是布什颠覆了里根经济学，冷战结束后这两项都会不断削减。罗伯特·巴特利的《富裕的七年》准确地描述了里根经济学的成果，与里根的政敌歪曲的描述相比要准确得多。

　　在我的一生中，没有见过一个总统像里根这样，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自由社会的原则。

　　注释

　　[1]委员会其他成员还有：皮埃尔·林弗雷特，他是尼克松的投资顾问，也是他的朋友；艾伦·格林斯潘，他和马丁·安德森负责竞选中的国内问题研究；莫里斯·斯坦斯，他担任过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后担任尼克松总统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唐·帕尔伯格，他是普度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彼得·弗拉纳根，他是竞选事务副指挥，后来担任总统助理；还有密歇根大学的保罗·麦克拉肯。

　　[2]备忘录虽然写于1968年，但是直到1988年才公布，当时是Leo Melamed将其收入The Merits of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An Anthology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29-438);引文引自pp.431-432。

　　[3]整理后的会议记录收入The Draft: A Handbook of Facts and Alternatives, ed. Sol Tax (Chicagoi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论文集中有我提交的一篇文章，题为“Why Nota Voluntary Army?”(PP, 200-207页)。引文引自第8-9页。

　　[4] Martin Anderson,he Making of the All-Volunteer Armed Force,?in Richard Nixon: Cold War Patriot and Statesman, ed. Leon Friedman and William Levantross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1, pp.173-174).

　　[5]我非常感谢马丁提醒我注意这一点。

　　[6]委员会成员有：主席盖茨；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长期桥牌搭档；劳里斯·诺斯塔德，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欧文斯-康宁玻璃纤维公司董事会主席；艾伦·沃利斯；艾伦·格林斯潘；米尔顿·弗里德曼；托马斯·柯蒂斯，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副主席兼总编审，前密苏里州众议员，我以前就认识他，非常敬佩他的能力；克劳福德·格林沃尔德，杜邦公司财政委员会主席；史蒂夫·赫比茨，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学生；西奥多·赫斯伯格，圣母大学校长，美国民权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霍兰，汉普顿学院院长；约翰·肯珀，菲利普学院院长；珍妮·诺贝尔纽约大学教授，全美黑色人种妇女协会副主席；罗伊·威尔金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理事。

　　[7]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an All-Volunteer Armed Force (New York: Collier Books/Macmillan Co., 1970)，递交信未编号的第2页。

　　[8]同上，递交信的第1页。

　　[9] Milton Friedman, The Meaning of Freedom. (West Point, N. 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1985)。引自，1984年9月26日于西点军校的演讲。我没有这次演讲的文字材料，但是肯定基本上是准确的。

　　[10] Richard M.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78, p. 521).

　　[11]同上(P, 518)。

　　[12]同上，(PP.518-520)。

　　[13] Milton Friedman,ow to sell GovernmentSecurities,?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8, 1991)。根据传统的拍卖政府证券的程序，投标者按照他投标的价格购买，因此不同买者付不同的价格。依照降价式拍卖，所有投标者付同样的价格，这是所有证券都能出售的最高价。降价式拍卖的好处是鼓励更多的潜在购买者参加投标。

　　[14]其他成员有：阿瑟·伯恩斯、艾伦·格林斯潘、迈克尔·霍尔布蒂(来自得克萨斯的石油商)、杰克·康普、詹姆斯·T·林恩(尼克松政府行政与预算管理局局长)、保罗·麦克拉肯、威廉·西蒙、查尔斯·E·沃克、默里·韦登鲍姆、卡斯珀·温伯格和沃尔特·里斯顿。

　　[15]我们不是因为没有再受到邀请而是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正式宴会没有意思，充斥着显示自己重要地位的自我表现。

　　[16]参见：Martin Anderson, Revolution: The Reagan Leg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pp.261-271),其中解释了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起因与以后的历史。

　　[17]托马斯·索维尔因健康原因辞职，由胡佛研究所的丽塔·里卡多-坎贝尔取代。

　　[18] Anderson, Revolution, p. 267 .

　　[19]我还记得的人有：第一次任期内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先后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默里·韦登鲍姆、马丁·费尔德斯坦和贝里尔·斯普林克尔；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艾伦·沃利斯。

　　[20]参见我的文章：“Oodoov Economics,”New York Times,(February 2, 1992).

　　[21] Anderson, Revolution, pp. 267-268.

　　[22] Newsweek, November 15, 1982,p.90.

　　[23]具体描述可参见：Anderson，Revolution, pp. 269-271。